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马与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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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点确定后，他问订好酒店了吗。我说订好了。他又问多少钱。实际花了一百四，我害怕被说乱花钱，说一百多。他问具体多少钱。我说一百四。没想到他说还好，一百四不贵。我想这是因为他没住过酒店，不知道标准价。过会儿又问我，要不要让他陪着一起。我看到他粗糙的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就答应了。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他很高兴，来来回回地收拾东西。一会儿问我酒店有没有毛巾，我说有。过会儿又问我，酒店的毛巾干净吗？要不还是自己带两条？我说带两条吧。他就把我和他的都带上了。
那是考前最后一天，我学不进去，坐在门前发呆。父亲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
第二天早上，父亲没出摊，早早叫醒我，拖着我的行李箱去车站，我在后面跟，并排穿过拥挤的集市。
有些熟悉的顾客看见了，说，要去考试了啊。父亲回，嗯。然后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遍。不太熟悉的顾客问，这要去哪儿。父亲说，去市区。我猜测他们肯定还疑惑去市区做什么，但没问出口。走了一会儿，见不到顾客了，父亲低声对我说，好好考。我没应声。
到了车站，离发车还有半个小时。所谓的车站，不过是镇子上一块例行停车的马路。乘客提前在路边等着，直到贴着市区牌子的客车缓缓停在面前，下来一个中年妇女对我们喊，市区的，市区的，上车了啊。我和父亲就并排站在路边。
车站我很久没来了。大城市的马路一月一个样，一年通一条地铁，车站竟一点也没变，附近的便利店的货物还是那个摆法，药店还是贴着“晕车药出售”的牌子。
父亲在我前面上了车，我看到他用左手握住客车扶手，把身体拉上去。父亲的左手很有力，但这次还是滑了一下。我本想从后面推一把，但没敢，觉得不合适，连手都没掏。
我不敢和父亲坐在一起，父亲也没有要和我坐在一起的意思。他坐在了双排座的外侧，把塑料袋放在腿上，熟练地用左手捻开塑料袋，拿出包子吃起来。我放松下来，找了他后面隔了两排的位置坐下。我、父亲和司机就这样在路上沉默着。
我坐过很多次客车，小学坐客车去外婆家，中学坐客车上学，大学每次回家都要倒三趟客车。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客车真是一个特殊的交通工具。只有上了客车，听到嘈杂的方言涌入耳，才惊觉到了家。也只有那辆客车，印证了父亲的沉默。
高考那次父亲也陪着我。其他家长在校门口等着，父亲则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等着。我考完试走回家，以为他没来接我，走了一会儿却发现了他。离得远，看不清他表情。他也不说话，甚至不叫我的名字，只慢慢凑上来和我并排。走了一会儿，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好。
中考那次父亲也陪着我。考点在距家三小时车程的县城，学校把所有学生都安排在考点附近的一所酒店。考试的前几天，父亲对我说要去县城办点事。我没多想，也不在乎他办什么事。我得到了特许，不用和同学们一起住酒店，而是住在小姨家。父亲用孤零零的左手握住车把，骑着自行车去往考点，我坐在他的后座上前往考场。父亲把我送到考场之后，我再一个人走进考室。
中考是第一次重要的考试，我考得不错，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那是我父亲读过的高中，而且我和父亲面临的是同样一位班主任，只是讲台上的老师从黑发变成了白发，台下的方姓学生从方立文变成了方言。父亲是班主任的第一届学生，我是最后一届。班主任批评我时说，“方言，你比你爸爸还要调皮。”班主任向父亲打小报告，说：“方言就是小时候的你，那调皮劲儿简直一模一样。”在班主任的特别照料下，我考上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学校，然后像其他人一样，在大学里放飞自我，然后胡乱找了个工作，然后在未和父亲商量的情况下辞职，辞职后不知道往哪里去，索性在家准备研究生考试。
某种意义上，头十五年里，我和父亲的人生轨迹几乎完全重合。我们的父亲同样对孩子的学习寄予厚望，我们考取了县城里同一所高中，原本后续的路程也相似，但父亲的那条路发生了变化——祖父在父亲读高二时去世了。
祖母用满含着遗憾和不解的骂声日复一日地对亲戚说：“我总说，地里种地的不是人啊，硬要伢儿读出去干什么。就疼啊，疼也不去买药，他就总在门坎儿坐着。”
三姑说：“幺爹那个人讨人嫌，说话硌硬死人。”
祖父过世之后，父亲没能继续上大学。高考结束后，父亲在家乡的田埂上大跑了一天一夜之后平静下来。人生停止了，但生活还在继续。再后来，父亲在一次割麦子中被收割机收去了右手，再接着，祖母卖了一年的麦子，让父亲出去学做包子的手艺。
父亲的包子包得很棒，他用左手的两根手指拉着面皮，然后用下一根手指把下一块面皮也扯到一起，然后再用两根手指夹紧，来往的顾客都惊异于父亲的手艺，说父亲一只手比别人两只手包得都快，包子皮卷得匀，包子馅剁得又细又有味儿。说方圆几里的包子铺唯独父亲的最有嚼劲。
方氏家族的读书接力赛第一棒由我的祖父开跑，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父亲推到了县城里的重点中学；第二棒由父亲开跑，他用右手为代价把我推到了外省的重点大学；第三棒由我开跑，我成功刷新了方氏家族的学历纪录。只是我不争气，我把所学的专业全忘光了，还在电话里对父亲说，再也不干这个了，我恨死建筑设计这个专业了，打死我也不干工地了，就当这书白念了。
我想这确实令他生气，接力赛本来跑得好好的，我却甩掉接力棒说不跑了。我不跑自然无所谓，可是那样的话，祖父为凑学费不去治病的第一程也白跑了，父亲丢了右手的第二程也白跑了。这确实令父亲生气。
我没想那么多，我那时还不满二十二岁。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那是似乎还可以放浪几年的年纪。我很快辞了职，刚回家那会儿，父亲很容易生气，很少和我说话，说多了就吵。一吵起来我就走掉，他就呆呆地坐着。后来，我慢慢进入状态，每天在父亲眼皮底下学八个小时，晚上看三个小时网络小说，催眠一般，催眠了我和父亲。
我和父亲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在无数个备考的夜里，我紧闭房门，灭了灯，蜷在被窝里看网络小说。在夜里十一点，我没有一丝睡意，手机里的网络小说往往到了激动人心的关键情节，我常能听见父亲起床上厕所的声音。害怕被父亲发现我还没睡，我连忙屏气静声，听见父亲的叹息声传来——那种声音总是听得我害怕，紧接着是开灯的声音，再接着就是父亲下楼梯的声音。我安心了一点，继续躲在被窝里玩手机，过了几分钟后，关灯的声音传来，我料想父亲要上来了，便再度屏气凝声。有时候父亲上楼前还会打开我的房门看我一眼，我急忙摆出熟睡的姿态。
坐车期间我没和父亲说一句话，一直盯着窗户看。手机上说，西边的这几个县和我所在的县一样穷，但实际上市区也很穷。窗外是大片的农田，几乎没有四层以上的建筑。我想起青岛，我在那里读书，也在那里工作。青岛建设最差的区也比这个区要好一万倍，青岛的路永远是笔直的，路两边的绿化树总是修剪得非常漂亮，高楼是错落有致的，永远符合建筑设计中的最正确的理论。而这里的路修得不平，到处都是坍陷和裂纹，绿化也做得不好，树的型不好看，周围的建筑外墙不再是漂亮的幕墙玻璃，而是黑黢黢的油烟、常年不清洗的玻璃、不具有任何设计美感的白色瓷砖和裂缝丛生的灰色外墙。这里的路非常窄，窄到我总担心司机撞上两侧的人。
下车后，我用手机导航。我走得快，每到一个路口就回头看看父亲。一个瘦弱的身躯离我越来越近，走得不太稳，空荡荡的袖子飘荡在空中。等到父亲离我更近了，我就又转头往前走。
到酒店后，我和前台说提前在网上订好了房间，我拿了房卡，收好身份证，按了电梯，推开房间门之后插上房卡取电。父亲一言不发。我看向酒店的床铺，才发现有点奇怪。我原本想订双床房，却不小心订成了大床房。
父亲不知道我订错了，也没发表任何关于床铺的意见。他把枕头从床头摆到床尾，准备和我反着睡。
晚上，离我眼睛五十公分处是父亲的脚，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心安。母亲去世前耗尽了家里的钱财，最难的那几年，家里只有一张床，我也是对着父亲的脚睡的。那晚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父亲也是对着我的脚睡的。我的睡眠质量一向很好，但那晚一直胡思乱想，好不容易快睡着，似睡非睡之间又听见父亲起床的声音。我突然感到一下子静了下来，终于睡去。
考试的两天内，我一直沉浸在考试里。结束后，我觉得自己考得不差，结果分数出来后，大失所望，比我预计的差好几十分。我查了成绩，父亲问我的时候，我摆不出任何表情，只知道脸色肯定不好看，我说考得一般，只有三百多一点。父亲脸色沉了下来，没骂我。
后面几天我们一直在等复试名单公布，一直在查往年的分数线，查过往年份的，查类似大学的，查来查去总感觉自己命悬一线。结果复试名单出来那天，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名单上有你，还是中上游，有希望。”我假装镇静，却也忍不住笑。结果复试的时候我又没做好，我丢了一年的学习了，回答得磕磕绊绊，英语完全说不上来，好几个专业问题也是胡乱说一通。至于最终的结果，我想是那从未谋面的祖父和因病离世的母亲在暗中保佑，我以最后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复试。父亲看着录取信息笑着说，说：“这么多年，还没考过最后一名呢。”是啊，这么多年我从没考过最后一名。
没想到的是，我一读就是七年。七年时光把我的性格变沉默了，父亲的性格变开朗了，也把父亲的头发全变白了。
研究生的生涯第一次让我见识到了人类的参差。我不知道什么是山姆会员店，不知道榴莲是什么味，也不知道肯德基周几做活动。如果说这都是虚荣所致，那学业上的艰难则更令我痛苦。导师有四位学生，我永远是不开窍的那一位，始终无法洞悉论文中的问题，似乎只能聚焦于一件事情。可我却读到了最后，导师最后让我拿到了最后的学位。
如果说我真的有什么优点，那就是我的父亲。书桌前的辅导截止了，但人生的辅导还在继续。
毕业之前我找了个女朋友，也是研究生。父亲很高兴，在电话里问我：“女朋友是不是叫做杨芳。”女朋友当时也在旁边。她问我：“叔叔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说：“父亲当然知道，我说了你是研究生，他去查学校官网的录取名单。”
我回答女朋友的这句话给了我些许安慰，让我以为自己是了解父亲的。那七年内，早点摊的生意迅速下滑，父亲对我说，赚不到钱了。我说，生意不好就歇着吧，别累着。我很小的时候，每次去见祖母，父亲都要拿一大堆东西。见到祖母后，说来说去，父亲又只有一句话，多注意身体。我心里一惊，我也快变成父亲了，我也和父亲说同样的话了。但我明明是了解父亲的，我明明是能说出更多关心的话的。
在多少个数不清的夜晚里，父亲在书桌前为我辅导功课。我束着手。父亲歪着头课本上演算习题给我看，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传授了思考的习惯。
父亲会自己去官网查我女朋友的姓名，会根据身份证号前6位推算她的户籍，做养生操时会思考锻炼的是什么部位。我因此一直觉得父亲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是独立在其他人之外的。
如今我在学校教书，偶尔给成人自学考试做监考。遇到年龄稍大的考生检查身份证时，看着，他们的身份证号，有些人比父亲年龄还大一点，我总把他们和父亲比较。我忍不住想，要是父亲来参加这种考试，就能拿到本科学位了吧。
毕业前，我去看祖母。她八十多了，有些糊涂，记不起我多大，总一遍又一遍地问我问题，我一遍遍给说她听。她问，武汉离这里多远，说开车要三个小时，她说，三个小时，这么长啊。然后自顾自地说，小言是不是二十三了？实际上我二十九了。再就是问我，在家里休息几天？什么时候再去上学？我比着手势说十天，祖母也会记成三天。邻居们会笑，说到底是不行了。我有些生气，但也不便发作。偷偷看父亲，发现他也不像生气。祖母听着邻居的笑声，也不生气。父亲十五岁，祖父就已过世，父亲今年五十四，算下来祖母已经孤单了三十九个年头。我无力揣测她能否听懂他们的恶意，或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放弃了这种揣测。她用浑浊的双眼看向前方，片刻后，叹口气，开始了她的自白。
哎呀，我老记得的。他死后，我就找通海口那朱瞎子，他画了个圈啊，点了点，说出不了栏啊。总是个家马。
因为算得准，通海口的朱瞎子被大家唤作朱神仙。传说有人要找他算命，不认识路，向路人打探。问，朱瞎子在哪儿？最后找到了路，上了门。朱瞎子拒绝算命，理由是叫了朱瞎子，没叫朱神仙。
我不信，这千里听音的事情背后必定有鬼。
祖父去世后，祖母供不起父亲，却也想把父亲送出去的遗愿。祖母不知道怎么办，她找到朱瞎子，问父亲能否走出这个小镇。朱瞎子说跑了一圈，终究是要回笼，还是个家马，跑不出这个镇。
祖母脑子灵光的时候我就听过多次，如今糊涂了，听得更多了。她反复地说，反复地说，对每一个来看望的人都说。
家马野马之说如今开始刺向我的心窝，刺得我沉默。
父亲对于我像一道极难的数学题，即使我熟悉了出题思路和解题方法，我仍然无法弄懂答案。我一步步推算，试图感受父亲的感受。但那像一个单调递增有上限的函数，终究无法到达。
邻居开过一个玩笑，父亲揉面团的声音像闹钟，每天早上准时叫醒他。有一次被“闹钟”叫醒，发现是儿子滚下了床。
这事情说得我们哈哈大笑，父亲也笑。最近，我却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父亲起了多少次早呀。中学时候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去上晚自习，可父亲比我起得更早，他要准备早点了。
父亲为我辅导功课，无论多晚，他都在我身边陪着我学习。我差点进不了复试名单时候，他压抑着失望，怯懦着问我：“要不要准备调剂。”
毕业前夕找工作时面试官问我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生在中部，本科在华北，工作在西北，研究生在南方，最后又回到了武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小时候不好好吃饭，爱拿着筷子晃荡，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斥责我，说：“好好吃饭，别玩筷子。”父亲却笑，说：“筷子拿得高，说明以后走得远。”
父亲一辈子都希望我走得远，我找工作也从不看省份，父亲也从不要求我回到省内工作。面试官问我：“你找这个工作，日后父母的养老问题是怎么想的？”我愣在当场，一句话也答不出。
最后工作定下了，在武汉一所学校教书。投简历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往武汉投简历，可是不知怎么就找过去了。我有时候会刻意地认为这是冥冥之中让我回到父亲身边。可现在我知道面试官会刻意筛选家乡离得近的。武汉的公司比较容易接收我。
我庆幸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工作。因为父亲生病了。
像是Word文档里的宋体突然加粗，Ⅱ型糖尿病这个词突然在我的脑海爆炸。我突然又记起胰腺的作用，记起了父亲曾辅导过的这个知识，记起了胰岛素是唯一可调节血糖的激素。它是负反应激素，血糖降下去了，不再分泌了。我原本记不清，可是现在它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医生说父亲是典型的Ⅱ型糖尿病，还说这种病就好发于父亲这个年龄段的——操劳的中老年人。
我不懂医学，我也不敢去了解这些玩意儿。生物课本上那个胰腺的图片和父亲始终存在着沟壑，我始终无法把图片和父亲对应起来，难道父亲就是这个部件坏了吗。有时候我和父亲打电话。父亲叮嘱我注意身体，我反过来说你才要注意身体。他哈哈大笑，说：“我知道哦，我还准备帮你带孙子呢。”父亲的积极态度给了我些许安慰，让我觉得他似乎还没那么需要我，我似乎还没那么不孝。
今年过年，我领杨芳回家，父亲没卖包子了，但还是为杨芳做了一大屉包子，结果杨芳吃不惯，找了借口，说是要上洗手间，偷偷跑去吐了。我知道她是去吐，就跟了出去。洗手间和厨房离得远，父亲听不见。杨芳问我，这包子都卖给谁吃啊。我说，街坊邻居呗，都是老顾客。杨芳又问我，包子卖多少钱一个。我说，五毛，都是些老头老太太，给不起钱。杨芳还接着问，那叔叔一个月赚多少钱啊。我有点不高兴，没直接回答，说我爸偶尔还出去帮人装装水电，也能赚点钱。杨芳一笑，说，对哦，你和我说过，叔叔是高中学历，物理学得好，也装电线。我没理她。
父亲一直拉着杨芳笑着问这问那，好像又恢复了活力，甚至超过了未生病之前的状态。白发染黑了，脸上的褶子也少了。就是蹩脚的普通话总惹我和杨芳笑。杨芳家在丰润区，父亲不会发“润”这个字，他总说成“韵”。杨芳听不懂，问，“啥？”父亲知道杨芳听不懂自己的话，尽力扭着舌头，转着嘴，却又说成了“论”。
吃完饭，我提出和父亲下棋。
父亲笑着同意，他说：“现在变聪明了，想赢我？”
父亲棋下得很不错，甚至是吓到我了，棋走得妙极了，每步棋都有谱。我说：“爸，你这有市冠军的水准了。”
父亲一笑，“我就图个好玩。”说着把手机递给我，我看见屏幕上是许银川的视频。
没见过父亲，我却很高兴，他实在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头。我没忍住，问，“爸，你知道成人高考吗？就是自考本……”
“不考那些了。”
父亲这几个字说得极快，说完又神采奕奕地看着我。我急忙打住了话头。
下完棋后父亲带着我和杨芳去看祖母。父亲在前面，我跟在父亲身后，杨芳跟在我身后。我看见父亲右手的袖子空落落的，他已经习惯了，道路两边的邻居们也习惯了，他们说不定见过父亲在这条路上走了几百上千次了。但我突然不习惯了，他的袖子在摇摆。父亲给我带路，他走着很慢，我能瞥见邻居们惊讶地看着我。他们仿佛在疑惑，这不是当初那个成绩很好的小子吗？回来了？后面跟着的那姑娘是带回来的对象？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祖母的状态好了很多，能准确说出我的年纪了，没再说起家马或者野马。还染黑了头发，皱纹都少了很多。一见到杨芳就要给见面礼，拉着手问是哪里人。
祖母虽然思维好了很多，但对于唐山这个离了一千多公里的地方还是没有概念，问唐山是哪。父亲说一千公里远呢。祖母说坐客车要坐多久啊。父亲说，坐客车到不了，要坐火车。祖母又问坐火车要多久。父亲说，要半天。祖母拉着杨芳的手来来回回地，父亲多大了？身体怎么样？爱喝酒吗？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暗暗咋舌，问的全是关键问题。
祖母八十二了，临走前，邻居们笑着说，您可要好好活着呢？
祖母大笑，说：“我还要见我孙子结婚，抱重孙呢。”
看完祖母之后，我和杨芳去逛镇子。我指着镇上破旧的初中说，我和父亲都在那里读过书，我爸中考是全校第一，我是全校第四。杨芳说，全校第一啊，我当时只是中游水平。逛累了，我和杨芳找了镇子上唯一一家买夜宵的店，我给她点了份烤冷面。杨芳吃得很开心，我没吃，在玩手机。快吃完时，我忍不住说了句，这烤冷面真贵，八块钱。杨芳开玩笑说，请我吃八块钱都嫌贵？
我不开心了，不和她说话。她也感觉到了，嘴一撇，也不和我说话。可是这地儿她不熟，天也黑，她只能跟在我屁股后面。镇上没有路灯，周围的楼也没亮光。不过这地儿我熟，摸着黑也能走，只管往前走，没顾杨芳。
走着走着，终于快到家。
周围几户邻居早已搬走，全黑了。父亲特意留了灯，我在黑暗中看见父亲孤零零地坐在饭桌上。家里房子外墙的瓷砖全脱落了，显出了破败陈旧的灰色混凝土。我看见父亲撸起上衣，露出干瘪的肚皮。他握着个针管。因为常年揉面，父亲的手臂粗壮，他握得很稳，用针头刺进肚子，用中指慢慢把管头推进去。做这些的时候很安静，像是要打到最佳部位，要用最佳速度推，要推到最佳剂量。打完后，父亲放下上衣，把针管用布包好，放在一边。
那是我第一次看父亲打胰岛素，我说不出话，张不开眼，喉咙里像有块滚动的石头。还好家里灯光不亮，父亲没注意到我，我又退回黑暗中，静了静神，走过去叫了声爸。
父亲应了声，把我叫到一旁，说有话对我说，把我带到卧室，从枕头下拿出一本黄色封面的书，还夹着我当时考研没用完的笔。封面的塑胶已经脱开了，裂成好几块，书名是黑色字体的四个大字，《紫微斗数》。
父亲粗略一翻，我一惊，密密麻麻的全是批注，写满了小字。父亲折了书角，刚要翻。我问：“这是啥书啊。”
“算命书啊。”父亲说。
父亲指着那些我不懂的图，一如当年送我去参加研究生考试一样的语气，说：“明年你运势不错，你看，我推了你的八字，可以换个学校，说不定比现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