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第十四》23：道——心为身留下的刚刚好的空间

《论语·宪问第十四》23：道——心为身留下的刚刚好的空间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问事君之道，先生说：要不欺君，而又能犯颜直谏。

读中国经典，最绕不开的便是这个解又解不开，绕又绕不过的“道”。特别是能说会道的老子，一开口便让人对这个“道”望而生畏——“道可道，非常道”。

孔子所讲的这个“勿欺也，而犯之”，应该算是“事君之道”。如果仅仅理解成“不欺君，而又能犯颜直谏”，那这个“道”一点儿都不好玩，即便它是正确的，也绝不是“子路牌”的，也体现不出来孔子的因材施教。

我们今天看一些被揭秘的魔术，最后都会对之有自己的评价。真正高明的让我们拍案叫绝的魔术，不是那些揭秘后绰绰有余的不过如此，而是那些刚刚好在我们内心深处盲区跻身而过的精彩。

道也是如此，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通天大路，而是心为身留下的刚刚好可以跻身而过的空间。孔子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便是由自己始，为天下人立下了自在人心。一千多年后，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人人“为天地立心”，同时也是为自己立心，然后努力让身在心的引导下为人处事，才会有各守本分，各安天命，各得其所。如此，才有了周公之礼的升级版——天下秩序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看不到具体人的“人心”，只是空泛地谈“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孔子他老人家的这句“勿欺也，而犯之”，如果撇开子路这个人的人心，便是一句模棱两可的大白话。

从《论语》的编排来看，一方面它很可能主要依据了几位学霸的“课堂笔记”，这一部分便是“语”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孔子后世几家孔门承嗣代表讨论的结果，因此在编排上形成了似是而非的意义集合。这种似是而非便是“论”的结果。

孔子为子路讲这段“事君之道”的前两篇，其一是讲“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也就是在说不控制说话，则很可能要影响到行事。其二便是孔子自己在听闻陈成子弑简公后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道德的公共性

“勿欺也，而犯之”，如果大而化之的讲，就是在讲——外不欺君，内不欺心。

所谓“外不欺君”，是从人心出发，驱动人的外在表现。在孔子看来，做臣子的有做臣子的样子，君待臣以礼，臣侍君以忠。为臣之忠，首先表现在不欺君上。我们在各种肥皂剧中看到过不少声称有“欺君之罪”的演员的表演，所谓的“欺君”实际上是一种极为隐秘的行为。只有欺君之臣的人心和被欺之君的人心才能觉悟和感知。

外不欺君和内不欺心，实际上一体两面的。

从人心出发，到人可能的行为极限之间，实际上便人能够行得通的“道”，这个“道”的左侧“道沿”是社会既有秩序的最大容忍，用今天的话讲叫“法禁”。右侧“道沿”是内在人心的根本认同。

道德是大家普遍认同的“道”，在普遍认同这一点上，左侧的“道沿”会向左拓展到极限，只要不违法，便都可以理解；右侧的“道沿”也会向右拓展到极限，但凡还是“人心”便可以理解，即便是病态的近乎“非人”的心，也会被理解。

二、细处才是仁心

孔子的“事君之道”是应子路之问而作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子路的左侧“道沿”也就是他自己的“人心”极限。子路是一个耿直重行的人。当年，孔子刚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就高兴的不得了，计划着要行动了。他的“同学”们总结——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对于这样一个耿直的行动派，除非他有欺君的坏心思，否则是不可能有欺君之行的。换句话讲，子路的左侧“道沿”是坚不可摧的，绝不会在行动上出问题。那么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反倒是“人心”了。

孔子告诉他“勿欺也”决不是多余的？

子路这样的人，极有可能为了让君上听进自己的谏言使谏言指向的行动尽快发生而言过其实，这种“言过其实”，本质上就是欺君。如果在这种不自觉的“欺君”指引下，进一步的发展下去，就会引发犯颜直谏，形成进一步的“欺君”。

说到底，只要人心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够纯粹，或者说行为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不发自内心，便会陷入到失当的恶性循环之中。

道，其实就是心为身留下的刚刚好的空间，需要小心翼翼才能通过，这便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