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8年，16岁的白居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带着自己的得意诗稿，从江南之乡来到繁华似锦的国都长安城，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后，揶揄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长安城早已不复当年繁华，偏安西北一隅，掩埋于历史的沧桑之中。北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中央。这个承载了2000多万人口梦想的北方第一城，繁华程度不亚于当年的盛世长安。

然而，2018年的夏天，不少如白居易一样的翩翩少年，走出校园，想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帝国最繁华的首都大干一场，施展胸中抱负时，发现面对的第一个生存问题竟然也是“燕京房贵，居大不易”。

据统计，2018年7月，北京房租同比上涨达到21.89%，环比涨幅2.63%。在四个一线城市中，北京房租以每平米92.33元的价格一骑绝尘。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01 北京的崛起

公元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闲赋于京城的袁宏道在《满井游记》中写道：“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可见在这个来自湖广公安的南方人眼中，北京并非宜居之地。

终明一朝，若不是朱元璋四儿子朱棣抢了自己亲侄子的皇位，然后利用皇帝的无上权威，强制京城迁移到自己的封地，相较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的山乡水城南京，冬季寒冷干燥的北京怎么也不可能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在明之前，蒙古人的元大都选择了北京，这里离蒙古人的元上都很近，气候也相似。更早之前的宋朝选择了汴梁，唐朝选择了长安和洛阳，翻看黄历再往上数，西汉长安、东汉洛阳，秦朝定都咸阳。自秦朝完成大一统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北京被选择为帝国首都也不过是近800年的事。

清承明制，满清铁骑入关后，自然就选择了北京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这儿离满人的发源地盛京更近，南京、西安、洛阳对于从辽东森林里走出来的满人来说并不是定都的最佳选择。

民国建立后，来自广东香山的国父依然选择定都南京。可惜，河南项城的袁世凯握有枪杆子，因小站练兵而掌握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陆军力量的袁大总统，当然不愿意离开北京老巢去南京当总统。在这场“南北之争”中，北京再次获胜，成为北洋政府的首都。

北伐战争胜利后，以完成国父遗愿为最高行动纲领的国民党，遵从国父遗嘱继续选择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这个时候的北京叫“北平”，在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的年代里，北京不仅失去了首都的光环，也失去了北方第一城的光彩，甚是落寞。

1949年1月，领袖问王稼祥：“全国就要胜利了，中央在考虑定都问题。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西安，就是开封、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王回道：“南京太靠东南沿海，历史上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西安，太偏西；洛阳、开封经济落后，又常有黄河水患，以上城市均不宜定都”。领袖又问：“那哪里合适”？王答道：“北平”。这段历史上的定都之问，决定了北京城今后60年的命运。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全体代表一致同意确定首都设在北平，自当天起北平正式改为北京。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众多资源迅速向北京倾斜，北京至此重新回归舞台中央，城里的一只蝴蝶震动一下翅膀，都能在全国掀起一阵飓风。北京，成了全国人民的北京。

02 北京生病了

建国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这位古建筑学家，坚决主张保护北京的城墙和古建筑，他认为管理城市是一门科学，城市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对待它，它会生病的。

1952年，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妨碍群众接受检阅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上失声痛哭；1959年，为扩建天安门广场时，中华门被拆除，梁为保护古迹与众多委员激烈争论，受到副市长吴晗批评，当场痛哭失声。古有孟姜女哭长城，今有梁思成哭城墙。高层闻此斥责：“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60年后，北京人口2000多万，建成区面积1400多平方千米，高速公路从一环建到七环，轨道交通19条，运营里程574公里，却依然解决不了拥堵；因过度抽取地下水致地面每年下沉11厘米，“南水北调”工程两年为北京供水19.4亿方，却依然解决不了这座城市的水资源紧张问题；08年奥运会外国运动员戴口罩参加比赛被批歧视中国，2016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198天，其中重污染天数39天，雾霾像鬼魅一般时常在这个城市的冬天里出现，治霾基本靠风；从2010年起，北京就开始严格执行限购政策，2017年一年更是发布调控政策30多次，却依然控制不住房价暴涨。

上学难、看病难、出行难、居住难、呼吸难，建都800年后，生活在这所城市的人突然发现北京病了，这种病叫“大城市病”。

1950年，建言失败的梁思成，对北京市长彭真说：“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50年不过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惊鸿一瞥，很不幸的是，梁先生当年的预言竟一语成谶。

03 给北京治病

北京有“病”得治，不能讳疾忌医。中医治病讲究辩证治疗，要找准病根，方能药到病除。那么，北京的病根是什么？专家的解释是：北京作为首都承载的功能太多了，人口和产业超出这片土地的生态承载极限，导致大城市病凸显。

吃瓜群众问：北京应该承担什么功能？

专家：首都功能。

吃瓜群众：废话，详细点儿。

专家：这个嘛，我说了不算。

2014年2月26日，最高领导考察北京时，提出北京要建成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至此，北京“四个中心”的首都功能正式明确，凡是与“四个中心”不相符的功能，都是非首都功能。

吃瓜群众：北京的首都功能既已确定，接下来这病该怎么治？

专家：疏解非首都功能呀！

专家就是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2015年京津冀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正式发布，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北京800年的都城发展史上，首次做了减法运算，一方面通过推动人口、产业向河北天津等地转移，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北京被要求先富带后富，特别是要带着河北的几个穷兄弟脱贫致富奔小康。于是乎，动批去了沧州，西红门去了燕郊，北京的地铁规划通到了廊坊，中关村产业园区在河北遍地开花。

随着产业、人口、交通的一体化，房价也开始一体化，燕郊房价最高时两万多一平，大厂房价最高时两万三一平，香河房价最高时逼近两万一平。当然，经过一轮房价暴涨之后，环京地区再无价值洼地。12年在大厂投了一套房的姐姐，17年经历了财富剧增的斑斓梦幻后，忍不住又在唐山全款投了两套130平的大房子，用她的话说，唐山郊区5000元一平房价，简直就是白菜价，买到就是赚到。

04 北京的治病药方

治病需要好郎中，北京的治病药方是“疏解”，疏解人口和产业，疏解非首都功能。好药方，更需好药材。对于“疏解”来说，最好的药材就是方案和行动。

为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北京决定，2017至2020年期间，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这个专项行动主要是干什么？一方面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相关产业和人口，另一方面是整治违法建筑。从去年起，一大批“散乱污”企业被关停，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口被疏解出北京。与此同时，大量存在安全隐患的违建被拆除。2017年底大兴冬天里的一把大火，大量群居公寓以及不合乎安全规范的建筑被拆除，许多租户流落街头，那一刻兽爷在文章里说，北京被折叠，结果那篇文章没有活过当夜。

违法建筑的产生，是多种条件的综合产物，很多还是历史遗留问题，十几年来都没有人管。想必很多违法建筑里，曾经住过不少名人，毕竟现在的一些大佬，一二十年前也是“北漂”。

二十年前的“北漂”，和现在的“北漂”没什么不同，除了梦想值钱外，身上一无所有。这部分人，来到北京住不起楼房，就选择低廉的城中村作为落脚之处。

村民在收租的利益驱使下，想尽办法在自家院子里加盖更多的房子，来获得更多的租金回报。加盖的这部分房子，没有取得相关政府批文，自然就成了违法建筑。

拆除违法建筑，是个技术活儿。在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方面，老百姓向来是毫不妥协的。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干部也不例外。

我父母是20年的“老北漂”，现在租住在离河北大厂不远的D村。镇里给村里下达了拆违任务，建台账，今年必须要拆除多少平米的违建，才算完成任务。村里的违建，都建在村民自家院子里，去人家院子里拆房子，总抹不开乡谊情面。刚好，北京的土地金贵，村民院子里建满了用来出租的违建，厕所没地方建，就建在了院子外面。正在发愁的村干部脑子一转，想到了一个锦囊妙计。

村干部找到村民：你这厕所，谁让你建的？

村民：我自己建的，家里的人多，找不到地方拉屎撒尿，总不能拉家里吧？

村干部：有政府批文吗？

村民：没有。我从没有听说，建个厕所，还要向政府要批文。我这厕所又不是商品房，不出售，要什么批文？

村干部：那不行，你这属于违法建筑。根据政府规定，限你在月底拆除，不然后果自负。

光这样说，还是不行，村民建厕所，怎么也说也花了一定的材料费、人工费，没有人愿意主动把自己的花费了成本的作品毁掉，何况这作品还有使用价值。

好办，拆厕所就先从党员干部家拆起。普通老百姓一看，好家伙，我们村长都拆了，我这违建肯定也是保不住了。这样一想，也就认怂了，以前老百姓的心态可是谁拆我家房子，我跟谁拼命。所以，近一两年北京的违建拆除力度之大，规模之大，以及拆除过程之顺利，是以往历届班子想都不敢想的。

据《财经》杂志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北京累计拆违1.2亿平米，相当于拆了177个北京像素。北京像素是北漂的居住圣地，住了3万人。

05 暴涨的房租

作为“老北漂”，妈妈98年刚来北京时，住在六环外一间特别低矮的城中村小土屋里，每月房租100元，离当时的区政府也就七八百米的距离。这样的距离，让推个破板车，满大街卖水果的她，围着区政府，出门走上两圈，就能很快把一整车水果卖完。水果是速销品，保质期短，必须快进快出，才能卖上好价钱。

房东是北京土著，一天下暴雨，小屋里溢满水，妈妈坐在床边两眼发呆，房东女主人一直喊我妈名字：小孙，快出来吧，这房子快要不行了，再不出来就没命了。

妈妈说：当时她坚持不出来，因为这个屋子虽然地势低，下雨天容易倒灌进水，但房顶还是好的，不漏雨。她要出去的话，就再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现在，当年她住的那个村子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称为商务区的高楼大厦。

从98年到现在，随着北京城的扩张，大量城中村消失了。与城中村一起消失的，还有被拆除的巨量违建房。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中村就如国外的贫民窟一样，扮演着拉低房租的关键角色。房租上涨，逃脱不了市场规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供需决定价格。随着低价的城中村、违建房等可供租赁的房源急剧减少，剩下的房源，房租只会更高。

08年，卖了10年水果的父母，二次创业，来到了离河北只有一河之隔的D村，承包村里的土地种水果。当时，D村的一间平房每月房租150元，而且可供选择的房源很多。D村有200来户，每户人家院子里，都建有3-4间用来出租的违建房。

17年冬天，大兴大火之后，我妈的手机快被老乡打爆。十几个老乡找不到落脚之地，纷纷投靠我妈，让我妈帮忙找房子。我妈充当起了中介的角色，不过不收中介费。当时D村一间开间600元，加上网费、电费、水费，一个月核算下来要700元左右，就这还一房难求。

我以前总感觉，父母选择的这个创业地点太偏僻了，跨一步就到河北了，后来发现还是父母有远见。10年后，那些当初选择租住在城区的老乡，还不是和他们“殊途同归”，又回到了村子里。就如20年前，他们一起从老家的农村来到北京一样，20年后他们又住回了农村，不过是北京的农村。

村里人都说，D村5年内肯定会被拆迁，到时候爸妈和他们的这些老乡去哪儿租房，没人知道答案。

爸妈说他们老了，种果树劳动量太大，地租也涨钱了，利润太低。5年后，如果D村拆迁了，他们会回河南老家，老家虽然挣钱少，但开销也小，关键老家有房住，不用租房。

大学毕业后的我，当然不能忍受城中村没有暖气和卫生间的廉价房。为了节约开支，没结婚前我与别人合租，每月不到两千的房租，代价是每天早晚上厕所洗澡都得排队。结婚后，租了个最便宜的两居室，59平，一个月3720元，加上中介费，将近3800元。

今年5月份，孩子出生后，换了一个六环外89平的大两居，一个月4100元，中介费3700，加上每个月的必须开销，平常连个外卖都不舍得叫。

当时找房时，为了抢一个报价3700元的地铁房源，中介自费打滴滴带着我第一个见了房东。但房子没有家具，装修一般，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我还是选择了现在这个每个月贵400元的万科精装修的房子。

8月份听到房租暴涨的消息后，我暗自庆幸，幸亏在5月份把房子定了下来，不然拖家带口的我与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起抢房子，不知又要费上多少周折，才能在诺大个北京城为家人找到一间栖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