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专题
围绕审美，身体，自我，道德，成就，自爱等主题，归纳和整理了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笔记。
Helen Longino
【审美、身体和自我】
自我是一种成就。身体成就了自我，自我也成就了身体。
自我给人以美的感受；人通过认识自我走向完美的成就。
审美应补全身体的向度。认识自我的最高境界是审美境界，即“做一个诗意的自由人”[1]。
中国古代的“身本主义”哲学认为，成长看似不可避免，但我们需要达成身体的成就才能成人。自我是当下的身体和过去的成就，如同精神人文主义者杜维明所说，“‘学以成人’是对身体的要求”。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仍在“学以成人”。
认识无法脱离身体；道德承诺和道德态度也根植于具身性中。印度的尼耶也派哲学家Chatterjee认为，身体外的具身性（身外之身/第二身）也成就了自我。
解放离不开身体，反抗也离不开身体。[2]这就是后现代的“身体主义”。
除了身体，自我还需要关于为什么的第一手知识才能获得。[3]
Gallagher认为，神经中心主义不能整个取代对自我的研究。
萨罗尼卡大学的Demetra因此说，“最好的看待自我的方式是跨学科地看待之。”
“除了成就，我一无所是。”莱比锡大学的Sebastian总结道。
【自我、道德和成就】
自我建构了世界的意义；世界是自我的成就。[4]
成就是人感觉自我，提供直观人性的象征。在南希和德里达看来，就是“书写”和“触感”——自我与其说是“学就”的，不如说是“写就”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人工智能哲学——代码的“书写”上。
技术时代带来了亚里士多德“主体性”的消弭，和以拉康的“主体间性”为代表的“间性”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Okere认为，人的自我应该被理解为成就之间的关系网络；网络联系的成就越多，自我越圆满。
成就将道德嵌入自我；道德是情境性的成就，例如，赛博空间（网络）既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我。[5]技术人工物是认识自我，成就自我的平台——成就之间的“调解者”。人工智能是认识自我的良好平台。
自我的成就形式的界限，也就是自我的界限。自我是对成就的克服与超越，随成就改变的自我应学会改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必须克服模仿人的自我，实现超越人的自我。因为“人”只是“自我”的子集。Paulin J.甚至认为，人必须克服模仿上帝的自我，实现超越上帝的自我，“世界的道德化就是从上帝的自我回归到人类的自我”。
人权从何而来？自我赋予人权，张景昀这样宣誓。而东南大学的郭玉宇认为，自我是平等的，身体也应该表现自我的平等。身体的增强必然伴随自我的增强。超人类主义的生物政治学是身体要求的。
Haydar最后认为，艺术在于表现可成就的自我和成就的独创性。这与法国哲学家翁福雷的“享乐主义”几乎不谋而合。
“自我是想象力的乌托邦。”Bidima总结道。
Paulin J.
【威廉斯和阿多诺】
西北政法大学的山小琪分享了来自上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威廉斯，这位英国“战后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和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看待大众文化的观点颇有出入。
威廉斯站在罗宾汉学派的民粹主义立场，表达了对大众文化“反精英文化的非个人化”的欣赏，而阿多诺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认为大众文化是执行阶级统治，实施权力支配的中介，是统治阶级而非被统治阶级的“成就”。
这场论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研究。
【赛博空间与大众哲学】
法明代尔州立学院的陈丹丹考察了赛博空间的历史。这是有关技术人工物如何影响“自我”的考察。
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发展，从最开始的精英主义、个人主义的博客，到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循环辩证的微博，再到世俗哲学崛起的微信，和豆瓣精英对世俗哲学的主动疏离，可以解释为“自由主义人设的崩塌”。
北京大学的刘悦笛随后分享了他有关中国文化格局的研究。
“中国文化格局的变化”
“中国文化格局的变化可以总结为‘政治文化的被边缘化’。”刘悦笛最后补充。
【克尔凯郭尔与法兰克福学派】
哥本哈根大学的Pia Søltoft对比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克尔凯郭尔关于自爱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认可一种自爱的澄明，在这里，自爱是“最纯粹的爱”、“爱他人的样板”。他们将自爱作为爱的积极形式进行推广，认为“爱他人”越是模仿自爱，爱就越纯粹。但是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积极的自爱并非不证自明，人们只能在爱的过程中避免自爱的消极形式，使“爱他人”不至和自爱一样绝望：绝望地意愿成为自己；绝望地拒绝成为自己。因为自我三心二意的爱是被某个他者一心一意的爱所创造的。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当自我与那个创造了自我的力量处在一种积极关系中时，自我才能消除有关爱的绝望。“学以成人”在于与他者和睦。
“自我并非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 Søltoft说，“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对‘学以成人’的抗拒正是对自爱的抗拒。”
Mercedes de la Garza
【他者的间性：“自我”及其传统】
自我是一种成就，受到时间绝对地限制。[6]自我产生于一种行为，即获得“关于为什么的第一手知识”和“身体”的行为。创造自我及其具身性的行为是永恒的，而创造的主体和被造的客体却都是生灭的。主体和主体的主体性，客体和客体的客体性，这些生灭的和生灭的性质都无法企及创造自我的这一行为象征的他者及其间性。现在，人们应该重新理解这句名言：“上帝在我们之间”。而创造的和被造的，都是这一他者赋予的。
在这个意义上，Mercedes de la Garza强调，人们应该回溯那些让他们陌生的传统，例如在玛雅人的传统中，人既是神的侍者，又是神的源头，而这两者又都受时间绝对地影响。谈起永恒，人们总是假借可以被损害或补益的事物，常常将“持久的生灭”误以为永恒。然而永恒是绝对的超越，是不可能被增减的。
[1]北京大学.张世英.
[2]让·吕克-南希.
[3]罗格斯大学.Ernest.
[4]芬兰学院.Sera.
[5]法明代尔州立学院.陈丹丹.
[6]慕尼黑大学.Julian.
2018/12/17
本文选自作者世哲现场的笔记，
未刊出的文本和署名或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