父亲当村长的那两年
郑重声明：本文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看了一眼手机首页上的日期，7月23日，大暑。暑假在家，每天过的都一样，吃饭、睡觉、接送娃…至于是几月几日星期几，都不大在意。“大暑”这两个字才让我多看了两眼日期，农历六月初六。六月初六？心里“咯噔”一下，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呀，六十岁大寿呢，差点给忘了！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生日几乎是被遗忘的存在，至多也就是打个电话、发个微信，祝福两句罢了。记得过年见面时，父亲还在担心，担心以后没活儿干了，因为工地上有规定：不准收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父亲干活从不含糊，任劳任怨，不耍滑头，因此工地上的头儿其实希望父亲继续留在那儿，但规定就是规定。
父亲这大半辈子，活得坦荡、真实、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因此人缘儿极好。村子里无论是东家盖房子，还是西家红白喜事，也不管是夫妻闹矛盾，还是赡养老人问题，都喜欢找父亲去管事儿，去主持公道。这种信任是长期相处下来的“日久见人心”。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村子里竞选村长，父亲在外打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居然全票当选。父亲不愿意当村长，一来怕自己没经验，干不来；二来家里就父亲这一个经济来源，村长那可怜的工资实在难以支撑一家子的开销。父亲推辞再三，但挡不住村支书和村民们的连番轰炸，还是从工地上赶回来，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为什么说是“烫手山芋”？因为父亲当村长这两年，是人生最“黑暗”的两年，是遭受非议最多的两年，是最遭人厌弃的两年，是“众叛亲离”的两年……
父亲当村长后尽心尽责，不折不扣地完成下达的各项任务，村民们有了难处也是尽力奔走，绝不敷衍。可就在那两年，政策有变，父亲也因为这两件大事被折腾得身心俱疲。一件是“禁止焚烧秸秆”；一件是“火葬制度”。这两件事，都是吃力不讨好，又得罪人的事。
那年，上面突然下达了“禁止焚烧秸秆”的新规定，说是污染环境。万事开头难。大家已经习惯了秋收后把秸秆在地里烧掉，突然说不让烧了，谁烧罚谁钱，这谁能接受得了？关键问题是：不让烧，这么多秸秆堆放在地里，怎么处理？况且你说不让烧就不烧啊？这大片大片的田地，谁也不能整日看着吧。不看，就会有人偷烧，待你罚他钱时，他说火不是他点的，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父亲他们几个村干部便各自分了工，一人一片地，都得看紧了。那几日，父亲可是累的不轻，除了吃饭，整日里在东边那片地里溜达转悠，惹得村民们与他争吵。“选你当村长，是觉得你会处处为我们着想，跟我们站在一条线上，早知道你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选你干啥？”一些“毒舌”村民开始语言攻击。上面的指令，父亲只会不打折扣地执行，这是他的性格，他学不会睁只眼，闭只眼。
有一次，父亲正在家里吃饭（他是刚从地里回来，才端上碗蹲在院子里往嘴里扒拉了一口饭），就听见有人喊道“东地里烧起来了”，那是父亲负责的那片地。他把碗往地上一扔，撒开腿就往地里跑去，等他跑过去，烧秸秆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父亲索性连饭也不回家吃了，就在田间不停地转悠。
“喜子，你看人村西头的那片地，都烧了七七八八了，你们也不是神，看不住也是有的，上头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你这样较真儿，谁能说你个好？谁会多奖励你个钱？”二大爷来家里给父亲做思想工作。
父亲只是沉默不语，我知道，这是无声的拒绝，他学不会阳奉阴违。
那些秸秆后来如何处置了，我已然记不得，唯一留在我心底的是：那一年，父亲横遭了无数的白眼和非议，脸上的笑容少了好多，皱纹倒是多了几条。
父亲当村长的第二年，上面突然要求实行“火葬”。农村对“火葬”制度是坚决反对的，他们骨子里的观念就是“人死后要葬在祖坟里”，这是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怎么可能轻易改变呢？可上级命令下达了，怎么办？这个工作怎么推进？村干部们各个束手无策。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商议的，我只知道结果是，要有人起个带头表率作用，给村民们做个榜样。父亲居然成了那个“打头阵”的人。那时候，爷爷刚去世不久（下葬那会儿还没有要求实行“火葬”），父亲竟然要把爷爷的坟墓掘开，给爷爷实行火葬。
大伯反对，两个叔叔反对，姑姑们反对，家里人全部反对，没有人与父亲站在一起，所有人都在指责他。母亲也是气得直掉泪，“你说你干个这干啥？逞这个强干啥？家里人都被你得罪光了。”可父亲就是这么执拗，在家里人全部反对的情况下，他一点也没让步，愣是带人把爷爷的坟墓掘开，给爷爷行了火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都对父亲甚是冷淡，爱搭不理！就连我，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堂兄妹们见了我，跟见了瘟神一般，全都躲得远远的。为此，我也一度在心里怨恨父亲。
不知道爷爷在世界的另一边会不会怪罪他这个倔脾气的儿子？但我知道，父亲在深夜无人的时候，一定不知落了多少眼泪。这种无人可诉的苦楚，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惦记村长的位置？一年两千块钱的工资，实在供不上一家子的开销，何况家里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学生（我和哥哥），更是入不敷出。就这么个芝麻大的小官（甚至连官都称不上），硬是把父亲忙成了陀螺，家里的一应事务全落在母亲一个人头上。
“你趁早别干了，赶紧给我出去挣钱去，一天到晚摸不着个人，家里啥活也指望不上你，又不见拿个钱回来，天天净瞎跑……”母亲只要一见到父亲，便开始唠叨。
“过年不是还给你发福利了？你不当村长能有这待遇？”父亲“嘿嘿”笑着回道。
“谁稀罕你的那些东西，不值个烂钱的。”
父亲这个村长，除了拿着那一年两千块的工资，也就过年这么一点福利了。就这一点点的福利，还不敢让人看见，怕村民们有意见。
记得那年，已经到了年二十七八，窗外飘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给大地装上了无数的小夜灯，夜晚犹如白昼。农村的冬夜，在十点的时候，已是寂然无声。父亲拉上我和母亲，神神秘秘地向村委会走去，深一脚浅一脚，任凭风雪打满头。
“爸，我们这是去干啥？”我禁不住内心的好奇。
“到了你就知道了，给你好东西呢。”父亲喜形于色，好似中了大奖一般。
到了村委会，敲开门，村支书在屋里烤着火炉，磕着瓜子，看着电视，翘着二郎腿，悠闲自得地等着呢。看见我们进来，村支书连忙站起来，指了指门后的东西说：“那些是你的。”
“一袋瓜子，一袋带皮花生，一壶油，就这点东西，还值得我们背着人，半夜三更冒着雪来领？爸，你这村长当的…”回家路上，我摇着头揶揄父亲。
“哼…你爸，他就不是当官的料，除了会掏心掏肺地死干，啥也不会。”
父亲确实不是当村长的那块料，他太认真耿直了。两年下来，父亲黑了、瘦了、皱纹多了、笑容少了。也许是因为父亲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位置不适合自己，也许是因为家里的确已经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总之，父亲终是找了个由头，辞掉了村长的职务。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这些事儿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却已是二十多年前了。时光啊，只求你能善待我的父亲，让他永远健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