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明朝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是有关于册立太子的争议，在中国古代王朝时期，册立储君向来被视为国之大事，故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论。
明神宗没有嫡子，宫人王氏生庶长子朱常洛，宠妃郑氏生庶三子朱常洵，而神宗偏爱朱常洵。从万历十四年（1585年）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当时朝中大臣根据中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以及明朝皇帝多以长子继位的事实，坚决支持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而明神宗因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为太子，为此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即”国本之争“。
朝臣拥护朱常洛
皇长子朱常洛为万历帝的庶长子，而其母王氏原为慈宁宫的普通宫女。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在去向慈圣李太后请安时一时兴起“临幸”了王氏，王氏怀孕后，太后召问万历帝。万历起先不承认他的所为，直到李太后命人查看《内起居注》时才勉强承认。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不太喜欢王氏以及她的儿子朱常洛，但由于李太后出身也是“都人”，因此王氏被封为恭妃。
《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
而在明神宗的众多妃嫔中，郑氏最为得宠。万历十年二月（1582年），郑氏为明神宗所宠，晋封德妃；万历12年（1584年）生皇次女云和公主，晋封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年），生皇三子福忠王朱常洵生，晋封皇贵妃，这与对王恭妃冷落的态度成鲜明对比。
明神宗对王恭妃以及郑贵妃的差异态度，使得产生了皇帝将要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流言。朝中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上疏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首次上疏立国本一事，言称“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而万历帝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拖延不立。明神宗的态度立即引来群臣反对，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疏 不仅要求册立朱常洛，而且提出进封王氏为贵妃。其中姜应麟更是言辞激烈：
“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长矣。”
此举使万历帝气愤不已，称他们“揣摩上意，以舍长立幼为疑，置朕于有过之地”。随后神宗不顾群臣反对，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而上疏要求册立的一干大臣全都被处罚。然而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万历十八年（1590年），群臣集体要求册立并以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至万历二十年春。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神宗显皇帝御容
三王并封之礼与立常洛为太子
万历二十一年 ( 1593)初，省亲归朝的内阁大学士王锡爵密上疏请求册立。万历帝又以《皇明祖训》中的“立嫡不立庶”为借口拖延，并下手诏给王锡爵提出“三王并封”，意为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史载：“俱暂一并封王，少待数年，皇后无出，再行册立。” 这实际上是要取消朱常洛的优先册立权，而且他一旦封王必须到封地就藩，此举必然会失去群臣的保护以及支持。“三王并封”使得“举朝大哗”，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万历帝也被迫收回前命。
万历二十一年 ( 1593)闰十一月，在反复执争之后，万历帝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朝臣取得初步胜利。此后君臣双方反复拉锯，最终在慈圣李太后的干预下，与郑贵妃关系出现裂痕得万历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但福王迟迟不赴封国就藩，长期逗留于京师，此举导致两次“妖书案”的发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梃击案发生，皇太子遇刺，有传言此举为郑贵妃所策划，万历帝在朝臣的压力下最终同意福王就藩。
在立储期间，万历帝的态度由明确反对立长子为太子到采取拖延政策，再到被迫承认太子地位，而朝臣不顾皇权的高压一力促成此事，造成皇权事实上的下降。士大夫群体坚决反对明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封建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此主导了舆论的走势。明神宗虽然采取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然而他却没有嘉靖的好运气，皇权持续受到限制。极其激烈的君臣争论又引发了诸多问题。首先，万历帝以不理朝政对抗文官团体，以至于对内阁、地方官员的缺官现象视而不见，给晚明政治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破坏，史称“万历怠政”。其次，“国本之争”也是明末党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万历对于储位的模糊态度，使得官场甚至地方无不妄加揣测、争权夺利，使晚明的政局混乱不堪。最后，明末三大案的发生、后金的崛起、东林党的崛起乃至明末民变都与此有密切的联系。
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的是封建帝制下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君臣之争）的极端化冲突，这对晚明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参考资料：
《明神宗实录》，明朝；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谷应泰，清初；
《明史》，张廷玉等，清朝；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1982年5月，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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