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三国:夷陵战之火烧连营
文 | 乄妖乀
关羽之死,刘备深感耻辱而决意伐吴,受到众臣的反对。
《资治通鉴》载,‘翊军将军赵云曰:“国贼,曹操,非孙权也。若先灭魏,则权自服。今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群臣谏者甚众,汉主皆不听。’
因为蜀汉立国之本即是伐魏兴汉,而刘备称帝后却先伐东吴,自是遭到群臣反对。但是刘备却是执意发起伐吴之战,表面上是为关羽复仇,而实质则是夺回荆州……
诸葛亮于隆中对云,‘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故诸葛亮曾劝谏刘备伐吴,不见于史。
失去荆州,对于刘备而言,无异于断其一臂。毕竟西川一州之地,仅足以自保。但以一州之地挥师北伐,无论是从人力、物力而言,皆难与曹魏相抗衡。并且会随着时间之推移,而此消彼长。且刘备年近古稀,为了兴汉伐魏不得不奋力一搏……
且《三国志·张飞传》载,‘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
张飞长久以来皆是‘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但却在刘备北伐之际被杀,这是否是一种巧合。张达、范强持张飞首级,顺流而奔孙权,即沿嘉陵江一路由阆中至江州,在顺长江而下至吴地。
史志并未记载有过任何阻拦,又岂是一时冲动之举所能解释的。张飞如此身死,无论背后是否有东吴引导、策划,皆会激发刘备心底之怒气。
诸葛瑾曾致书刘备云,‘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
故诸葛瑾并未出使蜀中,而是致书刘备劝其退兵,《三国志·先主传》作“遣书请和”。 但诸葛瑾此举表面上是在劝谏刘备,实则不过是利用大义瓦解军队士气而已。且东吴早已做了抵御蜀军的充分准备……
《三国志·先主传》载,‘章武元年(221)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刘备为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先是攻破巫地(湖北巴东)吴军李异、刘阿部,进而占领秭归。
与此同时,《资治通鉴》载,‘八月,孙权遭使称臣,卑辞奉章,并送于禁等还……’孙权称臣之用意即是防止被蜀、魏两面夹击。
刘晔即劝谏过曹丕,孙权此举‘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授,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
但曹丕依旧接纳了孙权的称臣,黄初二年(221)十一月,曹丕亦命邢贞为使来武昌,封孙权为吴王。而赵咨是在邢贞来吴后,方才出使魏国,并非如小说所言先行出使魏国。
同时参《三国志·陆逊传》载,‘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其中朱然率军五千总镇江陵后方;潘璋率军数千与徐盛、宋谦于枝江、夷陵一线,保障陆逊军之右翼;孙桓率军数千镇守江南夷道城,保障陆逊军之左翼。
而陆逊曾指挥多次军师战役,立有战功;在袭取荆州战役中,陆逊配合吕蒙,直插至秭归三峡地区,斩获收降蜀兵数万人。
虽然陆逊自称书生,但却不过是自谦之语,否则亦不会被孙权任命为大都督主持西线抗蜀战事,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而参史志所载,朱然、孙桓等所统皆由陆路阻击蜀军,孙权并未任命孙桓、朱然为左右都督。
章武二年(222)春正月,刘备兵进夷陵,徐盛、宋谦等顽强抵抗,连破蜀军营寨,刘备则暂还秭归。
参《三国志·陆逊传》载,陆逊曾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夷陵虽是国之锁钥,却亦无险可守。
故陆逊并未与刘备于夷陵展开争夺,反而暂避蜀军锋芒,有意将难以展开攻势之数百里山地留与蜀军,战略退却至夷道、猇亭一线相对开阔之地。蜀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则顺势屯于夷陵,全面扼控长江两岸,确保补给线安全。
《先主传》载,‘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於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谿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於夷陵道。’蜀军攻破夷陵之后,兵分三路……
以黄权领江北诸军,截断从夷陵通往当阳、江陵之驿道;又遣侍中张良自佷山而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怂恿渠帅沙摩柯起兵协同作战。
同时水陆并进,令张南、冯习领陆军沿长江南岸强攻驻守夷道之孙桓。孙桓本是孙权同族,故吴军诸将纷纷请命相救,然陆逊却是坚守不出,言道‘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
宜昌长江大桥刘备则以水军主力顺江而下,直扑陆逊江北猇亭主寨……然过猇亭,水军需经虎牙山,即今宜昌长江大桥之处。
此处两面高山、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暗礁密布,实为天然要塞,古楚国时被称之‘西塞’。故刘备水军未敢强行突破西塞,被东吴水军挡在西塞之外。
又参《三国志·陆逊传》载,‘汉主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吴将帅皆欲击之。”’刘备又于陆路引诱吴军出击,然陆逊依旧扼守要地、坚不出战。如此蜀军东进的势头受挫,双方进入相持。
蜀军不得已在巫峡至夷道一线数百里,设立了几十营寨。蜀军深入敌境,凭借的是一鼓作气,战争愈久则对东吴更加有利。陆逊有意避而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之战略意图。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蜀军在多次求战未果之际,从正月到六月,斗志逐渐松懈。六月江南,暑气逼人,刘备无奈将军营设于深山密林,依傍溪涧,屯兵休整,等待秋后再战。
刘备百里连营,舍船就步,斗志消融让陆逊察觉到了反击之机。陆逊于是上书孙权云:‘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
陆逊看到蜀军舍舟就陆,正是松懈之际,反而吴军早已鼓足斗志,击破蜀军,正当此时。但所谓‘舍船就步’并非败笔,只因关羽之败,原荆州水军亦消耗殆尽。
此时蜀军麾下水军,多为益州之属,难与东吴作战经验更加丰富的精锐水军相抗衡。刘备如以水战为主,则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陆逊乃先攻一营以作试探,进攻虽未奏效,却使陆逊从中找到破敌之法。当时江南正是炎夏季节,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则皆由木栅所筑,周围又全树林、茅草。
陆逊随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袭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迫使蜀军西退。
《三国志·朱然传》中载,‘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又《三国志·韩当传》载,‘宜都之役,与陆逊、朱然等共攻蜀军于涿乡,大破之。’
朱然攻破蜀军,与韩当所部共围蜀军于涿乡(宜昌西),切断了蜀军退路。潘璋所部猛攻蜀军,大破大督冯习所部。诸葛瑾、骆统、周胤诸部配合陆逊的主力在猇亭向蜀军发起攻击。守御夷道的孙桓部亦主动出击助战。
吴军追击图参《三国志·陆逊传》所云,‘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
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刘备见全线崩溃,逃往夷陵西北马鞍山,命蜀军环山据险自卫。
陆逊则督促诸军,四面围攻,蜀军霎时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乘夜而遁,向石门山(巴东东北)而去。《三国志》云,‘时又有义阳傅肜,先主退军,断后拒战,兵人死尽……’
又《三国志·宗室传》载,‘孙桓斩上夔道,截其径要……’刘备不得已而‘逾山越险’,终因驿人挑担兵卒弃甲、铙钹,在隘口烧化以阻断追兵之路,方才得以摆脱追兵,逃入永安城中,即白帝城。
至此,蜀军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又蜀军镇北将军黄权所部于江北,归路被吴军所截,故率将所领降于魏。
《三国志·步骘传》载,‘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侍中马良亦因此遇害身死。
参《陆逊传》云,‘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但所谓‘备必可禽’不过是东吴自我标榜而已。孙权尚不具有气魄与胆量,与蜀汉不死不休。
且刘备已收拢散兵,又赵云后军来援,永安驻军接近两万。东吴亦顾忌曹魏方面乘机浑水摸鱼、袭击后方,遂停止追击,主动撤兵,并非被八卦阵所逼退……
依《三国志·张飞传》载,‘张飞长子苞,早夭。次子张绍,继承张飞爵位。’《三国志·关羽传》载,‘关羽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
从史志而言,二人皆未参加夷陵之战。而李异、谢旌均随陆逊参加了夷陵之战,非关兴、张苞所杀。
而黄忠死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即刘备称帝和东征前夕,并未参加夷陵之战。小说称其享年七十五岁,却是不见于史。诸葛亮叹惜法正已死无人能劝阻刘备攻吴,是在刘备兵败之后;并非刘备出师之时。
周泰‘留督濡须’,凌统则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病死,皆未参加夷陵之战。
参《三国志·潘璋传》载,‘甘宁卒,潘璋并其军。刘备出夷陵,璋与陵逊并力拒之……’可推断甘宁死于刘备东征之前,甘宁并未参与夷陵战,甚至是之前的荆州战。
而潘璋因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所杀伤甚众,而拜平北将军、襄阳太守。至吴嘉禾三年(234)病死,非关兴所杀。
九月,曹魏果然攻吴,但因陆逊早有准备,魏军终于无功而返。刘晔曾谏曹丕云,‘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日矣。’
然曹丕依旧接受了孙权之纳降。从一定角度而言,曹丕此举亦并非毫无理由……假设曹魏能够瓜分东吴,兵入江东,然蜀军占据荆、益,对于曹魏之威胁更甚。
因为前文有过分析,东吴并不敢北伐襄樊,因为曹魏可以随时南下濡须,威逼东吴帝都建业。而蜀汉却无此顾虑,且刘备以兴汉伐魏为立国之本,兵锋直指长安、洛阳,是曹魏天然之敌。
但曹丕的真实想法却是,超越父辈,青史留名……曹丕言道‘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不若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也。’
所谓恐天下愿意归附之人产生疑心,明显是敷衍之语。而‘袭蜀之后’方才是曹丕内心真实的想法。刘备四月称帝,孙权八月来降。对于曹丕而言,灭蜀即意味着名义上的一统天下。
而孙权之降,对于曹丕而言诱惑太大,接受即超越了父亲曹操。如果曹魏挥兵南下,却不能瓜分东吴,如此殊荣亦随之烟消云散。以此观之,曹丕无论从境界、胆量而言,不要说其父曹操,比之孙权亦是远远不如。
参《文帝纪》所载,曹丕尝言,‘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故七百里之说源于此,然刘备、陆逊等传却均未见载录。
且从猇亭到白帝城,亦不过三百余里而已。只因东吴避而不战,层层防御。蜀军唯有步步深入,沿江布兵,因地形所限,终而形成连营。然连营的范围应仅限于夷陵、猇亭至夷道一线,不会超过五十里。
至于曹丕之‘嘲讽’,后世观之,读者亦为之脸红……所谓‘苞原隰险阻’五种地势不可安营,如此浅显之军事常识,刘备又岂会不知。
《陆逊传》言‘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然刘备所布之营寨分散,即使将士每人一把茅柴,又能烧几处营寨。刘备在布置营寨时,又岂会不防备火攻之策。故刘备败之本质并不在火攻……
陆逊自始自终皆在织网猎捕、算计刘备……将战场后撤之猇亭,即是防备蜀军‘水陆俱进’;而长江两岸地形狭长,亦在逼迫蜀军布兵分散。静待蜀军斗志涣散是整场战役之核心。
只需攻破一处营寨,便会形成连锁反应。因为蜀军驻军狭长,信息无法迅速同步,人心散乱自会形成连锁反应,导致全线溃散。
陆逊见蜀军军心不振,认为时机已至,《陆逊传》云,‘乃先攻一营,不利’。换言之,火攻之策仅是为了突破蜀军最后的心理防线,以致慌乱而形成从众效应。
假设陆逊未有先前之铺垫,即使火攻亦是徒劳而已。可以说夷陵之战的成败,完全基于陆逊个人,故刘备方才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而次年四月,刘备恼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亡故于白帝城。吴、蜀皆是元气大伤,诸葛亮更是花费五年时间方才重建军队、弥平叛乱。亦为双方日后消除矛盾、共同抗魏奠定基础。
因此战后近四十年的时间内,三国互相之间的疆域基本保持不变,孙刘联盟再未动摇,三国局势出现稳定对峙,夷陵之战也因此被认为是前后三国的分界点之一,与曹袁之官渡、魏吴之赤壁并称为三国三大战役。
然如此蜀汉仅占西川一地,三国鼎立之局实则并未真正形成。此亦是诸葛亮即使一州之地,亦执着于北伐之原因。因为不北伐,即意味着沉沦,灭亡亦是早晚之事。唯有东据关中、西据陇右,方才能够真正形成三国鼎立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