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观点来浅谈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的影响

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大众的视角下，似乎正如其研究领域所呈现的那样普遍关注市场、货币、供给或需求等等紧紧围绕大众世俗生活的抽象概念。从传统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一直发展到现在火热的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以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为例，作者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他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入手，以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贝克尔认为，对个人教育的投资和普通的商业投资相似，在决策时同样需要将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因此在书中，他着重研究了多种多样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与因果性，并列举了大量的经济学数学模型与实证分析数据来支撑其观点。

在他众多的研究结果与观点中，我最在意的是“婚姻与生育”这一部分。

首先，贝克尔将婴儿看作是“耐用消费品“。这种命名未免显得有些耸人听闻，但以贝克尔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婴儿的存在满足了作为父母的情感需要，尤其是婴儿本身能够给父母带来愉悦与欢乐，夫妇们对婴儿的消费体现在为其提供的各种保护与营养补给上，包括吃穿住行，医疗保险，教育支出等等，这些成本属于直接支出的部分。但贝克尔还提出了”间接成本“的概念，即父母们在养育婴儿时所放弃的那些可能获得的收入，例如父母选择陪伴孩子度过愉快的周末，而不是在周末加班，这种放弃了加班所可能获取的收入也就是间接成本。从总的支出看，养育一个孩子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实际支出的可见货币。

其次，不同社会阶级在对待子女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上往往会有不相一致的做法。在儿童成长初期所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方面，从边际效用看，家庭教育的投资更为重要。那些严重体罚孩子的父母会带来持续伤害，而与之相反，严格且富有同情心的父母有助于孩子的自我提升。以美国黑人家庭为例，20世纪6、70年代的美国黑人家庭以高离婚率与高婚外孕比率而瞩目，以黑人社区中的家庭为对象的各种研究表明，频率较高的酗酒与较差的社区环境是黑人子女难以得到良好教育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些社区中普遍存在较高的犯罪率（枪支买卖，凶杀，贩毒，卖淫等）且治安环境较差，黑人子女们的辍学率也高居不下，而这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相较于底层黑人子女，富裕白人们的子女所接受的教育要优良的多。这些富人子女们生活在优良的社区氛围，早期接受了良好的学前教育，在校期间父母能够为他们支付足够多的培训班的费用以拓展其爱好与能力。事实上，早期优良的习惯与品行会使孩子们在未来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拥有较大的优势。两种对比之鲜明足以让我们发现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回到标题，上述所讲的两个观点对“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的影响“这一主题有什么启发作用么？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即人是理性的动物。早在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的时代就已经提出过人类的逐利本性，也就是说人类会权衡利益关系，并最终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关于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妇女的就业率的提升与生育率的下降，而这看似关系不大，但其中涉及了利益权衡的关系，尤其是妇女教育的变化很清楚的说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益和费用的理性反映。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相较于男性，女性从高中毕业的可能性更大，但是继续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小。女性避开数学、科学、经济学和法律，而选择数学、家政学、外语和文学。因为继续为赚钱而工作的已婚妇女相对较少，且那个时代妇女能够参加的劳动岗位极其有限，所以她们合理选择那些有助于家庭生产的的教育，这些教育无疑也在婚姻市场上有用。

但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一现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进入工作岗位，与男性劳动者共同工作。由于工作的缘故，妇女们降低了生育需求。她们深知自己的劳动岗位的重要性，所以选择放弃生育而在职位上谋求更大的利益。这就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此处，生育率的高低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紧密相关。

但要参入“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我们还是围绕女性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个拥有良好教育的女性，她的职业收入大概率不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女性在考量下一代的繁衍问题时，更多是从社会的职业地位与经济收入水平来权衡生育子女的数量与质量，因为想要让孩子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首先必须注重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中包括请家教老师，报名兴趣班、辅导班等等，这些都是支付在孩子身上的资本投资，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投入资金量大，而且回报时间长，因此为给予孩子最好的人力资本投资，质量与数量二者不得不舍弃数量。事实上，孩子的数量和每个孩子的花费往往是负相关的，原因十分简单。孩子数量增多提高了对每个孩子开支增多的实际成本，因为对每个孩子额外增加一元或一小时意味着更大的总支出的增加。

综上所述，鉴于中国当下的低生育率情况，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中对“生育与婚姻“的描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样本大部分是基于美国社会为总体来收集的，但他同样调查了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与亚洲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情况，对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国内发展水平不均衡，像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早已进入超高老龄化城市行列，几乎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所以说，贝克尔在书中提出的对教育经费的支出以纳税的形式收回以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这一刺激生育措施值得令我们深思，或许这也是我国政府最近提出”单身税“的原因。

济南大学青山学堂 社保1702 肖博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