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

那年春节

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但还是必须要去做。就像那些过年包了以后没人吃的饺子。

从小我就不爱吃饺子。每到春节，全家人在一起忙活，最后一道大餐就是饺子。等到零点的钟声敲响，大家互道新年好之后，一盘热腾腾的饺子就会端上桌。大人们陪着蒜泥陈醋，三九天却也吃得大汗淋漓。而我，却躲得远远的。

那时候过年都在奶奶家。

爷爷去世多年，奶奶独自生活。由于母亲上三班倒，每当中班的时候父亲就会带着我在奶奶家吃饭。到了晚上我则跟奶奶一起睡。

后来才知道，这是妥协之后的安排，而我，就是母亲和奶奶争夺的筹码。

奶奶有时会在深夜，以为我睡着的时候躲在被子里暗暗哭泣。

当时我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哭。特别是在大过年的时候，姑姑大伯还是其他亲戚都会来到奶奶家，一大桌子人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配上当时刚流行起来的DVD家庭影院，整个一欢乐无比的大party。

邻居家门口晾晒的腊肉和香肠，都会成为我和哥哥姐姐们的猎物。偷偷拿剪刀剪上一段，配上红薯和土豆，在家门口院子后面挖坑、生火，没过多久，香味蔓延到整个空气中。我们吃得不亦乐乎。

烤好之后，我也会捧着热乎乎的红薯给奶奶。奶奶总是在厨房忙碌着，刷碗，拖地，处理剩菜，准备下一顿饭食，根本没时间吃。屋外，大人们打麻将的打麻将，打扑克的打扑克。烟味弥漫，果皮瓜子壳满地。

后来，父亲看奶奶太辛苦，就让母亲去厨房帮奶奶。两个姑姑想进厨房，都被奶奶赶了出来。母亲很是不情愿，因为大娘没有去。

母亲对父亲的做法很是气愤，说同样是当媳妇的，为什么她就能坐在沙发上喝茶嗑瓜子打麻将，而她非要在厨房刷碗洗菜做饭？光干活也就算了，连酒钱烟钱菜钱还要贴，花了之后都装傻，这钱扔到地上还能听声，花到这里却无声无息就消失了。

父亲不知道怎么劝母亲的，反正只是说一些大而无当的道理而已。说什么都是一家人，多做一些少做一些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再说大娘家生活困难，咱俩能多花就多花点，家和万事兴。

直到如今，我依然对只会动嘴说大道理的人充满了鄙视和反感。假如事情只靠动嘴就能解决的话，中国要在几十年前就躺着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整天高唱天下为公礼运大同了。何必陷入各种泥潭中苦苦挣扎呢？

父亲说的道理很是正确，只是那些他说起来小菜一碟的事情却是母亲去做。做了其实没关系，母亲咽不下的只是那口气。

母亲，就像如今宫斗剧中没有心计，有口无心，做了事情却出力不讨好的妃子。而大娘，则是不动声色闷声发大财的胜利者。母亲追求的，只是那一点公平，只是，这公平，在“家和万事兴”的大帽子下，有些苍白无力。

母亲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奶奶却不是嫌母亲菜洗得不干净，就是嫌饺子皮擀厚了。就在奶奶埋怨母亲之际，大娘恰巧端到奶奶手中的茶杯和水果更如定时炸弹一般埋在了欢乐和谐的家中。

回到家，母亲向父亲抱怨一些事情，父亲还是那般，从来不知道母亲心里真正在意的东西，只是说什么吃亏是福之类可笑的理论。

渐渐的，母亲不再抱怨，也不愿对父亲说些什么。她慢慢被改造成别人期待的那样，整天面带笑容，干活的时候也不黑着脸了。只是，偶尔会吃到碱大发黄的馒头，和如包子般巨大的饺子。

餐桌上，人人都是美食家，毫无顾忌的点评着一道道菜，这个淡了，那个咸了，这个差把火，那个夹了生。一番连自己都被感动的评说后，风卷残云，杯盘狼藉。等母亲出来，往往只剩下些残羹冷炙。

觉得郭德纲说得一句话很有道理，那些不知道情况就劝别人想开点别往心里去的人，都该离他们远一点，因为他们很容易被雷劈死。

事不关己，谁知冷暖？

女人，从来都是斤斤计较的，也许，父亲就是被母亲看似开朗的性格所蒙蔽，以为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以为她不会再在意那些他眼中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慢慢累积，变大，最终成了压倒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