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祥椿老师的渊源（随笔）

我与周祥椿老师的渊源

作者  蛰虫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经甘肃省农业厅二次分配，前往清水农业学校报到。在农业厅接洽的农校同志告诉我，我到达天水出火车站后，会有人在出站口接我。事实上，走出天水站后并没有发现有人接站的迹象，我只好住进了火车站对面的北道区招待所，然后去邮电所给学校打电话，询问情况。学校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有一位周老师正在我住的招待所开课题鉴定会，让我去联系，跟他一块乘学校的车回学校。回到招待所，我向门房打听，门房的值班人员称没有听说这回事，缺乏社会经验的我一下慌了神，只好过了这晚再说。第二天，我又去邮电所打电话，因为我带的钱即将告罄，要么住一晚，要么撂下我的四纸箱书和一木箱行李，买张汽车票前往位于清水县的清水农校，只能二取其一。这次通话的结果不错，办公室同志说周老师和陆校长的确在招待所开课题鉴定会，我到的事他们已经知道了。等我回到招待所的大厅，负责办理会议事务的汪朝俊老师拿了一张寻人启事，正准备去火车站张贴。于是我见到了陆士明校长、周祥椿老师。陆校长人和蔼又直爽，周老师慈祥有书卷气，我自然而然地舒了一口气，一颗心放了下来。于是，汪老师推了一辆手推车，和我一起去火车站取行李，然后我的住宿也顺理成章的解决了。第二天会议结束，我们一起乘坐学校的面包车回到了清水农校。就在当年，清水农业学校恢复为兰州农业学校，迁回原址，与设在兰州段家滩农校旧址上的兰州农业科技学校合并。2004年，它又成为了今天的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我是1987年送走清水农校的最后一届学生后前往兰州农校的。清水两年，我与周祥椿老师的接触不多，只有两点印象比较深：一是下雨天周老师常常穿一双高筒雨靴去开水房打开水。据说因为夫人蔚老师视力不好，又爱干净，周老师要做好多洗洗涮涮的家务。二是学校的老师对周老师比较尊敬。不只是我这样的小年轻，还有那些比周老师年纪大、资历深的老师。肯定不是因为周老师职称高，尽管清水农校只有两个副教授（当时中专学校的最高职称是副教授，周老师是其中之一，大家尊称为周教授，另一位是和我同在植保教研组的王宏韬老师），兰州农业科技学校只有一个（土肥教研组的刘恭老师），另两位都比周老师年长，资历也深。我想当时全社会尊重科研工作者、尊重知识的氛围是主要原因，连带我们这些毛也没有长齐的小年轻大学生也跟着沾光。在清水这个小地方，大学生是自带光环的。要说在清水与周老师完全没有交集，倒也不是，这次接触源于一次听课。这个时候我已经适应了农校的教学工作，自学了些许教育学，天天翻阅《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的大部头，又有自己原本较宽的知识面的加持，有了自信心。那天我讲的是小麦锈病，我毕业于条锈病大佬李振岐院士为代表的西北农学院植保专业，那堂小麦锈病的课讲嗨了！人一放肆就会犯错误，我那天讲错了一个问题，或者一句话注1。听课的老师领导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评价，唯有周老师发现了这句错误，并提了出来。我一方面在后面嘀嘀咕咕，这个我知道，只是为了加深学生的印象，另一方面也挺佩服老头的：认真，理论与实践都有水平。

来到兰州农校的初期，我与周老师的接触还是不多。那时，周老师基本上不上课了，专心做科研，我们又不是一个教研组，俩人碰到最多的，是去开水房打开水。有一次在开水房碰上后，周老师问了我一些亚麻抗枯萎病的问题，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告诉了他，从我个人有限的知识看，枯萎病菌是兼性寄生物，培育抗性品种可能比较难。后来得知，这一时期国内胡麻（西北人称油纤兼用型亚麻为胡麻）主要产区流行亚麻枯萎病，周老师和韩翠云老师（建国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合作的抗枯萎病品种已经育成，正在推广中，就是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天亚五号。来到兰州农校后周老师的成果越来越多，而且有两个变化，一是在某些领导的关注下，终于通过占用省农科院的编制，不再是副教授了，而成了正高级职称的研究员；二是退而不休，被返聘一直到逝世，称得上活到老，工作到老。

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在榆中县下乡，搞点农技服务，主要是参与生产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当时周老师他们的胡麻品种正如日中天，学校领导有意以这个品种与榆中县搞一些合作，一位领导带着我陪周老师去找县上有关部门。我是不看好这个合作的，觉得从经济上看对农民不划算，所以路上跟周老师讲了我的观点，周老师表示同意，后来这个合作的确没有谈成。我觉得，周老师对我们这些愿意把精力放在业务上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尊重的。可惜我最终没有在业务上做出成绩，既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有个人性格上的缺陷，留下了终身遗憾。

下乡期间，虽然条件很不好，但我还是做了一点研究，写了篇小论文，想让周老师帮我推荐推荐，便去家里找周老师。那天大约晚上9点左右，周老师正在给小儿子洗脚。小儿子当时已经上小学了，年纪不算小了，但周老师一点没有察觉他那过分的舐犊情深可能让我笑话。由于时代的原因，周老师结婚很迟。三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夫人带来的继女继子，亲生的就是这个小儿子。我觉得周老师对继女继子的付出，一点也不比亲生子差。周老师之所以以耄耋之年出走农校，辗转到兰州商学院、甘肃省冬小麦研究所和甘肃省农科院，事业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家庭也是另一个重要方面。那篇小论文周老师没有看，自称是外行，提不出什么意见，我也就没好意思请他推荐。

大约在2002年左右，随着大学扩招，我们这样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国家也不再包分配了，日子就更难过了。学校新来的领导决定组织教职工走出去，直接去中学宣传招生，学校的笔杆子们基本都去了。恰好这个时候，学校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周祥椿老师申报全国优秀教师。笔杆子们不在，有人推荐我来执笔撰写申报材料。这个时候，我们这所穷困潦倒的小学校终于进入了电脑时代，我恰好是能够比较熟练使用电脑的员工之一，于是，在学校职业技能鉴定站那台同方电脑的帮助下，我、校办主任、教务科长一夜未眠，完成了材料的初稿。经过学校书记的审核润色，材料报给了教育厅。厅里的领导认为材料不错，周老师的事迹很突出，报优秀教师有点亏，让报模范教师。这回申报模范教师，从材料的撰写到打印上报，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周老师就是这次获得了他毕生最重要的两个荣誉之一——全国模范教师（另一个荣誉是甘肃省首届科技功臣，大约相当于省级的最高科技奖）。通过这次申报材料撰写，我对周老师的了解增加了很多，比如“半亩粪坑起家”开始育种事业的故事就是第一次知道。虽然已经多次从那些陇东、陇南和定西的基层农技工作者和农民称呼“周教授”的语气中感觉到对周老师的事业和品德的敬重，也多次听到了周老师开拓事业和个人生活的不易，但我也没有想到周老师曾经如此艰难。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逐渐普及，喜欢捣鼓电脑的我与周老师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正好我当组长的农学教研组与周老师的育种研究室相邻，帮周老师做个PPT，发个邮件，成了日常。那个时候我是农校的PPT“专家”，学校的课题验收、检查汇报的PPT基本上由我包办，甚至播放PPT也由我负责。此时在Word、Powerpoint里制作填报个表格、绘制个图表对一般人算难事，周老师的这些工作都是找我帮忙。周老师发表在意大利某专业杂志上的文章，其中的图表就是我利用Excel绘制的。与周老师越来越熟悉，大家背后闲聊的话题我也会拿出来问周老师，比如周老师的英语水平。传言中周老师家是江苏昆山的大户人家，到上海后上高中就学习英语。2000年左右周老师经常出国，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发表英文论文，英语水平相当不错。他老人家还在招待老外的饭桌上用英语为我吹牛，称我是计算机专家，使得我不好意思地第一次向老外展示了我的英语，说我学的是Plant Protection（植物保护），并非the electronic computer（电子计算机）。我向周老师求证他学英语的经历，周老师语带激动地怼了我，说他们家算什么大户人家，是抗战时逃难到上海的。他高中也学的不是英语，连大学也学的俄语。他的英语，完全是60岁以后对外交流需要才下功夫学的。

关于周老师的聪慧和多才多艺，在农校有很多传说，不限于英语学习。比如周老师能跳很好的锅庄，足球踢得也不错，他还会用美声演唱歌曲。周老师自己跟我讲，他在清水工作时写过广播剧，还是清水县文联的会员。在1990年代的一天，有一回我去室外上厕所（当时我家老旧的房子里没有卫生间），碰到周老师正在院子里转悠。我有点奇怪，周老师平时根本没有时间闲逛，他也不锻炼身体，还有一套消极运动的理论聊以自嘲。我问了一声，原来他想看一场中国足球队的比赛，不知什么原因夫人不让看，我便邀请他去我家看，老爷子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们两人一边喝茶一边看球，大聊特聊足球，对与周老师同是上海老乡的范志毅的球风和技术谈论最多，共度了一个美好的下午。今天大家都讲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周老师有一位表姐据说是钢琴家或者歌唱演员，兄姐们也多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有一次周老师的情绪不好，原来是远在上海的老母亲去世了，家人们怕影响他的工作，在处理完丧事后才通知的他。周老师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他广泛的兴趣和爱好，我觉得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老师为人很和气，与他那个小小团队的俊海兄、久元兄、清林兄和怀德老弟，包括我这个编外人员一帮年轻人打成一片。我那时喜欢看大片，有一回跟周老师谈起了张艺谋拍的《英雄》，周老师便组织了一场团建式的活动，我们与家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周老师虽然健康状况一般，胃也不太好，但是还能喝几两。我天生不能饮酒，为了应酬也勉强喝几杯，酒桌上夸了周老师的酒量，周老师一高兴，说了他的一个秘闻：当年他被女朋友抛弃，得到消息后非常痛苦，一口气喝了一整瓶白酒，大醉一场。老爷子说完后，很有一些洋洋得意，逗得我们一帮人哈哈大笑。

虽然周老师称得上硕果累累，荣誉等身，也受到了有关部门和省部一些领导的重视，被媒体称作“甘肃的袁隆平”，但他的事业之路不见得总是顺风顺水。有一回课题组的一个冬小麦品种的推广效益很不错，周老师认为可以评一个省级一等奖，但他还有点不放心，又加上了另一个还不错的品种加大保险系数，结果只得了个三等奖。对此周老师非常生气，谁劝也不听，非常坚决地放弃了奖项。他激动地跟有关部门的领导讲，我的品种品比试验产量比他们高，推广面积比他们大，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效益比我的高？注2还有一回，周老师已经调到了兰州商学院，据说科技厅领导觉得当年省上获得一等奖的科研项目很难获得国家级奖项，倒是周老师课题组一个获得二等奖的项目有希望，于是建议周老师充实修改资料，厅里重新召开评奖委员会，将周老师这个项目重新评审，作为上报国家科技部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涉及我的专业，我全程参与了资料的修改充实，并坐着省政府分配给周老师的院士级奥迪车，陪周老师参加补开的评审会。评委会主任一见周老师，语中带刺地说：“周老师，你老人家就别折腾我们年轻人了”。周老师客气地回应：“这是厅里的意思，我也不想”。老爷子并不是全能的，他也得忍着。

周老师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模范，他就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教师兼科技人员。他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荣誉感，出身虽不是什么豪门大户，也不是学术之家，但比起一般人来也不错了，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肯定是很正面的影响。他很聪明，思维敏锐，学习能力很强，年轻时爱好广泛，又很能吃苦耐劳。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打磨也让他学会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他获得那么多的成就和荣誉当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周老师不是完人，肯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这不能成为有些人在他身前身后胡说八道，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的理由。我不反对为周老师塑像，而且认为我们应该向周老师学习。但我觉得，周老师就跟我们身边的那些老头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看得远一些、努力一些、坚强一些、能吃苦一些罢了。

注1.我当时讲种植小麦抗锈品种，说抗源（抗锈基因）越丰富越好，有利于延缓抗病品种抗性丧失，这句话从理论上说没有错误。但在生产实践中抗源（抗锈基因）过于复杂（过多），会引起锈菌小种的复杂化（过多），给后续的抗病品种（抗锈基因）配置带来困难。

注2.品比试验就是由有关部门组织，将各单位培育的优秀材料在不同生态区域的试验点集中种植，比较品种的各种性状。品比中单位面积产量高，推广面积又大，增产效果必然要好，一般情况下获得的经济效益肯定高。由于是多家单位共同进行试验，品比试验的结果要公平一些。

202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