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7‖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变革简史。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间，进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然而最终导致了混乱停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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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整肃行动取得巨大成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资本市场管制。全市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到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舞台。这意味着上海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

二是生产资料管制。抓住纱布、面粉和煤炭这“两黑一白”，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纱布和面粉，经过数轮吃进和抛售，将民间炒家全数击溃，物价企稳。

三是流通渠道管制。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纺织公司、土产公司，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统一调度资金和干部，统一分销物资。

在对私人资本进行清缴管制的同时，使用提高土地使用税率的办法，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

上海整肃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毛泽东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2.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在苏联人的帮助下，遭到西方世界经济封锁的新中国投资建设156个重大项目，史称“156工程”。其中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方面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的85%。除了从苏联引进技术之外，还全面引进了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

形成了一种由国家“全统全包”的投资分配和管理制度：国家以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育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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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七年时间消灭私营经济

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夹心化。上海的整肃加强了国营资本对产业经济的控制能力，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以后，私人工厂如同生存在夹缝之中。

第二阶段，五反查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账”达30多万亿元，为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多。

第三阶段，边缘化。一五计划中，私营企业、私人资本参与度几乎为零。

第四阶段，定息赎买。1954年9月的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最后，“绝种”，1956年1月，全国各大城市开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经济史上，私营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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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1958年，工业和农业两大领域同时发动“大跃进”，工业方面的目标是超过英国，农业方面的目标是实现粮食和棉花产量一年翻一番。大跃进中盲目的乐观和激进战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虚耗。1964年，苏联的赫鲁晓夫被撤职并隔离审查，勃列日涅夫上台，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一百万。同时，美国出兵越南。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威胁，中国开展了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结果，预想中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庞大的三线建设成了又一次国力虚耗。

在大跃进中，1958年，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1947年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集体所有，5亿农民被全部纳入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国家从土地中获得了三大收益：一是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由农业积累产生。二是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三是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当代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二是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空间和体制空间。

5.观点摘录

(1)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性的影响。

  (2)国家从土地控制中获得的收益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而结束，到了1998年之后，土地出让金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