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社会的结构

古代文明，无论中西，都是用整体主义的框架把人装进去，上帝也好，老天也罢，神也行，罩住所有人，从外在的行为到内在的心灵，把无数的人安顿在一个上下相安的金字塔里面，上帝或者老天，就是这座秩序金字塔的拱顶石。

但是，进入现代之后，尼采说，上帝死了，意味着古代的秩序金字塔坍塌了。大写的人站起来了，人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世俗化物质化摧毁了上帝或者神权，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秩序。

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四根支柱，让现代社会的秩序得以建立起来。

康德提供的哲学支柱

第一，哲学的支柱。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站起来了，哲学就必须解决两个大问题，才能让人和人好好生活在一起，一个是我们还能认识真理吗？另一个是我们还能分清善恶吗？

康德的论证：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认识得对，而且对成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共享了先天综合判断。

先天综合判断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心里装了一把或者一套尺子，所有的尺子规格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量出来的结果都一样，这就保证了人不仅有能力认识真理，而且保证不同的人认识到的真理是可以沟通、可以共享的。

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人离开了上帝还能分清善恶吗？答案当然的，很简单，你的做法能不能为所有人立法。

你自己设想，如果你这么做了，所有人也都这么做，都很好，那你的做法就是善的。反之，你的做法只能你做，别人都不能这么做，大家一起这么做这个社会就乱了，那么你的做法就是恶的。

康德的实际告诉人们，离开了上帝或者神的人，也会有敬畏、有持守、有担当。而这一切最后归结成一种做法，叫做自律。

霍布斯提供的政治支柱

有了康德的哲学支柱，霍布斯的政治支柱就好理解了。现代政治基本的解法就是社会契约论。确实，霍布斯讲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不是历史的必经阶段；摆脱这种野蛮状态，也不是真的有一群人坐下来商量出一个社会契约。

霍布斯根本不是在跟你讲历史，而是在跟你讲逻辑。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没有规矩的话，就只会是一种局面：大家来一起互相伤害呗。不想互相伤害，想一起好好过日子，怎么办，立规矩呗，可是，规矩必须有权力，power，来保证它得到执行，于是，大家就同意制造出权力这种东西，秩序也就诞生了。每一种组织，在个人优先的逻辑里面，都是个人同意的产物，国家也不例外。

有了霍布斯的这种逻辑，国家的目的就只能是人民的幸福，其他任何团体的目的就只能是团体成员的幸福，当然，团体之间也不要互相伤害。这样一来，政治的格局就变了，国家这个最高团体就成了其他团体的中间人。国家就不再像从前那样要实现上帝的使命。国家和大多数团体一样也是世俗化的管理机构，那就别把自己装得那么高大上，本质上就是干分蛋糕这个活儿而已。当然，这个活儿也很重要，对于世俗化的世界来说尤其重要。

一句话，所谓现代现代文明的政治支柱就是用霍布斯的契约论这个套路，最终把政治变成俗人之间分蛋糕的俗事。比起传统社会，政治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利益的分配成为政治的常规事务，分配的公平成为政治合法性最直接的标准。

法律提供的支柱

第三根支柱，就是法律。和政治的走势不同，比起传统社会，法律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因为法律成为调节人的行为的主导规范，宗教和道德都退居二线。

为什么现代社会必然会走向法律成为主导规则的社会呢？宗教或者神权失落，人的内心世界只能交给自己，要规范的只有行为，管行为，恰好是法律最擅长的事情。也就是说，其他规则让出的地盘法律规则全部接管。

法律处理问题的手法天生带有匿名化的倾向，它只管做了什么样的事一定会有特定的法律后果，而不管做这个事情的是谁。这种匿名化的手法和现代人拥有的独立和平等的人格高度吻合，它们之间就相互推动，相互成全。

市场经济提供的支柱

第四根支柱是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指数级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的规模迅速膨胀，自主性飞速加强，经济已经自成系统，能够支撑起社会和国家形成二元并立。市场经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是无数匿名的人通过交易形成的庞大网络。

市场经济的匿名特性和法治的匿名特性汇合了。而且，很多市场规律必须通过法律才能良好地运转，否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自然现象”，导致市场参与者普遍的损失和市场本身的枯萎。

一方面，市场经济和法治都喜欢又擅长处理无数匿名陌生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内在地需要法治，它就是法治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和法治必然会形成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这样一来，无数独立而平等的人就在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当中，不知不觉地一起用行为构造出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

现代秩序的基本结构原则上是平铺开的网络，没有绝对的中心，而网络结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可扩展的，是无限延伸的。所有现代秩序的阶段性进展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化，大英帝国主导的海洋秩序也好，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也好，席卷所有人的互联网时代也好，逐渐汇集成一张巨大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