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的记忆

       

图/文  王立兴

        东营子新庙落成，大贺三天，还请了僧人开光，做了大锅的斋饭供香客们食用，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二舅打电话邀众人回去赶庙会。

        对于这新庙，我只是个陌生的香客，倒是不由得想起那古庙来。

        母亲又念叨起了她那些关于古庙的记忆:庙院里俩颗参天的古树，被伐后留下盘根错结的树根;房梁间有成群蹿跃的大猫，姥爷一度认为那是神灵的化身;文革时人们砸碎泥胎，把神圣的大头颅扔出庙门;还有那个抠了神像眼珠子的男娃，他母亲的眼睛第二年无端的瞎掉……我是从小听着姥爷和母亲的这些古话长大的，所以尽管不曾亲见，这些传说也似乎成了我自己的亲历一般，连缀在了我儿时的记忆里。

        我在古庙旁玩耍的时候，它已经是一座荒园了  。

        古庙就在二姥姥家的东面。记忆中的二姥姥是个极干净的小脚老太太，她的院子正中堆着俩个方形的小土台，夏天的时候，土台子上种满各种鲜花，能叫上名的有“八瓣梅”和“海纳花”，那时我尚不知道它们有着“格桑花”和“凤仙花”的雅称。

        我们常常在二姥姥午睡时偷拔了她的海纳回去，晒蔫，捣碎，掺上明矾，然后将一团黏乎乎的花泥当宝贝似的攥在手心，糊在指甲上，再央姥姥用葵花叶子紧紧裹住，若能熬得过一夜的灼热难耐，第二天解开，扔掉那一团失了水分的渣子，清水里一涮，手和指甲便成了鲜亮的红色，这是那时盛夏最时兴的妆饰，我连走路时都恨不能将手心翻露在外面。

      庙的后面有一株极粗壮的海红子树，累累的红果子压弯了枝条，小孩子不必欠身，随手就能捋下一串好看的果子。其实夏秋的海红子干柴酸涩，并不好吃，但它那红丢丢的样子极其诱人。

        我们常被二姥姥的海纳和庙后的海红子吸引到庙的周围去，却从来不敢走进那庙里去。

        古庙从外瞭去，的确阴森可怕。围墙残断垲塌，只留满院的荒芜和几间破败的庙宇，庙宇的顶上长满杂草，甚至还长出几株高瘦的树苗子，常有成群的野鸽子从屋顶飞出。大人们是从来不靠近古庙的，他们大概都如我母亲一样，偶尔絮叨一下他们与古庙的共同记忆，至于后来，或是不信神偶，或是敬畏神偶，他们都不再去了。唯有在办丧事时鼓匠叫夜，逝者子孙要在出殡前夜随着鼓匠去庙里叫回逝者的魂灵，这是习俗，不可不去。

        二姥姥有个孙女，名叫花芹，与我同龄，我去姥姥家小住时常找她玩耍，她尽管每天哄着俩个流鼻涕的小弟弟，却总能在大人们午睡时召集起村里很多孩子变着花样的游戏。

        当海纳花和海红子在一群孩子的眼里渐渐失去颜色的时候，我们有好几次在花芹的组织下壮着胆子走近庙门，想瞭一瞭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只野鸽，我想庙里一定有一层鸽子蛋吧。可是每次走到门口，总有人突然喊一声后扭头就跑，便把一群玩伴吓得一哄而散，然后再走近，再喊，一群人再跑，再散……结果真的惊动了庙里的鸽子和草丛中的野猫，灰色的鸽子扑楞楞地飞上房檐惊恐地踱步观望，黑黢黢的大猫拖着粗奓的尾巴跃出断墙。然后就有人七嘴八舌、煞有介事地讲起大人们所说的神灵……

        后来终有一日我们互相怂恿着走进那个神秘的地界。好奇驱走了恐惧，不记得当时有多么害怕了，只记得拔开蓬蒿走进院子，黑窟窿洞三间屋，没有门，一群人探头探脑推搡着进去，里面竟然没有想像中的狰狞鬼怪，也无神偶泥胎的遗存，只有紧连四面墙壁筑起的一排排粮仓，仓里空空如也。原来这庙，和姥姥家存放粮食的东房一般无二。

        竟然就这么畅通无阻地进来了，也没遇到什么希罕的东西，失落之余，我们都不再害怕了，喧哗着跑遍三间屋的每一个角落，在其中一间屋里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香炉，还有几只馒头，放在一个烂了沿子的瓷盘子里，显然是冥冥之中有人来供奉过神灵，馒头已经零乱破碎，大概是被猫和鸽子吃过了的，我当时想，不知那人的祈愿实现了没有。

        还有一间屋的房梁上残存一些彩绘，蓝汪汪的一片，不清晰了，好像有个孙悟空，又好像不是，或者是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别的什么神仙，只识得孙悟空一人，就把那彩绘中的人当成孙悟空永远留存在记忆里了。

        自此，破庙就成了我们最理想的游戏基地。我们每天中午不约而同地潜进去，捉过迷藏、掏过鸟蛋、捸过蛐蛐，还把二姥姥场院里的麦秸秆偷抱来铺在古庙的地下，排成一排睡过午觉……

        后来不知是哪个玩伴将消息走漏，每家的大人都把娃娃们打骂了一顿，警告不许再去，说那草虫里藏着大蛇。我也因此被姥姥责骂，说是要捎话让我父亲来接我回去，还强制着我歇了好几天的午晌。从此就再也没有去过。

        我后来才懂得用我母亲所说的“破四旧立四新”来解释我儿时在庙里的所见，原来这庙在文革后被改造成了农业社的库房，粮仓里存放着农作物的种子，姥爷曾在这里管库。

        童年一过，时钟便转得飞快，别说再去那破庙了，连姥姥家也很少住了。

        好像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二姥姥离世了，那时我上初中;再后来听说花芹嫁人了，丈夫也是个庄户人，那时我读高中;然后2002年姥姥离世，我和丈夫回去送葬;2007年姥爷离世，我们带着六岁的苗回去奔丧。

        从此以后，似乎再也没有了回东营子去的理由。

        每隔几年偶尔去看望一下大舅二舅，路过那个旧庙的巷子，车子驶过的瞬间，我总要欠起身一直瞭向那巷子的尽头，却没有一回能望见那破败的墙垣。

        今天的新庙在旧庙遗址处拔地而起，三天来香客众多，香火不断，旁边还搭了个戏台子唱晋剧，戏场里尽是些不认识的大闺女小媳妇，巷子里还有摆地摊做买卖的，卖的也尽是些城市里常见的小玩意儿。庙是新的，村子里的其它一切也早在几年前就被覆盖一新了，我连那棵海红子树的方位也找不到了。唯一能给人归属感的，就是二姥姥的那个旧院还在，当年没有觉的，如今看来它竟是那样低矮，院子里空空荡荡，土台子不在了，格桑花和凤仙花也没有了。院里的窗台上摆着几盆清瘦的花，大门敞着，家门虚掩，院里屋里都没有人，听二舅说花芹的爸妈还住在这里。他们如今，应该也到了当年二姥姥的年龄了吧。

        烧完香，我竟在人潮涌动中遇见了花芹的弟弟，记得当年一群人在庙门口一哄而散时，他跑在最后吓得哇哇大哭，因此被我们安排在海红子树下不得走动，眼前的这个庄稼汉，就是昨日那个流鼻涕的小弟弟，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了，我们打了个招呼，我很想向他问问花芹，却一时语塞。

        回来后，我一边翻看照片，一边如我母亲当年一样喋喋不休地给苗讲述我的那些记忆片断，苗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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