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三）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书笔记
上接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政治思想
共和政府理论
之前已经说到，人文主义兴起的背景，是君主制政府或者说是signori政府体制十四世纪末在Regnum Italicum的普遍建立。但是有两个地方成了例外，就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地方对外战胜了强敌，对内防止了僭政。于是乎，在十五世纪，在这两个共和国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献风格，或者说意识形态。这些文献既称颂其城市的伟大，又以其对“自由”的保持而解释其伟大。
早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背景介绍中，我们已经知道了里米尼的恩里科在约1300年就已经称颂威尼斯的伟大，并将其伟大解释为基于枢德的制度。后来的维尔杰里奥在《论威尼斯共和国》中进一步表述了威尼斯的神话，他论证道威尼斯之所以既能保持和平又能维持繁荣（荣耀和自由），是因为其具有真正的贵族制政体形式，是君主统治形式和民众统治形式的中道。也就是说，威尼斯的伟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政体， 这种政体就是混合政体，更具体的说，是stretto（窄的：偏向贵族的安排）的混合政体。
其余的如特雷比松的乔治也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将威尼斯与斯巴达政体相比较，认为该城的贵族制以及受引导的共和主义，构成了柏拉图之理想在现实中的实现。
就佛罗伦萨而言，此时这里独特的政治文献风格或者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对自由颂赞的爱国主义，代表人物是布鲁尼，他的代表作则是《佛罗伦萨城颂》，论证方式和资源大多来自古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
布鲁尼的《佛罗伦萨城颂》主要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称颂了佛罗伦萨的伟大，包括建筑的宏伟、财富的庞大、力量的巨大，后半部分则用来解释为何佛罗伦萨能够取得如此荣耀。
布鲁尼的核心论点是：
佛罗伦萨的伟大是其自由的果实，得自它享受了“自由的生活方式”。P475
什么叫自由的生活方式？
布鲁尼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首先共同体是自由的，这意味着共同体能够不屈服于外在的强迫，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针对外敌而言的；其次，对内来说，自由意味着防止内部有权势的个人或党派攫取权力。
因此，说一座城市的自由，就还要说它的市民们成功地抵御了内部的威胁，维护了他们行动的独立性。P475
那么这种“自由”是如何得到维护的呢？原因在于两套制度。
一套是能够抵御外敌的战争机器；一套是能够防止内部不和的混合共和制度。
斯金纳认为布鲁尼在两个地方有着独创性。
（a）一方面，与之前的人文主义者如布鲁尼的老师萨鲁塔蒂相比较，布鲁尼更加强调自由、共善与城市荣耀的关系，这一点布鲁尼的思想资源主要取自古罗马的李维和萨路斯提乌斯。布鲁尼认为：
若要伟大，就必须坚持自由；若要尽可能的维护自由，就必须采纳混合共和政府。
布鲁尼的老师萨鲁塔蒂则认为，维持自由只需要共同体的法律是以共善为目的制定的就可以，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共和国，一个谨慎且守法的signore也能实现。
(b)另一方面，与威尼斯的倾慕者们所强调的stretto混合共和政体所不同，布鲁尼则推崇largo（宽的，更包容的）的混合政体。佛罗伦萨人意识到，要决定与人民集体有关的事物，就必须出于人民集体自身的意志。
斯金纳认为，布鲁尼虽然强调了军事制度和政体形式的重要性，但他论证的真正根基在于，到底是什么激发了这些制度。秉承西塞罗的教诲，他认为关键在于拥有virtus，他也认为古罗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virtus。
(c)彼特拉克虽然也强调virtue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最佳的生活方式始终是具有闲暇（otium）的生活，关注于私人生活，从公共生活隐退。这种思路在布鲁尼们这里逆转了，他们秉承西塞罗，认为virtus之所以值得赞颂，就在于始终落实于行动。他们需要一种事业（negotium），来证明自己的virtus，他们认为彼特拉克的那种otium是对责任的放弃。那么这种事业在布鲁尼这里是什么呢？就是关注公共事务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 civilis）。（1）
早在维尔杰里奥那里，在写给彼特拉克的一封信那里，他就已经表示：
“最成熟，最有价值的哲学，必定是栖身于城邦，避免孤寂的哲学，关注的是整个共同体的善。”P477
此外，布鲁尼不仅对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的思考思路与彼特拉克不同，关于virtus的适用人群，也与其不同。彼特拉克及其追随者所讨论的virtus主要局限于考虑君主的virtus；但布鲁尼认为若要保护自由，维护城市的荣耀，则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具有virtus。（2）
进一步，就virtus的内涵而言，早期人文主义者的脑海里是传统的作为公正法官的统治者形象，因而强调的重点是正义。但布鲁尼追随西塞罗，一方面同意正义的核心地位，并且将其与beneficentia（宽宏大度）以及避免iniuria（损害）相联系；另一方面，同样强调西塞罗那里的另外三个枢德——明智、勇敢（解释佛罗伦萨的军事胜利）和节制（唯此，制度才能有序运转，是制度的核心）。
对于布鲁尼，斯金纳如此总结道：
布鲁尼故事的教益在于，若要实现我们共同体的最高目标，我们都必须以全套公民德性为之效力。所以，可以说布鲁尼暗中提出了古代共和主义的两个进一步的主题：是什么构成了国家的optimus status（最佳状态）；以及哪些品质能够塑造真正的贵族或者值得赞颂的公民，即拥有vera nobilitas（真正高贵品质的），其行为配得上荣誉和仰慕的公民。P478
最后在这一小节，斯金纳认为布鲁尼所提到的真正高贵的公民，实际上与人文主义的本质密不可分，这一本质就是探讨什么是高贵的生活。典型的如波乔·勃拉巧利尼的《论高贵》。
（a）关于德性是真正的高贵的观点，首先出现在古罗马的贺拉斯、塞涅卡等人的著作。其次在文艺复兴之前这一观点就已经得到复兴，如但丁及其老师拉蒂尼都认为德性是唯一的高贵。
(b)然而，经院主义的兴起，对这些早期的假定进行了挑战。因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公共服务要求闲暇以及维持闲暇的手段，所以最有效最值得赞颂的公民总是那些既有德性又有财富的人，而且他们的财富需要是继承而来，不是凭自己营生之技挣来的。由此，高贵是家世、财富与德性相混合的说法，在经院主义那里占据了主流。
(c)因此，当人文主义者坚持virtus等于vera nobilitas时，他们再一次向经院哲学的各种价值发起了直接的攻击，如上文提到的波乔的《论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