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纪事（三）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先生仅在自己可见的日记中写了一段文字，被人撬开抽屉密告，从而打成右派，送峨边大堡劳动改造。缧绁患难，见识了许多人事。有荒唐、有辛酸、有人性恶、也流淌着爱的芬芳。
4、被陷害的右派
1958年的春天，我在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时，一次运粮途中，结识了一位“奇葩右派”王孝明。他的经历令我三观崩塌，如锥刺心！想不到整人还有这种邪恶手段。
一天下午，我挑着一百斤包谷由峨边返回大堡，途中要翻越山高陡峭的蛮子岗（后改为解放岗），因山路崎岖，翻山越岭时汗流浃背，粗气直喘。走在我前面一中年汉子，体健如牛，负重超过我一倍，却担儿悠悠，健步如飞。
路边歇稍时，乘机和他攀谈：“你也被打成右派吗？”他憨厚的一笑：“我可不是打成的右派，是自己心甘情愿当右派！”天下竟有这种奇闻，我百思不解继续探问：“你是哪个单位来的？做啥子工作？”他笑嘻嘻随口应承：“我是朝天门运输队扛包子（装卸）的，叫王孝明。”我捡起一根小树枝，让他在地上写自己的姓名，他一脸无奈，为难的说：“我不会写字，填表、写信都是别人帮忙。”我更加纳闷，一字不识的装卸工怎能打成在右派？一路上刨根问底，终于弄清他被划右、送劳教的真相。
反右期间，朝天门运输队几个头头分别找他谈话，书记说：“王孝明同志，你想不想享受干部和知识分子待遇呢？”“哪还用问，当然想啰！”接着领导摊牌：“最近公司给我们运输队分配了一个右派份子指标，条件必须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经我们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分给你，照顾你和我们一样享受干部待遇，你看好不好？”王孝明连连点头：“好！好！好！感谢组织照顾。”就这样，他高高兴兴当上了右派分子。至于右派分子是怎么回事？他从不过问，每天照样扛包子，上下车卸货。
不知不觉到了1958年3月，全国各地都在验收反右派成果，专门出台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即单位的领导不需任何法律手续，只要写张便条即可将职工送去劳教。富有经验的书记、队长又打起了王孝明的主意，转弯抹角找他谈话：“王孝明同志，让你一个人拿两份工资好不好？”“那当然好咧！不晓得咋个拿法？”书记严肃的说：“我们运输队需要送一个人去劳动教养，不过也没啥了不起，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们打算派你去，时间不会太长，原单位工资给你保留，发薪时给你爱人送去，你在新单位又可领一份工资，两份加起来比我们都多，你看如何？”王孝明再次感谢领导的大恩大德，告别了妻子儿女，收拾行装欢天喜地来到了峨边大堡。
三个月后，王孝明被调到峨边沙坪农场十大股中队，从此音讯杳无。1961年11月，峨边的右派在沙坪森工局礼堂集中，我向一个十大股中队下山的右派打听王孝明的下落，他告诉我：“王孝明于1960年春去世，他食量大吃不饱，乱吃野生植物导致水肿腹泻，很快一命呜呼！”至今我还在思索，这个王孝明可能至死都没搞醒豁，“右派分子”和“劳动教养”是怎么回事！？不知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时，他们单位哪几个领导是否为他平反昭雪？
5、著名作家刘盛亚
我和刘盛亚（1915-1960）相识于大凉山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三中队。
我俩同一个大组，每天劳动都在一起。他一介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干点轻活，拔拔草、烧下草木灰，开荒、挑粪之类的重活，苦不堪言。
1958年冬，一天收工回来，只见他一脸晦气，胡子拉渣，流着清鼻涕，头发和身上的军大衣沾满泥土。他无精打采地对我说：“宪君啊！我饿得实在遭不住了，写信向家里要吃的。老婆寄来了两大瓶酵母片（每瓶1000片），我一口气全嚼来吃了，现在反而更饿了！”
不久，他全身浮肿，卧床不起。队部派人将他送到80里外的农场医院治疗，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刘盛亚的好友杨钟岫（牛翁1922-2017）告诉我：“刘盛亚是个才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笔杆子很来得！30年代毕业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回国后先后聘为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曾发表过长篇小说《夜雾》《彩虹曲》《水浒外传》等，翻译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歌德的《浮士德》，那时候他和吴祖光被誉为南北两神童。他们二人胸怀天下，放眼世界，堪称天之骄子。
刘盛亚20多岁便跻身于罗曼·罗兰、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他目睹了希特勤的法西斯暴行，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在卐字旗下》。这位大器早成的青年俊秀，以锐利的文笔屡出杰作。1951年夏，因为发表小说《再生记》受到批判，1957年与我同时划为右派，同时送到峨边劳教。”
刘盛亚送去峨边沙坪医院不久，我和杨钟岫就调到了跑马坪五中队，我给小犯人和小劳教当大组长，他当教员，我俩相处三年多。
1961年11月7日，中央有政策安排右派回原单位工作。沙坪农场的右派全体在峨边森工局礼堂集中。我全身浮肿，举步维艰，翻山越岭，连滚带爬，走了80多里山路，终于在深夜到达集中地点。
几天后，我打听刘盛亚的下落，有人告诉我：“他死于1960年，既无棺木又无墓碑，谁也不知道埋在了哪里！”
1980年春天，右派“改正”以后，我听说中央有文件，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便到杨钟岫家中打听消息。恰巧，刘盛亚的大儿子刘玆捷在场，他是来打听他父亲究竟葬在何处的。
杨钟岫见我来了，对他说：“你问林叔叔，他和你爸在一起，看他是否知道你爸死后埋在哪里？”
刘兹捷说明原委：“我爸平反后，单位已经出版了他的遗著《刘盛亚选集》。现在要开个追悼会，要家属寻找遗骨，以便装骨灰盒，重新下葬。”
我告䜣他：“三年饥荒时期，沙坪农场一万多名右派，饿死了一大半，既无棺材又无坟地，基本都是草席一裹，挖个浅坑，埋在荒野山坡。有的几人合葬，还有几十人埋在一起的。即使你找到墓地，白骨累累，也无法辨认哪块是你爸的遗骨！”
杨钟岫补充说：“我都险些死在那里了。我浮肿已到胸口心窝，早已卧床不起。右派集中时，全靠南岸拉链厂的王吉辉把我背到了森工局。过了不久，被清放回家，才捡了一条命，否则性命难保！”
后来，杨钟岫告诉我：“刘盛亚的追悼会很隆重。因为找不到遗骨，他爱人魏德芳将他生前用过的一支派克钢笔装在了骨灰盒里。”
2013年，我参加一次难友聚会，见到当年沙坪农场的卫生员廖运柱，他对我说：“你找对了人，我就是掩埋刘盛亚的成员之一。1960年冬，刘盛亚已经饿得皮包骨头，忽然又全身肿得发亮，生命垂危之际，队部派我们四人抬他到场部医院去抢救，走在半路上，他便溘然而逝了。我们四人将他就地埋在路旁丛林处。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地方。”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告诉他：“刘盛亚的子女正在找他的遗骨！”
廖运柱表示，他愿意亲自带路。
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钟岫，杨钟岫把刘盛亚的大儿刘兹捷和女儿刘兹静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对他们说：“你们爸的遗骨有了下落！”
他们去眉山找到廖运柱，共赴峨边沙坪农场寻找先父遗骨。
遗憾的是，当年的荒山野岭如今已经高楼林立，荒塜野坟早已杳无踪迹！
6、瓷器蒙尘
杨宾宇（1910一1989）四川长寿县人，曾是川东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追求进步和真理，即加入了共产党。1946年，中共川东特委派他打入国民党军队，担任了团参谋长，任务是潜伏在国军高层，进行分化瓦解、策反军队哗变。1949年底，解放军进入川东一带，他们立即率部起义，加入了解放军，为重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久转业地方，安排在市房管局上班。1955年”肃反运动”中，单位根据对地下党“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方针，不但不承认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而且还将党派他到国民党军队策反，定为“历史反革命”。由于当年地下党活动均为单线联系，他的上级已牺牲，无人给他作证，弄得黄泥巴敷裤档，不是屎也是屎。他万念俱灰，有口难辨。多次上诉，均无人理采，石沉大海。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因他多次上诉告状，被视为“对党不满”，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不服，继续上诉中央，结果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58年3月送峨边县沙坪农场。
那时，我和杨宾宇同在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三中队，在一大组三小组，每个小组20余人，大组长也是右派，是原市公安局押送来的右派分子何耀明，此人心机深沉，为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待右派同类比狱吏还要苛刻几分。
我们刚来三中队，劳教人员住的工棚尚未完工，只搭了个屋架，盖了茅草屋顶，竹篾笆墙还在敷稀泥巴，既无板凳又无眠床。100多名右派分子拥挤在百余平方的空间，每人平均不到两尺宽六尺长的地铺，只有头顶头，脚顶脚和衣而眠，如同一大盒沙丁鱼罐头。晚上起夜，摸黑外出小便返回地铺，便找不到自己的地盘，若把脾气暴躁的大组长撞醒了，还会挨一顿重拳。
就在这种住宿条件下，我和杨宾宇毗邻而眠。48岁的他，一介文弱书生，身体单薄，弱不禁风，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时常睡不着，加之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时常哀声叹息，口吐怨言。
我们初来大堡，目之所及，皆一片荒山野坡，灌木成片，杂草丛生。三中队的队长王大发，是个40多岁的南下干部，又是个京戏迷，他给右派们规定了个开荒指标：每天每人要挖一分二厘地，即一亩地的12％，这个任务对于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的杨宾宇来说，简直是要了他的命。他连重一点的锄头都举不起，何况还要挖地8寸深。手上磨起了血泡，全身都是泥土，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方式，让他承受不住，苦不堪言。
我们的何耀明大组长，虽说也是右派，一旦头上顶了个草帽，又心狠手辣起来。对于年老体弱者，更是不依不饶，口口声声扬言：“若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饭。”那个年代，被扣了唯一维系生命的食物，比剜肉还心痛。我对这个残害同类的老右派十分反感，便把他的名字何耀明取谐音改为“活要命！”不这个绰号不径而走，叫响了全中队，大家都喊他“活要命。”
杨宾宇完不成开荒任务，常受何大组长的批评指责，他愁眉苦脸，向我诉苦。何大组长对他的欺负，我实在无法忍受，于是便和他联手合作，共同完成两个人的任务。我年轻力壮，浑身是劲，便负责铲草挖地，他在身后清理石子和草根，两个人的开荒任务都完成了。为此，他对我一直感激不尽，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小拖拉机。”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沙坪农场将部分老弱病残的劳教人员转移到了简阳县的平泉农场，那里的农活较为轻松，只是一般的播种和田间管理，对杨宾宇来说尚能胜任。据说，他们这批到简阳的右派大部分人都存活了下来，而留在沙坪农场的右派，则饿死了60％，杨宾宇走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1962年杨宾宇被简阳平泉农场清放回家，长期在街道捶煤球谋生，一直捶到到1979，平反冤假错案后改正平反。这时，他已近70高龄，原单位房管局直接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他的党籍却一直无人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