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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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刘元下夜班。他先是去单位浴室冲了个热水澡，而后，再次回到办公室，给自己泡了杯浓茶。此刻，疲惫的他正站在三十二楼的玻璃窗前，两眼死死盯着对面高楼上的信号灯。头发上许多密集的小水珠在重力作用下悄无声息的滑进高领毛衣内，之后它们便像湿泥里不停钻动的泥鳅，冰冷冷，滑溜溜，在他的后背上汇成了一道小沟，弄的他痒痒的，却很舒服。

他用手拢了拢潮湿的头发，突然回忆起儿时母亲给他洗头的情形，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三十年前？那时，家里拆迁新分了房子，足足有47平！一室一厅，还带两个阳台，那是外祖父留给母亲唯一的财产，虽然外祖父自己没能看到——他在母亲结婚前，就因为胰腺癌去世了。

新房子，怎么看怎么顺眼。头一次住楼房的年轻小夫妻，每天都喜笑颜开。母亲每日不知疲倦的拖地，刷洗，不停的变换着家具的位置：一张双人床，棕色的三人座沙发，一个带镜子的大立柜，它们今儿靠着东墙，明儿又被拽到了西墙。母亲，像一位神圣的艺术家，用一种近乎苛刻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作品，总是能摆出新的组合样式，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母亲的脸颊永远潮红，左肩上垂着一条油亮的麻花辫，双眼流露出最温柔的笑意，谁都看的出，她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

对面高楼上的信号灯忽明忽暗，如同镶嵌在黑色天鹅绒幕布上的一颗亮红色宝石，璀璨夺目 (就像母亲年轻时一直想要的那种红宝石戒指)。

他记起，冬日的一米阳光透过玻璃窗，常常照进属于他们的那敞亮的小小阳台。父亲支起一根烟囱，生了炉子。坐在屋里他听到了水壶烧开后发出的“咕噜咕噜”声，就像是一首天真的小夜曲，随着音符俏皮的跳动，他情不自禁的拍起了小手。

有时，母亲会在炉子上烤几片馒头片或者一把花生，一股子焦糊的香味便永远的停留在了记忆深处的沟壑里。

母亲说，想要电影画报上刘晓庆带着那种红宝石戒指，等到将来日子好了。她的手指又白又细长。

水烧开了。母亲从里屋拿来一个木制盆架，盆架上是一只白瓷盆。她又拎来了一桶凉水放在脚边。他听到母亲从炉子上取下水壶，很快，又听到一阵敲打白瓷盆的细长的水声――那是一股小小的瀑布，冒着灼眼的热气，徐徐的注入到白瓷盆的底部。他想象着母亲是如何从水桶里舀出凉水注入盆中，并不时的用手背和手心来回的试着水温。

他听到，母亲轻轻的唤他过去。他听话的猫起腰，眯起眼睛。母亲在他的衣领边垫上了一块毛巾，他觉得有点扎，大概是因为久洗的缘故，毛巾表面毛糙干涩，硬邦邦的，然而却散发出一股好闻的肥皂香气。

他的脸正对着白瓷盆的底部，透过那层水汽，盆底上花花绿绿的图案映入眼帘――中间是一个戴着帽子，脖子上也围着一条白毛巾的男人头像，旁边的那些字他还不认得，只隐约记得父亲说过，有“劳动光荣”这句话。

突然，一股温热的水流滑过发梢，他浑身颤抖起来。他感受到母亲那饱满的指腹触碰过来，和着香气四溢的白色泡沫在头皮上揉搓，按压。母亲小声问道，小元，这里痒不痒？水烫不烫？

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啊！这双手为家人揉面团，包饺子，伸面条；这双手为他们父子搓洗浸满汗渍的脏衣服，臭袜子；这双手还要在他因为胀气而肚子疼时，轻轻抚摸他那肉肉的白皙的小肚皮。

然而，有一天，那双温柔的大手却永远的垂下了――那曾经摧垮外祖父的病魔又找上了母亲。

母亲弥留之际，形容枯槁，已经不能自己进食。她那张久卧的病榻不知何时起变得异常空旷，她的身子已缩的很小很小，缩在不起眼的一角。她犹如冬天来临后树上那最后一片叶子，无需狂风暴雪的袭击，只是须臾间的一阵细风乍起，只是小鸟降落枝头的一下颤抖，那片苦熬已久的叶片就会离开树干，飘飘然魂归大地，从此化入泥土，再无踪迹。

母亲一辈子爱美，讲卫生。大限将至。她心领神会。她吃力的说着，儿子，给妈洗个头吧，我得干干净净的走。

听着母亲这些话，他的心都碎了。他忍着，忍着，老刘家的男人不兴掉眼泪的，父亲总是这样说。

他默默的把母亲干枯的小小身体移到一侧的床沿，在她肩膀下垫了一块塑料防水布。他想了想，又从床头抽出一个枕头，垫在她的头下。

水温是试了又试的。他深深的吸了口气，轻轻的托起母亲的头，先取下她发梢上那根黑色皮筋。一圈，两圈，三圈，皮筋松塌不堪，毫无弹性，起着毛边，不知用了多久。他心疼的看到，母亲的头发又少又干，只有细细的一撮，毫无重量，竟不如一把枯草……

夜色逐渐消散，大幕将启。对面高楼上的红色宝石彻底消失了，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一丝淡粉的朝霞涌了过来，离他很近，很近。

要给母亲买根红色的头绳，红宝石的颜色，刘元心里默默念着。泪水模糊了双眼。

当他缓缓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看见门卫老霍正蹲在地上洗脸。他脚边搁着一个白瓷盆，久久的冒着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