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扰和闲静

鲁迅说，他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想必先生寻得朝花夕拾的闲静是不易的。我不知道先生所处的时代到底如何纷扰，但我觉得未必就胜过今日。而我偏偏觉得我的时代，欲从纷扰中寻得一点闲静却是容易的。由此，拿今天的流行语词来说，我觉得鲁迅先生未免有些装逼。

我单从我的角度，我的境况来谈这件事。我不敢从别人的角度从别人的处境来谈。那样既谈不深刻也挺危险。我不能代表任何人谈纷扰和闲静，也不能代表任何群体谈纷扰和闲静。

要说我的前半生那是颇不宁静，就是说始终在纷扰中不能自拔，因为我只有置身纷扰，才能从复杂热闹的社会分工中找到我的那份工作，从既贫穷又富饶的社会财富中分得我的那杯羹。而当我到了可以丢弃那份工作，或者说得好听些、有风度些，我可以把我的那份工作移交给需要它的后来者时，我积累到了老有所依的衣食。此时我可以不劳而获，定期领取养老金。每当此时，我就觉得我亏欠给我发养老金的人，我想登门感谢，却终究不知该登谁的门、谢谁的恩。

有人为我算了笔帐，认为我可以养一条狗或者养两只小猫咪。他们似乎知道我喜欢猫，特别喜欢小白猫，尾巴带有微黄的环状条纹。他们认为我可以吃饱喝足，鼓腹而游，带着心爱的小白猫遛弯，坐在临河的长凳上看流水，看风云，撸猫，冲盹。如果愿意，可以带一只手机在身边，可以收听新闻，看看资讯，和几个打字慢的老伙计闲扯几句，怀念一下过去的艰苦，享受充分当下的快乐，展望一下未来的幸福。 他们为我所做的生活安排仿佛为我量身定做。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生活的。

可问题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我想是我的那只手机制造的问题。它说东说西，说上说下。有意无意让我知道一些庙堂新闻江湖旧事，知晓寰宇天下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恩恩怨怨的坏消息。 于是，我开始不淡定了，就是说我的那点闲静没有了。我仿佛又置身于数十年前那为了谋生的滚滚人流。喧闹吵嚷詈骂恐吓淹水失火伤财死人……种种坏消息令我不安。

忽然之间，我领悟了鲁迅当年为何把寻得一点闲静表述成一种渴求。原来人的内心是存有天然的对抗不公不平的所谓正气的。它会在某种情景下被激活，充塞于胸臆。 因此所谓不淡定、不会生活、不知寻求安宁，原不过是对尚未泯灭的同类命运关切之情的肯定和赞赏。只有你的同类同理同情同心完全泯灭，你才能真正获得大闲静、永久闲静。

由此我才知道鲁迅当年真没装逼。他随时可以寻得闲静，但他不能。比方说他在北平的绍兴会馆里，在厦门的学校里，那里是有安宁闲静可寻甚至不必寻而得之的。他所属的时代未必比我偷生的时代更加纷扰。但他有报纸。我想是报纸害了他。他从报纸上看到太多灾难，太多不公平和不正义。如果他还活着，出于道义和爱护，我会偷偷把他尚未阅读的报纸给烧了，把报纸投递地址给改了，实在不成冒着被抓捕坐牢杀头的危险，一把火把报馆烧做白地。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死了，确确实实死了。死于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大公报》等报纸报道了他的歿讯。 针对报纸报道逝世消息这件事，有人认为是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矛盾事件。报纸让他生前难以闲静并终致早逝，而逝世的噩耗却又是由报纸向天下人发布。

鲁迅的事过去了。迫切问题是我的手机怎么办？这东西比当年的报纸还要损，它几乎能做到不问天南地北黑夜白昼向我提供足以打破我的闲静生活的坏消息。我想深受其害的大有人在。他们比我受害要深得多。比方说重庆的范弓飞唐云，曹县的草帽郎宋瑜。 有人给我出点子，说让腾讯后台帮我把微信永久封掉，屏蔽所有向我推送消息的网络平台。我觉得这法子不靠谱。腾讯后台封微信向来是依法行事的，我没违法它断不会封。所以，我准备采纳第二个建议，把手机砸烂或是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