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三）
从此，这截乡村的风景里，妹子消失了。我和她天各一方，此生再无相见。我妈身后跟着的只有我那彷徨着的小小身影，泥泞的土路上一串蹒跚模糊的脚印载着朦胧的辛酸指向前方，谁能告诉我：我心安处是何处？何处才是我故乡？
我妈教书的地方是乡村小学。北方的乡村与南边相比，落后贫穷尤甚。虽有上学的孩子，但多数交不起学费。那时村子里流行的做法就是：老师上学生家轮流吃饭，抵学费。于是每天中午去学生家吃饭就成了我们母女必做的功课。
我和妈自然是住在学校，记得学生家住得很分散，有远有近。我妈因拥有一个开通的养母，没有承受过缠脚的痛苦，端端一双大脚，在乡村的田间小道健步如常，走路去吃饭难不倒她。但无论远近，对于我来说，就没有步行跨越这段吃饭距离的能力了。大人们就采用通用的办法，到学校接我。他们将我放在箩筐里盘腿坐下，然后把我挑走。日长地久，天天如此，我成了挑担里的公主。可以说，很少有人体会过那种坐久后无奈的疼痛，在箩筐里根本就没有转身放松自己的空间，到了学生家，都站不起来，因为双腿早已麻木。麻木的腿稍有疏解时，是一阵阵钻心的刺痛，像千万根钢针齐刷刷刺向小腿。我想，相比之下，《还珠格格》里容嬷嬷的针刺也只能黯然失色。后来，每天中午，当箩筐放到我面前的一刻，腿就发软，站不住，立不稳。滚烫的眼泪簌簌雨下，在母亲的责备声中无奈的再一次跨进箩筐，盘起小腿，任那疼痛和麻木渐渐升起，挑我到那吃饭的地方。许多年过去，都忘了自己是走出箩筐，还是滚出箩筐的，好像是后者吧！
村民都很淳朴敦厚，给先生（那时称老师为先生）预备的饭，都有肉有蛋。可北边嗜辣，我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在箩筐春秋的折腾后常常被辣得眼泪鼻涕，呛咳不休。
有吃百家饭的，我这样的百家饭天下有几家？有人说，梦里没有太阳。我怀疑，沉淀在我记忆中的事几乎都发生在阴暗的苍穹下，回想中始终没有阳光。那它们是梦吗？隔着茫茫宇宙问母亲：“这些是真的吗？” “真——的——”妈在过往的时空里回答。声音遥远但是清亮。
有时，我会抱着个小凳子坐在课堂的门口，和学生们一起听妈上课。学生背不出书时，我一着急，就自告奋勇的帮他背下去，其实纯粹是鹦鹉学舌，什么也不懂。为此没少挨骂。于是乎，我只能独自在教室外的空地上玩泥沙，抓一把土，左手倒到右手，再右手倒到左手，如此往返循环，直到下课。
好婆叫我们回家过年，妈买了两只乡下鸡，和一些当地土产，带着我回苏州。我坐在不知是驴还是骡子拉的平板车上，妈嘱咐我抱好两只鸡。车小，不能载太重，大人只能跟着车走。于是，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看好两只鸡的特殊任务。平板车没有护栏，车稍微一晃，人就会前仰后合，甚至掉落车下。车身就是一大块木板，和六、七十年代新疆的毛驴车相似。吱呀作响的车轮时刻提醒我坐好，坐好。车板上除了大大小小的口袋和竹筐外，就是我和鸡。三、四岁的我，天生对活的东西充满了恐惧，两只会啄人的鸡是我随时随地的威胁，它们的腿尽管绑着，但那硬壳的嘴是自由的，谁能保证它冷不丁给你来上一口呢？小驴车在乡村的土路上“的，的”跑着，悠哉悠哉！空旷的田野，光秃秃的，静悄悄一片，人都见不到一个，时不时拂过一股冰冷的风，远处不知名的小鸟不倦的啁啾随风传来，很好听。
车突然一晃，随即，两只鸡搧着翅膀，“嘎！嘎！嘎！嘎！” 欢叫着向田野飞去。我吓坏了，只会哭。好半天赶车人和我妈气吼吼地提着抓回来的鸡爬上土路。在不停的责骂声里妈重新绑好了鸡腿，可能是为防止它们再次逃脱，这回把我和鸡腿绑在了一起。
我爱做梦，许许多多离奇的梦伴着我长大。关于梦，众说纷纭。有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有说死人托梦的，有说仙人指路的……小时候，趟到床上，眼前会飘过一排排有序飞过的小鸟，有时是红底，黑的鸟;有时是深蓝的底，红的鸟；抑或是桔黄底墨绿的鸟。排的阵也各式各样，有人字形，有一字形，有块状的等等。飞啊飞的不知飞过多少后，就进入了梦乡。
在我整个幼年，童年，少年都一直反反复复的做着一个同样的梦。随着年岁的增长，它才逐渐退出了我的夜晚。
总是在入睡后进入深眠时会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栽入水中，或河，或湖，或池塘。很深的水，人成垂直状往深处坠落，很冷，很怕。到失望布满全身，彻底无望时就惊醒了。醒来后，心别别的直跳，全身冷汗涟涟，但忘不了安慰自己：是梦，不是真的，别怕。然而，它还是在深夜里频频馈赠它的恐怖，惊扰我的身心。
学会打毛衣后，首先想的是给妈打一副无指手套，冬天里给学生批改作业时好用。因为她旧的一副已经破了，自己又没功夫打新的。我很快打好了一只，可懒劲来了，怎么也不想打第二只。打好的那只就一直趟在抽屉里等那第二只来团聚。一天，好婆翻抽屉看到了那只孤零零的手套，拿在手里，语重心长对我说：“端端啊，给娘做东西就要诚心诚意，开了头就要做完，不能虎头蛇尾。快把那只打出来吧！天冷了，你妈也好派上用场。”接着又说：“你的命还是你娘捡来的。”“为什么？”我问道，好婆说：“我也说不清，你自己问去。”
妈和好婆说的不大一样，妈说是我已经身体腾空 往江里掉时，一个陌生男人抓住了我的后背，是陌生人救了我，而不是她。听了妈的陈述，我将其关联起一桩已然尘封在脑海的往事。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南渡的风声吹遍长江南北。独自在家的好婆显然缺乏应对时局大变的能力，连着好几封书信催我们母女回家。我妈只好带着我过江回苏州老家。那时候长江上不但没有桥，连轮渡都还没有，过江全靠轮船摆渡。从浦口坐车先到长江边码头，再乘轮船过长江，到达长江南岸的南京，再坐火车回苏州。我记得乘轮船过江的人很多，我跟在妈后面往船舱挤去时，走在甲板上时，好像一只脚踩了空，但被一人拖住了，我妈带着行李已经挤进了船舱，可我还在外面。是那个男子把我塞进了船舱的窗户里，我惊恐地乱喊妈，才找着的她。很多年过去，没人给我提起过此事，也就自然地把它归入了“梦”。因为我打小天天有“梦” 。
然而，它偏偏不是梦！我终究是可有可无的没人稀罕的女孩。这么挤的人堆里，为什么没有人照料刚过4岁的我？为什么我妈和行李都进了舱，却任我孤立无援的在陌生的人群里凄厉呼号？最残酷的问题：我是自己掉下甲板的吗？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从此，时时刻刻，都会提醒自己：永远不做他人的累赘，独来独往，做最好的自己。
在即将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隆冬，我回到了苏州胥门的毕家老宅，成了积满尘土的家谱上最末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