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威、毕赣与胡波——三十不到的年轻人正在被“教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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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2日，青年导演胡波在北京一间公寓楼的楼梯间里，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胡波的死震惊了演艺界。一年后，他的遗作，长达4个小时的艺术片《大象席地而坐》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改编剧本奖。他的母亲代为领奖时，影片的部分主创人员在台上泣不成声。评委会主席李安说：“我很想抱抱这位母亲。”

逝者已逝，我们无法假设，如果胡波没有告别这个世界，《大象》会是怎样的命运。很多文章也已经分析过胡波为什么会决定终结自己的生命。在他离世之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微博中，有人注意到这么一条：

Hoo9o 2017-9-3 18:24 来自 微博 weibo.com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最近一直在跟一个朋友喝酒，喝了一个月，他教我呲妞，费老劲了也没用，某个关键时刻从面前横穿一辆超跑，他说：“开这个就分分钟的事儿了”。真给力，毕业那年，去接那个狗逼恐怖片拍，现在我也改装个排气筒横穿马路了。之后的几年还得攒钱，把自己第一部电影版权买回来，两辆超跑钱，以拍艺术片的收入来看，不去贩毒很难做到。 接下来拍下一个电影，弄下本书，看起来忙得跟晒咸鱼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饭就得在家煮速冻水饺。 之前在南京先锋书店遇到一个师弟，我说你不要拍电影，也不要写作，人觉得我在害他。所以为了不害人，我觉得即便想做跟艺术有关的工作，美术和音乐就比较好，起码能装点下自己，自我感觉好点儿，哪怕去跳跳舞呢。 当那些人拍着网剧写着商业片剧本胡吃海喝换车旅游的时候，走过来说你运气真好啊真羡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凿子和斧子。什么都不能做，哪儿也去不了，还得收“恶心不恶心”的这种回复。MMP你才恶心呢你个文盲。 一个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着那句“一念之愚，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时。不是因为那会儿“千里之哀”了，是意识到这句话时，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早些年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信，现在哀也没鸡毛用。三月份在剧组时就听说了好几个自杀的，当时还没觉得什么，等我自己的电影在半年后没了才发现，都他妈完了。 人年轻时挺好，什么都不信，等岁数大了，信什么都没用。 留发之后也开始掉头发，同时佛珠子，大金链子，茶具，都准备好了，就差一个契机了。

据说，胡波在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曾得到老师这样的评价：多学学韩国电影，学习拍商业片。胡波的态度是：如果我这么拍，早开上跑车了。

坚持理想，不愿意与世俗妥协，是生前很多人对胡波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王小帅和刘璇对胡波和其作品苛刻的态度，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我的角度，我不认为胡波是个悲观主义者。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很难直接被现实压垮。胡波曾经跟友人说：“《小时代》之类的烂片盛行过以后，中国观众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片。”如果他坚持到了2018年，看到烂片走下神坛，流量明星不再是票房灵药，看到资本寒冬和税务风暴，影视业薪酬体系整改，也许不会那么绝望。

而王小帅的“教做人”，从初衷上没有什么大错，无非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市场法则。但失去自己作品的控制权，无疑是对一个艺术创作者最深的惩罚。从这个角度上，胡波的抗争是悲壮的，惨烈的，也是让人唏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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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胡波的经历是不妥协，而又对自己的事业缺乏掌控力的话，那么戴威则是不妥协而又有掌控力的典型。

从出身来讲，戴威和胡波有天壤之别。戴威自幼含着金汤匙出身，干部家庭，北大学子，在校还担任学生会主席，年仅23岁就成立了OFO，拿到百万融资。2016年共享单车风口崛起，在投资人的眷顾下，很快一骑绝尘，成为了与摩拜分庭抗礼的顶级创业公司。

然而，巅峰来得快，去得也快。2018年底，一个长长的队伍出现在中关村OFO总部的门口。这些人都是来退押金的。之前，因为融资困难，OFO的退押金难问题就屡遭质疑。而一个又一个负面新闻的爆出，让戴威和他的OFO如烈火烹油。

关于OFO为什么会走到如今举步维艰的地步，已经有无数自媒体文章分析过了。其中，对于戴威的领导决策的质疑是最普遍的。与滴滴交恶，失去软银的投资，包括错失与摩拜合并的契机，得罪阿里等，这些失误中都少不了戴威的身影。

问题在于，戴威既不愿失去对于公司的掌控，也无法及时采纳周围人的有效的意见，于是OFO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在下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对于这一点，前辈马化腾有过点评。之前马化腾曾在朋友圈发表过对ofo之所以失败的观点：“是一个veto right（否决权）”的问题。

在ofo的董事会中，创始人戴威、阿里巴巴、滴滴和经纬均拥有一票否决权。而为了公司的控制权，戴威先后否决了与摩拜合并、被滴滴收购、由阿里接管这些方案。

因为不愿意被资本“教做人”，一次次动用“一票否决权”，最终被市场和用户“教做人”，戴威的经历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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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年轻，所以不妥协和掌控权不可得兼，那么我做一下退让行不行？年纪在胡波和戴威之间的毕赣，最近刚好经历了这么一次。

因为《路边野餐》，毕赣受到了电影界的前辈和部分观众的垂青与关注。当他把第二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提案交给金马创投环节时，许鞍华导演被惊呆了：“项目预算只有400万，你们的意向演员敢写汤唯？”

而贾樟柯却说，项目故事梗概已经这么敢想了，为什么预算却不敢往上提？

最终毕赣和制片人单佐龙把《地球》的预算提升到2000万。而因为对拍摄难度估计不足以及现场各种意外情况，最终追加的投资达到了五千万。

其中最影响进度的，便是后半程那个惊人的60分钟3D长镜头了。毕赣曾经在预算不断超支、迟迟不能杀青的时候动摇过，“不然我把剧本改改。”投资人则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毕赣，怎么连你也开始不坚定了。”

最终，靠着投资人的坚定支持，制作团队和演员的努力与牺牲，终于完成了这个惊世长镜头。在艺术上，毕赣完成了他的坚持。但后续的东西，就不是他能掌控的了。

因为不断追加投资，《地球》最后的投资方达到了16家，而这部个人特色浓厚的艺术片，在商业上的前景可想而知。为了这个不能输的赌局，片方不得不剑走偏锋，采取了“一吻跨年”、抖音传播的所谓“病毒式营销”，成功地把很多原不属于艺术片范畴的观众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拉进了电影院。

对于这种营销方式，毕赣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错”。而在《十三邀》之中，毕赣对自己在艺术上达到的成就感到满意：“我想说的东西已经说完了，淋漓尽致了。”

最终，《地球》引发了2019年的第一场营销踩踏事故，跨年当天的票房为2.6亿，而第二天的票房就猛跌到了一千多万，第三日的票房更是“惨淡”到只有190万。

而影片口碑也呈“崩塌”之势，在猫眼上，《地球》的评分只有2.6，豆瓣上也只有7.0，比起上一部《路边野餐》相去甚远（8.1分和7.8分）。

当然，仅从五千万的投资上看，《地球》在商业上已经不算失败了，在艺术上，刨去被营销“愚弄”的非理性打分，也仍然有可圈可点之处。

只是，在口碑和信誉上的隐形损失却难以估量。在商业上妥协，在艺术上坚持的毕赣，最终也无法达到两全，而他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了。有些人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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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中彭昱畅饰演的男主角韦布，因为替朋友出头（被校霸“诬蔑”偷了手机）而把校霸推下了楼梯。最后却证实朋友真的偷了手机。他跟好友黄玲抱怨时说过这么一句台词：“我按流程来的（替朋友出头），怎么就成了这样？”

我们从小就跟周边人学着一种叫做“成熟”的状态，从小说里，从课本里，从香港电影里，从大人的言行举止里。等我们碰了无数的壁，犯了无数的错，终于自认为接近了那个“成熟”的状态后，便回过身开始教训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

我想王小帅教训胡波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我按流程来的呀，他怎么就这样了呢。”

无论如何，我们反对胡波这种抗争的方式。而不妥协与掌控权的两难，也只能择一：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而戴威、毕赣，包括胡波这样“三十不到”的年轻人，在这些年鳞次栉比地经历这样的考验，也是社会大环境从宽松走向严酷、经济从过热走向降温的必经过程。

而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取决于他们什么时候接受那个“成熟”。成熟并不是你想要的，只是绕不过去，当你认清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真的在走向成熟。这很丧，但这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