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死辱母者”案 需要的不是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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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死辱母者”案 需要的不是谩骂
“刺死辱母亲者——于欢”一案，这两天刷屏了。我看了几篇比较火的自媒文章，看过后很遗憾，情绪化的东西太多，赚眼球的套路太多，而且从文中的法律观点看，作者不是法律人，因为连什么情形下构成正当防卫、什么情形下防卫过当都不懂，一味地讨好愤青们，人云亦云，却以正义者自居，有意无意把舆论引导到一个方向上，实在可悲！
甚至也有一些人迅速咬定法院判决不公，上纲上线到整个国家层面，甚至说什么“祖国母亲受辱不行，自己的母亲受辱可以”，这些怪话，已经与于欢案远得八竿子打不着了。
甚至有个别法律人也在推波助澜，行文中发泄着与案件本身无关的东西，发泄超出案件本身之外的不满，好象这个国家一无是处似的。法律人应有起码的理性，如果连法律人都情绪化了，最终伤害的是人们对法治的信心。法律人坚持正义是可贵的，甚至抗争也是必要的，但要有理有据、就案说案，独立思考、冷静分析、保持公心，不要把个人情绪或感情带到案件中，一定要站在法律的属性上看待案件本身。借案件发表观点本无可厚非，借热点案件营销下自己也可理解，但要有度，不要把案件之外的因素和诸多情绪化的东西搅在其中。
现在的社会，戾气太重。
“刺死辱母者——于欢”案，与赵春华的非法持有枪支案、王力军的收购玉米案不同，我个人觉得弹性空间不大，对二审律师“初步辩护思路调整为无罪辩护”持保留意见。现在舆论似乎已形成一种默契，矛头一致指向法院判决不公，法官冷血无情，期待二审能得到“公众满意”的结果。从目前的舆情看，这个案件的热度肯定要覆盖掉此前砸死乡干部的赣南老农明经国案，能否超过枪杀村干部的石家庄青年贾敬龙案，还要看这几天舆情热度和律师圈的力度。
现在有个怪现象，似乎只要站在法院的对立面，反对法院的力度越大、观点越激烈，似乎自己越正确越是甚至是正义的化身。个别律师已然如戏子，生怕离开公众的视线，所以也要借机时时炒作一番。一家较出名的律师事务所，为了自己所出的书排名靠前，竟然四处发有偿刷量的广告。所以，很多东西，观者不要跟着舆情走，你看到的、你赞同的，不见得就是真实的或正确的，因为背后的东西太多。吃瓜的人，很容易被利用。所以，一些法律人，比愤青更可恶，因为愤青图一嘴之快就了事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一边打击人们对法治的信心，一边借法律之名炒作，恨不能在这个锅里多分一杯羹。
关于于欢是不是防卫过当，是本案最大的争议所在，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正当的前提是保护法益的正当性，再者就是符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件，再次是超出了对等性即超限度了，亦即行为过当了。所以，很多人认为，于欢尽管超出了对等性或者说受限性，但系防卫过当，所以应该减轻处罚，判决于欢无期徒刑太重了。但众人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于欢的行为首先要符合正当防卫，然后再是过当问题。那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是怎么规定的呢？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这个定义和法律规定，我们需要仔细看看：于欢在实施“刺”这个行为时，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注意，法律用的是“正在”一词；于欢如果在实施“刺”这个行为时，不法侵害已经停止，那么他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据媒体报道：
……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期间，接待室内发生骚动。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
这仅是媒体报道的情节，现场具体如何应以卷宗为准。即便如此，从媒体报道来看，那些触犯众怒的情节已经停止，不符合“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条件。死者辱母情节固然应遭天谴，但法律不保护事后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私力救济，在现代法治文明中被禁止。如果警察走后，死者等人又开始不法侵害，这时于欢“刺”的行为能否构成防卫过当还值得研究、争论一番。于欢二审律师在接受采访时也坦承，认定正当防卫很难。
关于死者的死，自行去医院有错吗？如果没有肚子上挨刀，在医院门口与人产生争执哪怕是一小时，会死人吗？外因（与人产生争执）的介入，与死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吗？这些问题，都要作出专业性回答。
关于涉黑案件，法院还没有最终结果，法院不能在这个案件中直接认定涉黑案件事实。即使，此讨债案是涉黑案件的一部分，这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有关系吗？哪怕对方是十恶不赦的人，在认定防卫过当的时候，也要符合法定要件，这是“罪刑法定”法治原则之应有之义。所以，一味地往正当防卫上辩护，效果不一定理想。
关于自首，分为两种情形，主动投案和视为主动投案。法律规定与本案能靠边儿的，择录如下：
1、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
再来看下新闻的报道：
……于秀荣看到有人从接待室跑出来。她和民警一起返回办公楼。
紧接着，第二辆警车赶到源大工贸，警察让于欢交出刀子，并把他带到派出所。于秀荣说，那是一把水果刀，加刀把十几厘米长，平时放在接待室的桌子上用来切水果。
在办公楼门口，于秀荣迎面看到，杜志浩捂着肚子走出来，“他还说了句，这小子玩真的来。我的迈腾呢？”其他人也陆续走出办公楼，开车离开。
好了，下面我们就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于欢刺伤他人的事实警察是否已经知道？如果警察已经知道，在于欢没有被讯问、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于欢有没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为什么是“警察让于欢交出刀子”而不是于欢自己主动交出刀子？这些，无法从媒体给出的信息作出判断。没有看卷宗，仅凭媒体的只言片语和判决书判词就认定于欢构成自首，这是一种误导家属和媒体的不负责任的推断。
当然，这个案件，尽管笔者没有看卷宗，但仍认为有较大的辩护空间，可向“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上辩护，这就看律师的功力了。
这个案子，之所以引来如此热烈的舆情，恐怕与这个几个问题有关：
1、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放贷（这在现今社会各地非常普遍），中小企业在银行无法融资生存不下去了的情况下，只好向黑社会高息借贷“饮鸩止渴”，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经济现状，引起一些人尤其企业主的共鸣；
2、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无果。民间供货纠纷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公权力可以随意介入吗？市长也管民间借贷纠纷吗？
3、警察到案后的不作为。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这是被网民们骂的较多的地方。如果警察当时把催债的人支走或把双方隔离开，就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律师说，要打行政诉讼告警察的不行为，先不说诉讼时效问题，亦不说刑事案件能不能打行政诉讼问题，但就效果来看，除了有新闻炒作的意义，对这个案件会带来帮助吗？我想提醒辩护律师的是，媒体炒作是把双刃剑，无数失败的案例摆在那！律师是维护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而不是炒作案件，切记！
当然，如果有渎职行为，应当被追究责任，但那是另一回事儿。
法院如果可以被舆论左右，那些有钱有势有人脉有管道的人，更有可乘之机，他们甚至可以花钱购买媒体，花钱让自媒体帮助摇旗呐喊，如果那样可以，那才是法治更大的悲哀！
4、最后一点，就是辱母情节，甚至掏出了生殖器（目前披露的判决书当中并没有生殖器蹭脸的情节）。这也是引众人共愤的地方，也是笔者感到愤慨的地方，也是这个案件能如此舆情热度高涨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公众看来，母亲是伟大的，母亲被辱，奋起而击，于欢是英雄。法官如此判决是冷血，甚至与司法腐败、法治黑暗扯在一起，把案件当成怨气的出口。我想，是个人都会同情于欢，甚至都可能像于欢一样拿起刀，我们同情于欢，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
至于什么涉黑，那是另一个案子的事，在此就不费笔墨赘述。
故意伤害罪，最高刑可以判决死刑、死缓（仍然属于死刑刑种，只是不需要立即执行）。本案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笔者也是做律师的，代理过多起伤害致死案件，在没有达成赔偿、没有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这个判决不重也可以接受。从法院的判决书表述来看，法院在量刑时，考虑到了被害人的过错，考虑了诸多案件因素，所以才没有判决死刑缓期执行。只是在量刑上，没有达到公众的预期，甚至相差甚远。二审当中，如果能在自首上辩出一线生机，还可期待一番。
谩骂解决不了问题，社会不缺愤青，缺的是理智者和为于欢案出谋划策者。非专业人士可以情绪化，而专业人士应当保持理性。我知道我的这篇文章肯定不受欢迎，我愿意被拍砖，甚至被骂的狗血喷头。凡事有因有果，我既然写了这篇文章，我就应承受文章的后果。如果让于欢和网民心里不舒服了，说声对不起！如果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而言，于欢没错，不等于无罪，所以，我对无罪辩护不乐观。
关于二审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
辩护律师的回答：我觉得直接改判有希望，但案件涉及的问题很可能需要等待涉黑案。我认为70%-80%可能性是发还重审。此前于欢的家人也想通过民事赔偿减轻刑罚，但是对方家属提出要800多万，就搁置了。
现在已经判了无期了，到了这个点了，已经不能靠赔偿去解决了。
我们拭目以待！
更期待于欢能得到最轻的处罚，甚至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