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怀旧：在人间——大队干部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经常描述的大队干部就像种猪一样，肆意糟蹋农民的妻子，就像皇帝临幸自己的妃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那里并未出现，也或许是那时我的年龄尚小，还不懂这些。

那时的农民叫“社员”，无论男女老幼，我们都是“社员”。生产队是管理社员的最基层单位，生产队也叫“小队”，因为它上面还有大队（也就是后来的“村民委员会”）。

“分单干”以前，社员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甚至一举一动，一切都在生产队掌握之中。但其职权也仅限于“掌握”，有决定权的是大队，大到影响农村青年命运的推荐当兵、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为本队到外面参加工作人员的转正、入党、提干前的“社调”出具意见盖章等，小到结婚登记开个介绍信，这都是大队的责任，大队干部的权力。

在法律层面，大队也就是村，是村民自治组织。国家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在农村是公社，公社里面才有干部，有工资拿的，吃商品粮，算国家的人。公社有了民警，有了法庭，有了医院，公社就是农民的天了，生杀予夺都可以的。

我们那里更大的官也是出过的，那里是革命老区，李德生、许世友、钱钧、尤太忠、万海峰，都是妇孺皆知的，但那是神仙，是管天上打不打雷下不下雨的，并不能决定谁家吃干的谁家喝稀的。

但公社干部可以，大队干部也可以。公社干部可以让人长期吃干的，大队干部可以让人至少一阵子吃干的。神仙们在乡下的亲眷却好像沾不了啥光，万将军的姐姐就嫁在我门村，是我本族的四奶奶，好像幸存的亲人就这么个姐姐了，但除了每年大队里会送个“军属光荣”的牌牌，那些小辈们都是和大家一样的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很久以来我们都不觉得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有啥特殊，直到八十年代初的那一年将军回乡探亲。此是后话。

那时我们村相邻的两个生产队，在外当干部的年轻人各出了一个公社党委书记，都是穷苦人家子弟出身，同属一个大家族的，让那个家族在我们当地无比骄傲，仿佛属于那个姓的都是天之骄子，那个姓的青年才俊也都是当地女青年们婚嫁的首选。至于他们的女青年，在我那时的记忆中，好像就没有嫁在本大队的，兴许是嫁到乡镇的街上或者在县城有工作的人了，总而言之多是嫁给吃商品粮的，嫁到我们见不到的地方去了。

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几个同族男孩玩游戏，把几位大队干部子弟（女妹）逐一分配，指定谁谁谁是谁的“小媳妇儿”。一年级的小男生确实觉得她们就是比其他女生漂亮，人家问你小媳妇儿长啥样啊，我挺自豪的介绍：“饱饱的脸”。但二年级的时候，就知道“小媳妇儿”是一个很羞耻的概念，被姐姐们嘲笑取乐了很多年，近年回乡还会被问及“你那饱饱的脸的小媳妇儿呢”。当然，这种指婚后来没有一对儿成功的，本来就门户不对么。

我们家族，尽管人也不少，但跟那几个大姓相比，人数上还是属于小姓，又没有在外面做官撑门面的，自然是弱族。也有个别的小姓，人数更少，也没有做官的，但人家向来民风剽悍，自然不会吃亏。当然，他们虽然让人敬畏，我们家族却是不让姑娘嫁过去的，我们虽是弱族，但读书人不少的，我后来见到过几位大伯流传下来的毛笔字，写得确实很好。

若干年后，我上大学了，那两位党委书记从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官做的更大了，他们的一些不远不近的后代在我们当地开枝散叶，从大队到县城仍是权重一方。有一年正月里我的几位表哥到我家来拜年，由于喝了点酒，在返程的班车上冲撞了下乡拜年的另几位城里人。我带着一袋大米一起乘车的，正好开学到县城高中报到交米换饭票。离学校顺路的地方，表哥让司机专门停车放我下来，让可以我背米少走一大段路。毕竟表哥也是县城一个小单位的领导，更是其中一位前党委书记的门侄儿，行这点方便当然没问题。我同时想那几位城里人见此也该服气些了吧。

谁知在下一个周末回家的时候，听说表哥几个那天被人打了，那人命令司机把班车直接开到交警队去打的。我想这还得了，那帮人有苦头吃了。再后来得知，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帮人是另一位前党委书记的外甥，两方不打不相识，握手言和了。

刚才说了，大队干部是没有国家工资的。大队干部的身份是农民，是附着在土地上的，是大队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一份子，也是靠脚下的土地吃饭的。理论上也是要跟大家一起下地干活的。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大队干部很忙，大队有很多工作要做，大队有党支部书记兼大队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大队会计负责核算工作，有治保主任负责治安、有民兵排长，还有妇联主任。正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篇小说《蛙》所描述的，妇联主任这个角色在后来的计生工作中那真是操碎了心、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这也是后话。

仅仅作为一级经济核算单位，但不是一级政权，也就没有国家供养的大队干部当然是由大队社员供养的。这一部分的供养费用，在社员的分配里叫“大队提成”。

大队的经济核算原理是这样的。首先是公社里根据各大队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情况，核定一个上交公粮指标，比如说是二级红小麦多少公斤、二级稻谷多少公斤，都是有质量标准的，不同的质量标准会有一个折算比例，由粮库收公粮时候掌握执行。这个公粮指标，包含了三大项：最基本的当然是“任务粮”，是耕种土地的社员应该完成的国家任务；其次是“行政摊派”，公社和上级机关预算外的、超计划的行政费用，或者像兴修水利工程等临时支出，都归到这里；第三块就是村级提成了，被大队工作耽误了下地干活挣工分，大队干部得到的工作津贴也是误工费，每人多少，列的清清楚楚。还有工作经费，大吃大喝那个时代是没有的，都在社员眼皮底下。有时上级管控这部分费用，压到很低，那个年代很明确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队干部就跟生产队商量搞“派饭”，派到社员家里管饭，折算工分。当然，就是到谁家派饭那也是有讲究的，只要是不用下地劳动就能获得工分的事情，都属于大队干部的特权。

经常有一个大队干部上下班要从我家旁边的小路穿过，大概是个“民兵排长”，走路时架着膀子夹着腿，每次我都肃然起敬，紧张地几乎屏住呼吸。那年春天我家母鸡正好抱了一窝小鸡，护崽的母鸡走起路来像极了那位大队干部。我悄悄地告诉姐姐，这个母鸡的名字叫“小排长”。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经常描述的大队干部就像种猪一样，肆意糟蹋农民的妻子，就像皇帝临幸自己的妃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那里并未出现，也或许是那时我的年龄尚小，还不懂这些。在我的印象中，大队干部虽然能够影响人们的命运，但也只限于“不破坏”，也就是说大队本身并没有“成事”的资源，有的只是“坏事”的能力，像当兵、提干这些事情，都是外面的资源，但大队非不给你盖章你也通不过。反过来，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乡亲，谁家的孩子报名参军被录取了，大队也不能无事生非说人家有政治问题。除非~~

除非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了。只有一个当兵或者招工的机会，你跟大队干部的人处于竞争地位，那没有二话，直接把你干掉，理由是大把的，而且冠冕堂皇。社员也都认，自然吃瘪接受，谁谁的小啥，那才是天经地义的，社员都拎得清的。据说我家堂兄当年在一个美好的招工机会面前就是这样被留在了农村的，只是堂兄自身条件实在是好，作为补偿，还是得到了当乡村民办教师的机会。

乡村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这两个介于农民和国家正式职工之间的职位，是大队支书的禁脔，别人都不会妄想，从来也不会有人觉得有啥不公平——这个职位毕竟太少了，赤脚医生一个大队只需要一个，民办教师几十年下来也就那么十几个人。

一般来说，大队主要干部总是会在那几个大姓当中轮流，这和家族势力状态基本一致，当支书的必须首先要有强力的群众基础。一般来说，支书姓啥，大队会计肯定也姓啥，其他几位主任在另外几个大姓之间平衡就是了。小姓，是绝对没有机会的，给你干你也干不好。妇联主任这个角色比较特殊，既要有家族基础，主要是个人要泼辣能干。那个时候的农村妇女识字率都不高，能当妇联主任的那是凤毛麟角了。

于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忘了是自己姓李还是姓李的儿媳妇。这工作也当然需要一定的业务技能，要送出去培训的。得来不易，人家干的挺珍惜的。我小时候常生病，我妈带我去打过很多次针，我妈让我喊“姑姑”，人家挺敬业的，也很专业，还挺和蔼。

更多的是我们的村办小学，我们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大队干部那几个姓，或者是姻亲关系。我那堂兄是个例外。

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门课叫《自然常识》（我们那时候竟然还有机会开设这种课程，真是不可思议），有一节课讲热的传播，以农村地区常用的热水瓶为例讲解热的转导对流和辐射，然后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写一篇《热水瓶的保温原理》的应用文。

第二天上课，代老师就在课堂上表扬了一位同学，说他的妈妈很感谢地跟老师反馈：太高兴了，孩子在学校竟然学会了热水瓶的保温原理！

其实，这就是我们课本上的知识，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只是这位同学的妈妈就是那位妇联主任。

那个时候，大队干部就是我的神话。我当年的理想都不敢是将来当大队干部，而是“生产队长”，也就是“小队干部”。主要是因为决定一些杂粮是“按人分”还是“按工分分”，是由各生产队自己决定的。主粮，像稻谷，小麦，那肯定是要按劳分配的，以示公平；但杂粮，也要考虑不要饿死人，好赖让人填饱肚子，就要兼顾一下家庭人口。我们家都是孩子，父亲在县里工作后来又被“隔离反省”了好几年，只有身体不好的母亲一个人算半个劳力，每到分粮，别人家用大箩筐，一担一担地挑；而我们家，大姐带着我们拿菜箩子就能抬回家了。我小时候大概就是比较伶俐的，当时就撅着嘴说：“我长大也要当队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个一直成为美谈，这个志气，让我成为姐姐们的骄傲。

当然，还没等我长大，没几年就分了单干，队长就不值钱了。

那时每年生产队核算，各家被分为“余粮户”和“缺粮户”。我们家每年都是缺粮大户，粮食分给你吃了，那就要折算成钱，叫做“交缺粮款”。记得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都是日夜难安，尽可能找跟我们稍微沾亲带故的大队干部哭诉，希望减免一点。有一年，一位姓朱的驻队干部，实在看不下去，让他们帮我们家免了一大笔“缺粮款”。驻队干部是啥？只知道是公社派下来的，像是能管大队干部的钦差大臣那种吧，其他就不知道了。

后记：这篇文章的初稿，先给二哥看了，他在农村生活的时间长，比我更懂得农村人情世故。二哥微信给我说，尽管很多事情都是时代的而不是个人的，几十年过去也物是人非了，但他们的后代们并不一定能有你我的境界，还是把那些真名实姓抹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