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电影的存在并非为了审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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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的金棕榈奖作品《小偷家族》前不久在国内上映，虽然上座率并不理想，导致排片锐减，但并不妨碍作品自身的话题性和思考空间。

这部作品聚焦于蜗居在东京下町，以偷窃为生存方式的五口之家。尽管他们生活贫穷，只能靠偷盗来补充微薄的薪金，却也过着苦中作乐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小女孩的闯入，撕开了他们各自最为可怕的秘密……《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所塑造的五口人都处在社会的灰色地带，温情和冷峻是每个人物的底色。

《国际银幕》的影评人LEE MARSHALL对这部新作的评价点出了是枝裕和一直不变的电影主题：“什么是家？这是多产导演是枝裕和新作的核心问题。乍看之下，《小偷家族》似乎是一部苦乐参半的寓言故事，一个日本版的翻新《生活多美好》，但是，随着故事的进展、层次的加深，我们才意识到，它不仅是一部动人的家庭片，更是对社会的失败之处、对人性的不足之处的深深叹息和检讨。”

下面分享一篇枝裕和的个人随笔，也许能够从中，窥探出几分是枝裕和的精神世界吧。

从戛纳归来

《如父如子》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事情一确定，日本的网络新闻和报纸版面上就冒出了“角逐奖项”“挑战强劲对手”等振奋人心的标题。

电影节也算是个节日，制定赔率赌上一把，为战绩表的得分欢喜忧虑，也是一种享受节日的方式，单单把视线局限在“角逐”上，难免会曲解电影节的本质。一较高下这种毫无美感的感受，与参加电影节一方的心情相去甚远。实际上，参与者的体验更丰富也更复杂。

戛纳电影节每年会收到近两千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作品，其中能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不足二十部。那么，这二十部电影是以什么标准挑选出来的呢？电影节不是竞技比赛，自然不可能办场预选赛，从突围成功的人当中选出排名最靠前的二十位。从电影节的艺术总监蒂耶里·弗雷莫先生的采访和对谈来看，他最重视电影的“多样性”。

我想，他大概是想通过主竞赛单元的二十部作品与“一种关注”单元的二十部作品，勾勒出二○一三年电影的世界地图。到全世界最受瞩目的戛纳电影节参展，身为作品之父的导演的心情，就像初次将精心养育的孩子丢进纷乱艰险的世间。

对孩子的评头论足，大致会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展开。首先是评委会选出二十部入围作品，这将是评价的第一条基准。第二条是以普通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或嘘声来衡量的观众满意度。接着是放映第二天，专业人士齐齐发表在报刊上的影评和评分表（或许应该叫艺术性）。此外还要加上来自电影市场的反应（作为商品抢不抢手）。哪家发行公司花了多少钱买了哪部电影，这类消息满城飞，当然，钞票也满城飞。如果说有所谓的“交战场所”，那就是这里，而不是在红毯上。第五条，也是最盛大的活动，公布评委会的评选结果，然后电影节落幕。五种价值观赌上彼此存在的意义和骄傲互相对峙，互相批评。

任何一种评价都不是绝对权威的，记者甚至会当场给评审结果喝倒彩。但这种态度不会被认为是轻率鲁莽的。大家都明白，多种多样、各抒己见的评价才是健康的，这正展示出电影节的多元性。参展作品和参展人就在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尖锐评判中左右徘徊，有时怒火中烧，有时灰心丧气，有时又通过观众的感想或记者的提问对自己和作品产生全新的认识，茅塞顿开。

日本人对一致的答案比较安心，一开始也许很难接受这种混乱局面，但闯过了这片汹涌的波涛，作品和导演都会被磨砺得更坚强，扎扎实实地得到成长。

总是反复被问及：你觉得作品哪方面受到肯定（这是日本媒体特有的问法）？与以前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如父如子》这部电影中，维系父子关系的是血缘，还是一同度过的时光？欧洲媒体会这样发问，大概是因为收养制度在欧洲有更深厚的基础，这对他们来说是更切实的问题。但从我的角度来说，希望大家不要只看到这部电影，而忘了我未能入围的上部、上上部作品。

比如《步履不停》（二○○八）、《奇迹》（二○一一），这些作品曾在欧洲各地的院线公映。

《步履不停》以巴黎为中心，吸引了比日本本土更多的观众。今年春天《奇迹》也在伦敦上映，成为我最卖座的一部作品。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些不起眼却坚实的积累，使我作品中的世界观一点点渗透到法国观众心中，这种影响也反映在这次的评选结果上。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有两部日本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主演们也都来到了现场。由于河濑直美导演当选电影节评委，日本媒体对影展的关注度也比往年更高。这种情况下要是无缘奖项，恐怕大部分日本媒体就会将入围一事束之高阁，仿佛我们细腻的体验和感动从未发生过一般，只传达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就结束报道。观众热烈持久的掌声带给我和演员、主创们的真实感受，因为这种原因被否定，实在不好受。所以拿到评审团奖，比起喜悦，老实说更像如释重负。

被称为“日本电影的辉煌壮举”，当然心情不坏，但这次的报道方式未能反映出电影节的整体氛围。为了让《如父如子》有更多的出镜画面，哪怕多一秒也好，宣传人员费尽唇舌跟电视台交涉。想到他们，我实在很难开口这么说，不过至少应该拨出一点时间，介绍一下金棕榈奖获奖作品和导演吧。

这和奥运会报道唯独关注日本获奖选手如出一辙，叫人感到别扭。电影节的会场内不会升国旗。同为节日，电影节与奥运会的区别就在这里。国籍对电影来说意味着什么，所谓日本电影又是何物？这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事情吗？中国导演贾樟柯的作品《天注定》荣获了最佳编剧奖。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是北野武工作室的市山尚三先生。日本媒体对此次获奖结果的报道中鲜少提及他。市山先生非常欣赏贾樟柯导演的才华，从贾导刚出道时就一直支持他。

斩获金棕榈奖的法国电影《阿黛尔的生活》，导演阿布戴·柯西胥来自突尼斯；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法国（出资）电影《吉米·皮卡尔》，是离开祖国的德斯普里钦导演在美国拍摄的英语片；获得“一种关注”单元大奖的纪录片《残缺影像》，由潘礼德执导，他以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大屠杀为主题，讲述了自己亲历这段历史的故事，这部电影也是法国和柬埔寨的合拍片。

电影和导演的出身与语言密切相连，又毫不相干。电影的复杂性就蕴含在这种多样化之中。这些跨越民族、地域与语言的获奖作品，大概就是蒂耶里先生心中当代“多样性”的体现。毋庸置疑，电影是世界语言。在多样性的背景下，电影轻巧地超越差异的界限，让世界相连，让大家都成为电影国度的居民。

在这种多样性面前，当下的国籍和地址毫无意义。虽然有些迟，但在“酷日本”的口号下，政府不断致力于将日本的大众文化出口到海外。电影界当然也需要这种支持，问题是以怎样的哲理来推广。看看日本的申奥活动就能发现问题。

本来举办奥运会，应该思考的是能为体育文化做些什么，却打出“现在，我们需要奥林匹克”这种标语，根本是本末倒置，使文化矮化。我只希望对电影的支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但他们脑中的“日本电影”是否包括《天注定》呢？如果包括，倒是称得上“酷”，若是纯粹打着出口电影赚取海外票房的主意，这实在离“酷”相去甚远。

且不说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如果不树立“为电影的多样性作贡献”（也就是能为电影文化本身做些什么）的价值观，种种努力恐怕不会受到世界电影人的尊敬，那些推广也不可能与当下的电影结合起来。不论为什么、为了谁，作品和导演建立血缘关系，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凭出身决定的。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在出身与血缘关系上最不抱怀疑的，或许正是日本、日本媒体和日本电影。

这就是我十二天来的所思所想。“愤怒更胜格调”的气魄参加戛纳电影节时，我出席了迈克尔·摩尔执导的《华氏911》的放映会。放到现在来看，会场的热烈程度仍旧非比寻常。放映结束后，观众齐齐起立欢迎导演现身，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十多分钟，赞赏他非凡的勇气。我也和其他观众心怀同样的敬意，加入了鼓掌的阵营，但异样的感觉却在心里渐渐弥漫开来。

作品中对布什的每一次抨击，都让场内扬起笑声与掌声。这与电影上映前后观众对摩尔表现的感情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说得直接一点，在放映时响起的近似奚落的笑声中，基本感受不到什么可贵的智慧。

异样感就源自这里。他们明明最瞧不上布什在看不起对方时露出缺乏教养的轻蔑笑容，可他们的做法在某些地方不是具有共通性吗？这种行为便包含着这样的危险。对自己缺乏沟通能力的问题视而不见，却把对方当作没有理解力的傻瓜。

在我看来，如果缺乏同理心的粗俗态度是布什的本质，那么我们在对待布什时，更应该下定决心，绝不采用他那样的态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布什”，不是吗？

我执导的电影《无人知晓》，讲述了四个被母亲遗弃的兄妹，在东京一间公寓中生活一年的故事。在戛纳放映后的四天里，我接受了将近八十家海外媒体的采访，其中被频繁问到和反复指出的是：你对电影中的人物没有道德性的批判，甚至没有指责遗弃孩子的母亲。“电影的存在并非为了审判个人，导演也不是上帝或者法官。设计一个坏人，故事（世界）也许就变得黑白分明，但我认为不这样做，反而会让观众将这个问题带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反复思索。”这就是我的回答。

这种面对电影的方式，或许与迈克尔·摩尔的态度相去甚远。事实上对我来说，《华氏911》算不上纪录片。无论影片的目的有多崇高，在拍摄前已有既定结论的就不能称为纪录片。拍摄本身即是发现。与政治宣传划清界限的态度，才是拍摄纪录片的方法，也是让这种表现形式得以丰饶的源泉。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在日本制作一部攻击小泉首相个人的电影，单单让观众图一时痛快，那至多不过是制作者的自我满足。倒不如说，真正的敌人是允许他那样的人存在、并隐藏在支持他的近百分之六十的国民心中的“小泉式的东西”。不直捣病灶，而是站在安全地带把脓包（小泉）当作攻击对象，病情并不会好转。我是这么看的。

摩尔的上一部作品《科伦拜恩的保龄》，将美国不断增多的枪击犯罪与国家侵略战争结合起来，同时也对支持这个枪支社会的国民进行了批判，这样才挖掘出了作品的深度。《华氏911》是否也有这样的深度？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反过来看，也许对他来说，这部作品的制作和世界所处的状况都是紧急事态。这部电影作为纯粹的作品来说出色吗？到底算不算纪录片？这些大概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恐怕对他本人来说也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他在影片中表露出的急切和愤怒，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撼动了人们的内心，这一点确凿无疑。这不是就足够了吗？然而，我陷入了不安。如果制作者太拘泥于原则，在固有门类中裹足不前，就会妨碍纪录片以健康的形式表达愤怒。阻止纪录片与世界对话，这对当权者来说，不是正中下怀吗？

我心潮起伏，在反复纠结中重新思考“愤怒”。最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从影至今一直专注于这种电影类型的评委会主席昆汀·塔伦蒂诺，把最高奖项金棕榈奖颁给了认为电影不过是面对世界的手段的迈克尔·摩尔。这可以解释为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所以电影无法固守在它原有的世界，也可以看作昆汀对世界与电影的关系有了新的认知。如果是这样，对他来说，这种内部的变化不也是多元的“纪录片”体验吗？

发现了这一层意义，我不禁有些兴奋。

自由

电影《无人知晓》的母亲一角，曾陷入选角僵局。试镜选出的四个孩子都没有表演经验，我担心如果找资深的女演员和他们搭戏，会不会给彼此带来很大的压力。在那段日子里，有一天看深夜综艺节目时，我无意间被其中的一位女子吸引。

她绝妙的反击有种冷淡空洞的现代感，从一场场对话就能看出她快速的头脑反应，而且年龄也正合适—虽然不知道她到底多少岁。那就是江原由希子。

第二天，我马上联系事务所安排与她见面，地点是涩谷一家酒店的咖啡厅。“我不喜欢每天去同一个地方，很快就会腻的。”她说话的声音和节奏都非常独特，看上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但我心里已经认定了她，所以认为她只是性格直率。“我也不喜欢背台词呀……”“那这样吧，我不会给孩子们剧本，由希子你也可以一样。我会在现场口头提示你们。”听我这么说，她说道：“那也许还行……”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她在《步履不停》中饰演主角阿部宽的姐姐。这一次我事先把剧本给了她，但她也不像在家里看过的样子。这些事暂且不提，由希子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以极快的反应，即兴填补拍摄中出现的空当。“还没好吗”“什么记录嘛”，这些不经意的台词都是精彩的吐槽，把控住了整个场面的节奏。

事后我表扬她，结果她说：“那个呀，跟在综艺节目插播广告前那三秒钟应该说什么一样，这种事我可是很拿手的。”她总是这么自由自在。

正义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被杀的新闻报道中，成功为9·11事件复仇的美国在各地大肆举办庆祝活动，齐声讴歌“U·S·A”。在我看来，无论对方是多么罪大恶极的人，至少不应该因为他被杀公然表达喜悦。有这种想法，一方面是因为我天生性格乖僻，另一方面是自从事电视工作以来，我就有种立场，当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正义”的时候，去倾听那百分之二十的少数派的声音。

还有个很大的原因，我秉持一个信条，世上的战争没有正义和错误之分，战争本身就是罪恶的。战争不是放弃政治，而是政治的一部分，我耳闻过这种论点。如果杀戮会带来和平，那报纸和电视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谓新闻工作要始终坚信并摸索武力以外的解决之道，并有为之坚持到底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是媒体的作用，也是媒体的责任，同时也是对过去鼓吹“正义”，与权力沆瀣一气，将民众推向战场的反省。

前几天，我观看了《国王的演讲》。电影将克服口吃这件小事，融入国王成功发表演讲、被国民认可这件大事中，结构精妙。看过之后，心中又实实在在地残留着某种强烈的不适：什么嘛，说到底就是个把国民推上“正义”战场的故事嘛……我试着想象，如果由我来拍的话，我不会把国王设为主角，主角是为他治疗口吃的演讲撰稿人。

用自己写的演讲稿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正义”的战场、让他们负伤……这种市井百姓在大我的正义和小我的（身为父亲的）痛苦间艰难抉择的故事如何？恐怕是得不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但或许会有百分之二十的支持者。在宪法纪念日，我想到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