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生命的悲剧意识》（1—4章）

 

读《生命的悲剧意识》（1—4章）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对哲学中人存在问题的理性思考予以否定，认为以往的哲学家把人只作为一个理念，过分强调普遍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而忽略了作为个体人本身的价值。按照乌氏的观点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是有血有肉的人”才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哲学研究的主旨，因为当初人们进行哲学思考经过了漫长的探求过程，从具体个别的感性思维逐步过渡到抽象思维，进而认清了个别和普遍的关系问题。而理性思维是研究哲学不可或缺的必然手段，乌氏的观点显然受到十九世纪未盛行的非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的影响，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

按照乌氏的说法，“具体的与个体的‘我’不是指费希特所讨论的‘我’（指理性），而是指费希特他自己，费希特他这个人。”显然个体的人是乌氏研究的重点，但他并没有陷入孤立静止的方式讨论，他用了辩证统一联系的方法来支撑自己的论述，提出了决定一个人，是缘于统一性与连续性的原则，并坚守个人的人格。而后进一步强调个体人的重要性，“对于宇宙而言，我是微小不足道的，而对我自己，却是一切”。同时要呼吁个体的生存权力，即“人是一项目的，而不是手段”。乌氏极力反对为他人奉献而牺牲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目的的作法。他明确地讲道，“活在此地是为了实现为自己，为了活下去。”但，同时人的生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对不止息的生命的渴望，另一方面对尘世生活感到没有意义，人始终处在心境和理智的矛盾中，人就是在矛盾中才得以活下去。因此生命是一场悲剧，一场持续不断的挣扎，而却没有任何胜算的希望。

乌氏认为哲学问题最具悲剧性格的是，“如何调和智性的需要与心和意志的需要”，理性哲学是无法解决生命永恒的、悲剧的矛盾。因此不能仅进行纯粹理性的思考，还必须包含对整个心的关照。生命本身就是缺憾不完美，如果无视或者假装不知道，那他便是伪善者。要对生命怀有悲悯之心，学会哭泣不单是情感的展露，更是对人生命的普遍关怀，从而上升为对人间的爱，这样才使得这个有情世界更具意义。这正是乌纳穆诺的理论核心：生命的悲剧意识，它“包含着生命自身和宇宙的整幅概念，以及或多或少系统化的或多或少有意识的整幅哲学”，这种意识还可引申到整个民族所有。

从根本上讲人的求知欲是为了生存需要，由此而衍生出另外的知识，知识是为自我保存的本能提供服务，而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是生命的本质。而理性是内省与深思的知识，人类的显著特征，社会的产物。人作为社会一份子，为了保存自己和能够在社会里永存，而认识那些他必须认识的事物。按照乌氏的分析，自我保存本能——饥渴——个体生命的根本——可感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感觉世界。永存的本能——理想（精神）世界——人类社会的根本——爱的产物——人所爱的理想世界。

理想世界的创作者所幻想或想象而产生理性。

阐述了哲学的思考根源。乌氏的观点是哲学家首先是个人，在他从事哲学研究以前必须要生存，事实上他为了生存才从事哲学研究。但“哲学常常把自己转换成一种精神上淫媒的艺术。”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古希腊人当初进行哲学思考的动机，对自然万物的循环往复、生灭变化进行探究，寻求一种永恒不变的的开端、本原或主宰，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抽象的哲学认知概念，往往用具体直观可感的物理现象及数字符号等来论证抽象普遍的万物本原。万物生灭变化，当然包括人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初的哲学思考也是对人生存困惑的思考。乌氏在此强调的是，从事哲学思考是凭藉着理性，但理性的事物是反生命的，而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这就是生命悲剧的根源。正因为强调个体生命的根本，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于不死的渴望，对于个人不朽的渴求，我们本能地坚持对无限存在的努力，这是我们真正的本质，因此这就是知识的情感基础和人的哲学的内在起点。

对不朽的渴望论述。人存在这个世界，灵魂总是要求更多的空间，成为我整个的自我。在这里乌氏并不是孤立地表述自我，也承认“成为自我的整体，也就是成为其他所有的人。”人最终的欲求将是永恒，而对永恒的渴望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爱本质上就是希望在所爱人身上使自己得以永恒。

历代无数诗人从他们的心灵深处，为尘世的虚幻与爱情发出呼声，这也成为乌氏对自己观点的注解，尘世的虚幻感激发我们内心的爱，而爱又能克服虚幻感与短暂，从而使生命再度充满生机得以永恒。

一切终将逝去。永恒的存在，构成我们对生命的渴望，对上帝的需求，对永恒爱的渴望，上帝般永远存在，对不朽的崇拜。

人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沉思，必然会引发我们极度痛苦的意识。如何从痛苦意识当中解脱，乌氏的补救办法，要勇敢面对死亡，即“在最终处却能增强我们心理上的勇气。”人类种族不过是虚幻，将从空无走向空无，我们的意识将回归到绝对的无意识状态中，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死亡。乌氏的这种观点颇具海德格尔“向死而生”“向死而在”的哲学论点。

为此，追寻爱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永恒，而对生命永恒的渴望，又是虚幻的，为从这痛苦意识中解脱的办法是死亡，爱与死亡之间只是一线相隔，“当爱涌现在心灵低处的刹那，死亡也同时存在。”当你追寻死亡时，也同时受到爱的震颤，死亡是为了在虚幻的渴望中获得解脱。这就是乌氏想表达的生命的悲剧，但也是永恒的。

追求灵魂不朽不过是理智荒谬的信仰，不足以满足心的渴望，在对生命渴望的欲求中，灵魂在饱尝折磨。

进一步强调个体的实在意义，以我为中心，我就是宇宙的中心，“每个人都比所有的人类更有价值。而且，不能把单一的个体奉献给全体。”当然也不能以牺牲自己，把自己奉献给子女，而且子女们一代代推衍下去没有尽头。乌氏告诉我们，这种没有自我的所谓奉献，最终造成没有人得益的无意义的牺牲，我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创造自己。

乌氏对社会的理性说教予以否定和嘲讽，认为他们是在用谎话来欺骗，告诉我们什么也没有消灭，事物的相互转换，生命的活力源泉也不曾消散等等来安慰我们。但就我来说，我并不是永恒的，我的渴望不能淹没在“全体”的广袤当中，不能臣服于上帝的支配，我所渴求的不是不朽的幻影，而是明确的实体。在此乌氏明确地表达了对理性遏制人性的观念，忽视个体生命的本能情绪和欲望，发出呼喊；“不要向我说什么幻觉——只要让我活下去！”个体的存在就是要自然而然地活下去，没什么权利和理由，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我不愿顺服于理智，我要抵制它。”

在乌氏看来，理性和逻辑真理不能解决生命中的欲求情感等问题，理性思考就像“协议公式”试图解读精神情感生命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为了达到解释世界与存在为目的这才是理性的工作。为此乌氏引用了怀疑这个词的用意，他称这里的的怀疑不是笛卡尔方法论上的怀疑，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怀疑属于纯理性上的，并不是乌氏所指的怀疑论。他所指的是“属于情绪上的怀疑，它是理智与情感、科学与生命、逻辑与生命的永恒冲突。”“科学摧毁了精神与情感生命的基础，而精神与情感是永不让步地对抗理智。”这种怀疑是建立在它的伦理学，又是宗教的基础，并在随时冲突破坏中重建，它的意志永不顺服不能死亡。而理智最大的错误是拒绝承认生命欲望提出的问题。

乌氏尽管对克尔凯郭尔存有不同看法，认为他“同样是一位抽象思考家”，但他依然推崇这位非理性主义哲学先驱，并引用了克尔凯郭尔的大段文字，大意是：抽象思考只是在关于存在问题上才能被看出来，虽然它一再吹嘘解释不朽，但显然是把不朽与永恒当成了一回事。然而，抽象思考并不对个体存在感兴趣，他思考的不朽是可以把一个个体的存在物毁绝，然后再使我成为不朽的。抽象思考家拒绝承认和说明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关联，然而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本身就是无限与有限的复合，并且对它的存在抱有无限的关注。实际上抽象思考者也是这种复合者，尽管他的著作非常卓越，却依然活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状态里。这段文字是对理性主义的典型人物黑格尔的诘责，而克尔凯格尔观点的正契合乌纳穆诺的思想，可以看出，乌氏关于个体生命的理论显然受到了克尔凯格尔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理性主义繁复严谨的抽象思维取得前所未有成就的同时，也断送了我们富有激情的生命体，消除了我们的狂热，抽象的不朽并不能取代我们具体实在的不朽。

也许为避免观点过于绝对化，接下来又指出非理性与理性虽然互不相容，但两者之间呈现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非理性的总是希望能够理想化，而理智也只有在非理性的领域里才能发生作用”，但强调的是在两者挣扎中他们才能结合，也就是理智与欲望、理性与情感的挣扎，此时的两者的结合显得至关重要。而信仰是非理性的，正如基督教能够从死亡中拯救我们的非理性信仰，就是被理性主义的希腊文化所解救。宗教信仰与文化哲学的结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文艺复兴的辉煌，没有圣保罗中世纪就不可能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信仰的本质是意志而不是理智，信仰就是愿意相信。意志和才智各自寻求不同的目的，意志依赖物质以我为中心，总想将世界据为己有，它是一神论。而才智是把基础建立在观念之上，不需要外在的事物就可以运转，它是以钻透这个世界为目的，它是一元论或泛神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彼此需要，宗教包含着哲学基础，而哲学植根于宗教，哲学史等于宗教史。

“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理智与生命之间的冲突的历史：理智一心一意要把生命理想化，并且强迫生命屈从于那不可避免的最后死亡；而生命却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智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务。这就是哲学的历史，它也永远无法跟宗教的历史分开来。”

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理性是怀疑和对生命的否定，这种怀疑是由于理智欲望之间冲突摩擦而产生的。在与理性抗衡中，生命找到它确实的基础，因为这是我们心灵隐秘之处存有的对生命的渴望，这种激荡的欲求凭藉着信仰的巨大努力，能使我们得以克服理性的谬说，它不是理性认为是生理机能的作用，而是作为人留存在心灵深处那不朽与永恒生命挥之不去的渴望。然而这概念也使我们在所难免地卷入矛盾与荒谬当中。克尔凯格尔曾说过：如果灵魂的有限性是令人觉得可怖的，那么灵魂的不朽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也正是这矛盾带给我们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

尽管乌纳穆诺极尽全力大声呼吁旺盛的生命渴望，但他的理论是必须建立在克服理性阻碍的基础上，但他自己也深知“在我们想象这份自我的永存能跟我们的渴望取得协调的途径上，还会阻隔有什么样的难题与障碍呢？”为此他做了并不明确的解决办法，让我们把它想象成一种永恒的再生，永恒的自我成长，还可以迎向上帝，迎向宇宙意识的一次旅程，即使是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终点。当然他也知道“所有这些解释都是模糊不清的，冗长的”，为此他又申明我们不要过分地考虑天堂和地狱，而且并不只是我自己，这是牵扯到整个人类的种族，也是所有文明的终极目的。

当你感悟到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会有一种到达了深渊底层的窒息感，生命与理性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将始终伴随着我们，这是人类生存本质的一个永恒矛盾，人们是无法逃避和掩盖的，当你能够勇敢的正视面对它时，反而会在绝境中燃起生命的旺盛活力，你会透过理性的遮蔽重新认识自我，自我抉择人生的真正意义，既然存在要活下去，就不能压抑自己正当的欲求，释放内在的潜能，这也许是乌纳穆诺探讨生命悲剧意识所要表达的积极一面。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