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宗教分类图之二

马克思认为人的经济处境决定人的意识形态，这在极大程度上都是有效的、尽管存在着个别例外。当一个人自认为是某种基督徒或某种佛教徒（因为民族或家族原因生而为某种教徒者除外）一定意味着某种其实跟宗教无关的经济/社会因素在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类型的宗教信徒不过就是不同类型的经济/社会处境、而宗教身份不过恰好足以支撑这样的经济/社会处境而已。

就拿改革宗新教徒来说吧，我们可以从其对合乎教义的生活方式的极端强调中感受到一种浓烈的道德规训的意味。但他们极其地排斥宗教之“神秘主义”之体验与潜修以及深邃的哲理探讨。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一个人规训为“合乎标准”的基督徒。改革宗信徒高举《圣经》满口称信的“上帝”更像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不苟言笑指手画脚的职场总经理（其宗教带领人往往具有这种气质）。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改革宗作为一种宗教“产品”本来就是为城市中产阶级设计的、其功能就是要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一整套适用的意识形态即生活方式。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神秘体验与哲学思辨都是无用而危险的东西，因为那有害于合乎规范的体面的中产阶级职场以及家庭生活。

中国的农村以及城市无产者有着他们自己的经济/社会诉求。他们从基督教那里学到了一种有效的组织能力、并自发选用了“基督教”作为他们新形式的“行会、码头” （旧式此类组织已经在历次革命中被摧毁了）。对于乡土中国而言最有效的凝结剂是情感和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对个人权威的无条件信任。因此上对于中国的农村以及城市无产者而言他们自己的基督教组织必将带着浓厚的情感加威权的色彩。情感加威权的组织形式会更有效率地起到某种“行会、码头”的作用而给这个社会阶层带去他们所要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基于这样的需要，一个被视为洋面孔且不在场的抽象的“耶稣”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一个“活着”的长着中国面孔的“耶稣”、且出于煽情的需要这个“耶稣”最好的女的。于是乎，拥有一个“女基督”的带着煽情加威权色彩的底层基督教组织迅速壮大、一发不可收拾。当然，这样的基督教组织是不需要所谓理性思考和神学支撑的，他们只需要脑袋发热。

我所接触过的一些佛教共修圈子其实是某种形式的商人俱乐部。圈子的核心人物往往是一位在政商两届交际十分广泛、手眼通天的大师或活佛，商人们认为通过大师这条线可以认识更高级别的商人以便开展业务。商人们的聚会会无形中形成一种财富的攀比心理，而这攀比心理往往体现在向大师供养财物的多少上。于是乎，这种带有商会性质的佛教共修会所聚敛的财物会相当的惊人。这无疑是巨大的诱惑，这让寺院里的和尚们看到了曲线发大财的可能性。于是乎，“大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于是乎，共修会变得乌烟瘴气。

毫无疑问，上述的宗教组织肩负着厚重的社会功能。其浓郁的功利气息势必让宗教之核心诉求———来世的解脱或灵魂的救赎受到窒息。这样的宗教组织的存在绝对有它的社会合理性。只是，如果一个人纯粹出于灵魂的需要而打算信一种宗教、并从中获得精神的启迪的话，加入上述类型的宗教组织并非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