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敲打中国诗坛：舒婷，迷失的《致橡树》
北岛、顾城、舒婷，是“朦胧派”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三人中，我最为推崇的还是舒婷。没有其他任何原因，仅仅因为《致橡树》。《致橡树》堪称诗歌中的诗歌，是难能可贵的佳作，达到了诗歌象征的新高度。诗歌中甚至还使用了对偶的艺术手法，有意无意之间在同中国古诗无缝接轨。
如果舒婷愿意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像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述的那样：“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是能够为中国诗歌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具有我们这个民族鲜明特色的诗歌道路的。可惜的是舒婷同她的前辈戴望舒先生一样并没能勇敢地坚持自己，而屈从于所谓的现代主义，最终无法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诗歌才能，无法取得更进一步的艺术成就，甚至“有几十载光阴竟再未吐出一行文字”。
在此，不妨将舒婷的诗歌同俄罗斯伟大诗人阿赫玛托娃略作比较。
阿赫玛托娃被赞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其代表作之一《披着黑色的纱笼……》如下：
披着深色的纱笼我紧叉双臂
“为什么你今天脸色泛灰？”
——因为我用酸涩的忧伤
把他灌得酩酊大醉 我怎能忘记？
他踉踉跄跄走了出去——
扭曲了的嘴角，挂着痛苦……
我急忙下楼，栏杆也顾不上扶，
追呀追，想在大门口把他拦住。
我屏住呼吸：“那都是开玩笑。
你要走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别站在这这风头上，”——
他面带一丝苦笑平静地对我说道。
这首诗歌的特色在于诗歌中融入了戏曲性的因素。但这首诗同样存在着西方传统诗歌的致命弱点，那就是直抒胸臆：表达方式过于直接，没有多少艺术张力。毫不夸张地说，将舒婷的《致橡树》与阿赫玛托娃的任何诗歌做比较都不会有丝毫逊色。舒婷的《致橡树》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诗歌的优点，那就是更委婉含蓄，更富于艺术生命力。舒婷所以没有在诗歌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的阿赫玛托娃，没有能够成为中国诗歌的月亮，仅仅因为她并不懂得坚持自己。
俄罗斯一代又一代文学家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敢于对自己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做出真诚反思。这种反思的杀手锏正是被现代派者所极力否定的现实主义。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现实主义者不会逃避现实的矛盾，而惯于进行直接的对攻战、大会战，所以这样的作品往往同读者的心理距离更为接近，显得气势磅礴，砥荡心扉。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最推崇的文学家不是任何一位现代主义者，而恰恰是托尔斯泰，应该说不无道理。
正是基于这一伟大传统，俄罗斯文学诞生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诞生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蒲宁，诞生了肖霍洛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当然也诞生了阿赫玛托娃。
让人不可思议的正在于俄罗斯同西欧可谓近邻，而且俄罗斯与西欧同属拉丁文学，人家比我们有更多理由拥抱所谓的现代主义。然而俄罗斯文学却并没有多少现代主义色彩，始终都是结结实实的现实主义，始终秉持着现实主义的传统。
中国的文学人就不同了，一个个都热衷于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具有现代主义色彩，拿着鸡毛当令箭，最终不过是一地鸡毛，“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曾记否，在现代主义诗歌最高潮时期，甚至有诗人狂妄地宣称自己的诗歌只有一百年之后的读者才能读得懂。可惜的是今天的读者都不甚了了，还能奢望百年之后的人们愿意去了解这些半人半神的作品。
这种现状似乎可以用一种历史现象做解释。譬如中国的农民起义者都有一个特点，不注重根据地的建设。黄巢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吧，可是一旦他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就会无情地沾染上农民起义之鼠目寸光。李自成起义，把北京城都拿下了，由于不注重建设，很快就被清政府取而代之。不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恶果在于即便打败所有对手，却没有哪怕一片土地真正属于自己，最终为对手所反扑、所颠覆。
同理，现代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只有盲目否定，而没有多少可行的建设性。所以这样的诗歌、这样的文学往往有一种可怕的宿命，仿佛鼠疫。
因此，当现代主义者标榜自己“先锋、探索、实验”时，我就在想，都去当先锋，谁来做后卫，谁来守门？诗歌如果始终一味探索，如何争取读者？诗歌只是在实验，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机器化大生产，形成一如唐诗宋词那样蔚为壮观的文学气象？总之，我对于如是口号向来是嗤之以鼻的，这些人除了善于给自己戴一顶大高帽而外，不过自欺欺人而已。
极而言之，在宝岛台湾，蔡省长推行的是一种去中国化的东东；在大陆，现代主义者奉行的是一种完全去中国化的文学主张。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想对现代主义者高看一眼的原因所在。
在著名的顾城事件之后，我曾偶尔读到舒婷的一篇文章。文中舒婷不免如是哀叹：自己原本是卓富才华的，为什么竟至于写不出哪怕一行诗歌了呢？这之后，当我看到舒婷对现代派诗歌的种种拥趸的表现时其实也就释然了：太过于盲从所谓现代主义，最终也就没能坚守住自己足下的一亩三分地。最终却像王安石的《伤仲永》一样泯然众人矣！
尽管这许多年来，舒婷再没有创作出新的诗歌作品，然而，作为《致橡树》的作者，她代表了一个火热的诗歌年代，并将永远为一个又一个读者所深深铭记。作为读者之一，我所以特别推崇这首诗，因为这首诗也曾铭刻下我的青春印迹；作为一名诗人，我所以特别推崇这首诗，因为这首诗展现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诗歌所应具有的特别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