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记（下）
本着对事件中这位主编的敬重，我还是应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两年前从报社辞职后，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前往另一家报社。延续记者工作，并不只是赚钱、谋生这么简单。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记者这种与文字相关的行业并不像盖大楼、做家具那样一目了然，自己的工作水平高低是难以定论的。
但如果尝试过不同的工作平台，且具备一定眼界后，我们就能对自己之前的职业生涯、对自己本身产生一个客观的评判。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新报社之间是典型的“各取所需”：我想看到些不同的东西，而新报社恰好急需人手。这家报社前段时间出现了较大的人事矛盾，主编离职，我去时正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由于成本所限，一名记者必须担负起文摘、采访、写稿、排版、校对、合板等一整套工作。上班时总是十分忙碌，中午没有时间回家，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起养成喝可乐的习惯。
尽管很忙，但繁忙的工作也使得这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官僚主义。我们的目标很纯粹：出报。这样的氛围我很喜欢，可惜好景不长，约莫半个月后，社长突然开会时说，他找到一位新的主编，近期就会来上班。当社长说起这位主编的名字时，我想起自己曾经听过，颇具传奇色彩：他不仅是本地最大报社的创刊人，当过官，还是有名的文人，也是这里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一定是个难缠的领导。”我心中暗想。
过不两天，主编果然来了。这是一位老人，年纪约莫六十多岁，满面红光。他的头发稀疏、灰白，眼角布满皱纹，衣着简朴。但腰是笔直的，双目也是炯炯有神的。他先是开了一个动员会，开口发言，用衰老而有力的声音说：“在座各位都是靠文字吃饭，这是一条很好的路，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这口饭吃好。”这句话后来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开写作班，写剧本，去门户网站赚取稿费，总归不过是在想办法“把文字这口饭吃好”。
但那一天听起来，我是没什么感觉，甚至有些愤愤不平的。因为主编在安排工作时，点名让另一位记者去做新闻部主任，理由仅仅是曾经认识，觉得才华不错。我感到不平，因为当时在座的记者里，只有我的资历最久，差不多三年——其他人最长的不到一年，要么就几个月，对新闻的理解在我看来刚入门而已。更让人气愤的，是主编明明了解每个人的情况，还是做出这样的安排。
随后他让我们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我给了他一篇新写的稿件，他拿着红笔开始修改，不一会儿，就叫我过去，把“血淋淋”的稿件递给我，几乎每一个段落，都有他的红笔，有的是修改词语，有的是调整段落，他那表情好像在说“就这水平，还是干了两年？”我的自尊心好像突然受到了某种刺激，决定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更加努力。那时候，正好是新版百元钞票上线，正在排版时我得知这个消息，立马拿起相机去银行，一番交涉后，拍了银行工作人员拿着百元新钞的照片，放在了自己的版面上。不料在主编看到后，我却迎来激烈的批评，理由竟然是这条新闻“太浅显了”，他认为我没有写出国家推出百元新钞的意义、对经济的影响等深度问题。虽然他说稿子应该结合“开放发展”等国家政策，在我听起来也有道理。但要知道那个时候，其他记者连编辑、排版的工作都顾不过来，谈何采访？而我毕竟努力去采访了一条新闻，保证了时效性，却被如此批评，实在难以理解。
我用沉默、但更加努力，来回应他的苛刻。我想写一些就连他也挑不出毛病的新闻。还记得那一天正在出报，工作十分忙碌，外面却突然下起了雪。那是那年的第一场雪，我看到雪花，急忙拿起相机，去拍摄雪中的行人。回来后给机场、客运站打电话，询问遭到延误的班机；我给交警部门打电话，询问雪中行车安全问题；我给保险部门打电话，咨询今天的理赔情况……当把这些内容采访完，我迅速写稿、排版。过去报社需要五名记者、一名校对、一名排版员用一天的时间共同完成的一个选题，我硬是在两个小时内弄了出来。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对我态度逐渐好转。而我给他新闻时，他给出的评论也让我受益匪浅。真正的高手，在业务上往往能“一语惊醒梦中人”。举两个例子，我以前做记者时，不会写图片说明，有一次拍了一个农民用上智能手机的图片，请教一个主任，主任看了一眼说：“这玩意儿，太神奇了！”这句话既有趣味性，也符合图片里的农民特征，实在很贴切。还有一次采访百姓观看十八大后的感觉，我起的原标题是“兴安盟百姓满怀信心，迎接十八大”，而主编则改成《百姓期盼明天更幸福》，这个标题既喜庆，却又有些感伤，实乃经典。
而这位主编教人的风格则是平易近人、实实在在，他往往能把复杂的东西说得很简单，让人迅速理解，这是新闻的“精简”原则。而在文艺上，精简也是至高境界。接触越久，我对他的敬意也越高。而他对我也越来越好，甚至还送我一件皮夹克，这件皮夹克十分合身，我一直不太舍得穿。约莫两个月后，他还为我争取了一个专题部主任的职位。
我和主编
后来，我才从其他渠道得知，其实让另一个人做新闻部主任，并不是他的决定，是社长的决定。我这才知道他一直以来都是被我误会的，他跟我一样，也只是个打工者。我也突然明白了他为我争取专题部主任这个职位，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有一天，他笑呵呵地对大家说：“什么是‘愤而著书’？就是你生气了才有动力，不生气的话没有动力，著不了书。”我听后会心一笑。
萧红曾写过一首诗：七月里的野菜，八月里开了花。我悲叹它的命运，我赞叹它的勇敢。
冬天即将来临，哪怕必将枯萎，毕竟曾经怒放。结合萧红本人的命运，这首诗不免让人唏嘘。
虽然报纸也即将凋零，但我这两位主编，让我感受到了老一辈记者身上的报业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