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家庭作业

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三月的西州（今吐鲁番，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春意正浓，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唤醒了绿洲上破冰的流水，花草树木抽枝吐蕾、竞相开放……

此时，高昌县宁昌乡12岁的少年卜天寿正趴在桌前抄写《论语·郑玄注》，他一会儿快速抄写，一会儿向窗外张望，一会儿又喃喃自语：“先生留下的作业如此之多，抄得我胳膊都酸了，小伙伴还在等我去玩耍，这作业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也难怪，卜天寿早已看到窗外的杨树长满了嫩绿的叶芽儿，刚回过头用功抄写，又听到三三两两的鸟雀在外面飞鸣打闹。好容易静下心来排除干扰，却又闻到吹进房中的风里那些杏花、桃花的味道。

他焦躁不安，忽然，一首诗歌涌上心头，写到：“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写完，他嘿嘿一笑，想到未完成的作业，想到等他的小伙伴，于是继续埋头抄写《论语·郑玄注》。过了一会儿，在抄写行将结束时，卜天寿又有了心得，写道：“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卜天寿终于完成了作业，他希望先生不要怪他今天因为不专心而延迟了完成作业的时间。另外，明天是放假的日子，他和小伙伴的心早已飞出了学堂，只想一起在万物勃发的大地上，跑个够……

20世纪60年代，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纸质文书，其中一件文书尤为注目，这就是“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论语·郑玄注》中“郑玄注”的意思就是郑玄对《论语》的相关注解。据文献记载，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十二、三岁就能诵读和讲述“四书五经”。郑玄中年时期开始倾注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作为官方教材，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郑注论语自宋代以来就已失传，人们难窥其全貌。这件《论语·郑玄注》手抄本的出现，其中记载的论语中《为政》后半部和《八胤》《治仁》《公冶苌》三整篇的内容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示曾完整发现过的，这为我国文献学、古代民间文学、书法艺术以及训诂（传统古汉语词义）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一件难得的文物珍品。

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

在这件《论语·郑玄注》手抄本的卷末有两处题记，一处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一处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西州”就是现在的吐鲁番，抄写者是一位12岁的学生卜天寿；“景龙”是中唐李显的年号，“四年”为公元710年。这两处题记清晰地说明了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做什么事。更有趣的是，12岁的卜天寿在抄写《论语·郑玄注》的时候，还即兴发挥，做了两首“打油诗”。第一首打油诗写到的侧书、侧读、侧眼，勾勒了卜天寿学习抄写、诵读《论语》时的活泼形象；第二首打油诗一方面反映了卜天寿对自己因为不专心而延迟完成作业的些许内疚之情，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他渴望在第二天的假期痛快玩乐的质朴童心。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纸质文书是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从内容上看，吐鲁番文书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佛道经卷、古籍等四大类，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例如，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目巨大；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典籍；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展示了一幅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民族关系、社会风情的画卷。

在这些文书中，有明确记为西州少年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手抄本、《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以及启蒙课本《千字文》《开蒙要训》“唐西州习字残片”等，让今天的人们了解了远在1300多年前，古代中国西域地区少年儿童的学习和家庭作业内容以及唐代西州的教育制度育状况。正如《周书·高昌传》所记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在《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

”当时的西州地区建立了与中原一样的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原文化教育，在这里得到推行和普及，并且当地教育正式被纳入了朝廷科举取士的轨道。以“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手抄本”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古籍出土文书，兼有西域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内容。这些充分体现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管理，以及西州对中原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西州与中原的教育制度才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唐代西州这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特征正是中原与西域交流、融合、凝聚的结果。（新疆博物馆  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