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贴春联——那一抹红,着色了岁月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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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清一色的起脊挑梁,黑瓦灰墙,最多不过二层高的小楼,稍微洋气点的门户会用红色瓦片盘叠在屋顶,给亘古不变的乡村格局增添了一抹亮色。
家家户户、屋前屋后尽散落几株谈不上肥壮的白杨树。因为他们相信,除了养猪就是种树,才能致富。
每到冬日,其他季节的五彩缤纷变得单调寡淡,村落里的树木花草万般凋零,连从田野里吹来的风都是萧瑟的。
这个发展迟缓的苏北乡村,像一件长辈送的旧毛衣,款式老旧,明显的过时,却让人满心温暖。
若是遇到这样的冬日,薄雾总是先笼罩在白杨梢头,轻轻浅浅,像一层白纱覆盖在整个村庄背上。比及日出,阳光显射,薄雾就蹑手蹑脚的朝灌溉河方向溜去。
也只有过年才会在朴素的冬日中增添一些五彩斑斓,从服饰、窗花到笑容和食物,记忆尤为深刻的是为了迎接新年每户人家都整灯结彩的挂灯笼、贴春联,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父亲对我过于严苛,无论上学抑或放假,都从不让我懒床,只有年三十这天我才会得到恩赦睡到自然醒。
当日醒时,翻身而动,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熟透了的柿子,肥硕饱满,闪着光泽。这是奶奶给我准备的,喜欢这种感觉。
就像爱你的人不忍贸然叫醒熟睡的你,只安心的等在床头,红着脸给你早晨第一枚香吻。
当奶奶和父母都在为年做准备的时候,我自然也不能闲着,今天的任务——贴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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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春联并不似现在这般机打油印,而是从集市上买来几张单面刷红的纸,按照门窗规格和个数剪裁成长宽大小不一的长条,因我小叔识字且毛笔字写的好看,村里的人便请求他帮忙在红色纸面写上对来年的希冀和愿望。
刚写完的对联墨水还未全干,需规规矩矩的摆放在干燥处,约莫半个钟头,待墨水完全沁入红纸里面,一副副浓纤折中、遒劲自然且富有人情味和艺术感的春联便大功告成。
要将春联完美的展现在门墙上,既要防风撕扯还要粘的牢固,这就少不了具有特殊粘性的浆糊。制作浆糊的工序并不复杂,却也不轻巧。
得选用煮熟的米饭,些许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生火,待水翻滚,一边慢慢的撒入准备好的面粉,一边用勺子搅动,观察面粉加入后的浓厚程度控制面粉的量。等浓稠具有黏性,便偃火,出锅装盆,再在盆里放入用稻草自制的刷子,等浆糊降温,便可贴春联了。
我们家贴春联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晌午吃完饭之后,我和父亲分工合作。
我先将春联理顺,有字的那面翻朝下,再用刷子腹部薄薄的蘸上一层浆糊,从春联的这一端刷向那一端。由于浆糊过于黏腻,我手又小,便会将整张桌子刷的都是。
一张刷好之后,会捏住春联的两端,别着头看字的正反,确定好方向之后,递给父亲。父亲早就将之前因风吹雨打日晒而残缺褪色的纸片清理掉,他站在板凳上,将整张春联在墙上比个样,问我是否歪斜,调整好角度之后,先将一段固定,再慢慢的往另一段贴合,最后用大手“啪啪”的将春联摁在墙上。
贴完窗,再贴门,整个贴春联的过程,父亲像个将军一样指挥着我跑前跑后,我也会给父亲一些小意见,活像一个小参谋。
父亲会在贴的间隙,用他被春联染红的手在我的眉心点一下,一枚红红的印刻在我的脑门中央,他说我是画像里面走出来的福娃。
待所有春联贴整完毕,母亲便会端出烧好的热水,父亲将我的手轻轻的放在水里清洗,手心手背指尖指缝,无不洗的干干净净,他的大手包裹着我的小手,有种粗糙的温暖。
母亲看到我脸上和额头糊了的“红妆”,便笑骂父亲,详装发怒苛责几句。
抬眼望向前邻后舍,在冬日萧瑟中,黑瓦灰墙上有那么多或横或竖的耀眼中国红在寒风中屹立昂扬,这也许就是生活的韵味和延续。那一抹红,着色了岁月峥嵘。
和我的欢呼雀跃相比,父亲看到的更多是来年的盼头和希望。
当“业务”熟练之后,接下来的几年,父亲也会让我当一回将军,从刚开始胆战心惊的站在板凳上,慢慢吃力的踮起脚尖,再到收放自如的爬上爬下,仿佛我从襁褓里的婴孩,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儿。
父亲他肯定的眼神和硕大的双手给了我勇敢和鼓励。
现在也贴春联。
不过不再是蘸墨挥毫落纸的柔软和写意,而是集市上小贩哟呵,挂满街头巷尾的质地厚板的纸,工整烫金的字。
从集市上买回一份,扯一捆胶带,半个钟头便将其贴将上去。
想来想去索然无味,形式感超重。
拨通父亲电话,问了封存好久的毛笔和墨水是否完好,计划着和父亲再重新当一次将军和参谋。
越长大越晓得,无论是生活在家庭,社会,国家,都需要一些仪式感的延续。文化不会随着时间流逝和环境变迁而消失殆尽,更多的会融化在孩子的骨骼和血液里。
他们长得越大,就越会明白薪火相传的温暖。
当年帮家里贴春联的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让我瘦小的身体得到了历练,更大的意义是让我彻底摆脱了“孩子”名头的束缚,牢牢记住了长大不过是把父亲的能力嫁接到了自己身上,并继续延续下去。
它同时也赋予我性格中比较冒险的那一面,我喜欢这部分的自己,并刻意的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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