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

师恩

阔别了几十年，中学时代许多同学、老师的形象乃至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或者已经忘淡或者已经消失了。只是不管时间的河水如何淘洗，我却总能记得住他；名字不说了，就是音容笑貌，也还是记得清晰。那是我高中时的语文教师，姓欧，瘦小的个头，总是梳得水亮的薄发，松松地盖住宽宽的脑门； 一副兜风耳、下巴尖瘦、眼小，嘴角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在我的记忆中的先生，总是穿着一件白色的俯绸衬衣。

 先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特别是他那一手粉笔字，简直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是因为他在写板书时，但凡汉字的竖划，一律在其顶端向左面弯出一个雨伞把似的弯勾。当那一手带雨伞把的汉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黑板上时，就像是一些可以用一根根铁丝串了、挂晾起来的物件。先生的书写特征非常明显，就是混迹在成千上万人的手书字体当中，你也能轻易地把它辨认出来，而不必去劳驾什么笔迹鉴定专家。

那时，我们班上的学生，都觉得他那一手字特别有趣。

记得当年先生来上课的时候，讲台的右上角边上常常要摆放着一只装有胃舒平药片的小圆纸盒。似乎是胃不大好！课间，时不时会看见先生嚼食一粒那种白色的小药片。但这并不影响先生说话时的声音宏亮。他中气好像很足的样子，说话声调顿挫抑扬，又不时会引经据典，课堂的氛围也因此与别的教师上课时大不一样。但凡有讲得风趣的地方，会惹得我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无所顾忌的大笑。听他讲课，感觉是一种享受。只是，我有时会纳闷，会突发奇想：以其如此瘦小的胸腔，何以能发出如此宏亮的声音？

我上高中的那一年是1971年，正好是文化革命十年动乱的岁月。学校里的学习风气不好。读书无用论盛行。而且三天两头，总是闹哄哄的宣讲、学习最高指示。学校就照着这些指示，搞学工、学农、批资一类鬼名堂。标语、横幅像晾尿布片似的，挂得到处都是； 就连学校的大操场，也叫挖了去种上甘蔗。没有几个学生认真读书，也没有几个教师在正儿八经的授课。反正是混日子。别的课任教师上课时多数是不备课的。打了钟，腋下夹了本书或屁股兜里揣了本书，手里拿捏着几个粉笔头，慢吞吞地踱进教室，胡乱对付着讲上四十五分钟。下课铃一响，拍拍手上的粉笔灰，溜之大吉。

先生在这一点却是与众不同。为人师表，他总是那一副儒雅认真的夫子态：衣着整洁，薄薄的、一边倒的头发也梳油光水亮；正正规规地带着讲议夹、课本、粉笔盒。他的课备得认真，讲得也认真，在段落、主题立意，写作手法之外还要傍征博引。有时讲着讲着，出格了、犯忌了，借古讽今，大骂今不如昔，过去当学生的是如何如何的用功，现如今的学生，是如何如何的爱捣乱、如何如何的不可教也。讲到激昂之处，他会用右手的小指头，勾撩一下因激动摆头而垂下的一绺前发。

他似乎不嫌麻烦，必定每月叫写一篇作文；收了，又必定会按时批改，批改的评语又写得仔细。有时，也下来征求学生对其教书的意见。他的这份认真，完全是出于敬业、出于良心。不过，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代，似乎也没什么人看重这些，而且显得很不合时宜。如果放到现在，当然是要受奖励的。回忆起来，在那种动乱的时代，先生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其良心也没因动乱而泯灭，就不能不令人感佩。

中学处于文革时代，我对于写作文这种事从来都是漫不经心的，不守章法、不顾文体、不打草稿，凭着想像信马由缰地乱写一通。我那一手字，写得张牙舞爪的，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辩认。这样的字迹，真不知为此耗费先生几多精力。但我却有我的长处。凡我写的作文，都喜欢构思一个新颖的开头，绝不入“在文革的凯歌声中”之类的套子。或因此让先生觉得我“尚可教也”也未可知。我总会得到他悉心指教，有时甚至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开“小灶”，或者是借给我一本独自珍藏、不轻易示人的文学书籍，让我参考。每次批改作文时给我的评语，都会评得非常仔细； 作文中有精彩的句子，又给予圈点眉批。如此一来，我也不好意思不认真了。总之，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偿试着要过一个爬格子混饭吃的人生时，追究其初始动因，正是来自早年先生对我的作文的褒奖给了我的自信。

当年，班上每次发下作文本时，先生都要花上一节课的时间去讲评。先是选写得好的讲评，再就是讲评写得极差的。有时，我的作文作作得好了，会让我在班上当着众人的面朗读，之后又让抄了贴在后墙的学习园地上。我做学生时虚荣心极强，得此殊荣，出了风头，脸上自然是洋洋得意的。每回，班上的作文本一发下来，同学中就会习惯的互相看着、比着谁得的分数高。碰上我的作文的评分比平时的竞争对手少了几分，心里不服气，就会拿着作文本上前去找先生理论。当然，我不会直白，凭什么他比我高几分？但先生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我无非是为分数讨公道来了。他会拿着我的作文本，仔细告诉我，那个段落写得不够好，那个词汇用得不准确、不达意；如此这般，指点一番，然后，含着笑、宽容地给我加上一二安慰分，再安抚、勉励几句。

有时，先生在作文讲评时，讲到那些写得极差的作文。此时的先生，会大皱着眉头，一边诵读着这些作文中蹩脚得令人难以卒读的文句，一边拍案大骂，“这写的什么文章嘛？狗屁不通！”此一举，直令讲台下坐着的蹩脚文作者如坐针毡。先生是岛东琼海县人，讲普通话时，会带出海南方言的口音。一个“屁”字，会让他读出“fi”的去声。

一句“狗屁不通”！真可谓骂得回肠荡气，骂得个性张扬。于是，学生们便总爱学着他的口吻，动不动互赠一句，“狗fi不通”！有时是赠还给他本人。反正大家都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当然，这么闹似乎对先生有点不敬。不过，在那种年月，学校里屡屡批判师道尊严，而此前的给教师戴高帽、游大街的革命举动，学生们还都记忆犹新。所以，当年不尊重教师不是问题！

大约是到高二的上半学期，先是见到先生嚼食胃舒平次数越来越频繁，似乎这胃舒平成了美食，其滋味是越发可口了。只可惜，享用胃舒平的先生本人嘛，也瘦得成了“精”。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个替代先生语文课的代课教师。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先生是生病了、住院了；是胃出了大毛病，溃疡，需要开刀，而且是要割掉其二分之一的胃。但是，对于这个消息，班上的学生表现得极其冷漠，谁也没想到或提起去医院看看，抑或买点东西，选个代表去问候一下。只是同学中有人悄悄在相互询问：割了胃怎么吃饭？是不是要接上半个狗胃？之类傻得可爱的问题。

新来的代课教师原本是个体育教练，四肢十分发达，体态健美。估计一日三餐饮食中的营养成份，绝大部分都提供给了他的肌纤维，因此，脑细胞不免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有一点点萎缩。总之，是鸟枪当炮使吧，凑合着、对付着教授着我们的高中语文课。只是代课老师在授课时常常会读出错别字，比如，把“韭”字念成“非”，把“荐”念成“存”，还向我们兜售“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的识字诀窍（上述两例，想必正是这种诀窍的活用）。尽管如此，谁也没有向学校提意见，照混不误。

过了大约两个月左右，先生终于病愈，又能支撑着上讲台了；身子有点佝偻，面色苍白；不再带胃舒平了，但会带着几片饼干，课间时不时吃上一片。先生的声音依然顿挫抑扬，但听上去却远没有先前那么宏亮了。后来，听说是先生提前放弃了休养。因为我们是毕业班，他实在不忍心让别字先生继续误人子弟。

毕业离开学校一晃就过了三十多年。在社会上磨爬滾打，我也算是偿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这其间，不知动过几次念头，要回我的母校看看，要去看看我心中一直在敬重着的先生，但又常常自卑，觉得自己混得没有出息，甚至连一张大学文凭都没有混上。那身份，远不似做了学者或做了官或者是作了款爷的同学，似乎不能给先生脸上平添光彩。想到如果见面时，抑或先生会问起我，小华，这些年如何未见有出息？则免不了尴尬。想想也就罢了。

现在，每年九月十日的教师节，社会上都要庆祝一番，慰问一番。那用意很明白，无非是倡导全社会的人都来尊师重教。在这种时候，总能引起我对学生时代的一番缅怀。作为一个走过来的人，我确实也觉得教师这个职业的崇高。由此，也会想起蜡烛、想起火柴、想起春蚕等种种对教师赞美的比喻，由此也想到了我那可爱、可敬的先生，想到先生的教诲之恩。当然，那不仅仅是对我个人。我指的是一种广义的师恩。

想到这些，我也不揣浅薄，写下这些怀念他的文字。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