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宋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苏轼是一个永远不容忽视的主题，他集诗、文、词、赋、书画于一身，并达到了极高的造诣，矗立成宋代文学史上一座无人跨越的高峰。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命途多舛，历经了许多的人世坎坷和艰难酸辛，苏轼去世前两个月曾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很形象地概括了他人生中的曲折经历。

少年成名的苏轼，在仕途上却屡屡遭受排斥打击，辗转贬至地方，直到晚年都还一贬再贬，但是他面对这些不期而至的不幸，并没有悲观厌世，而是以一种旷达乐观的态度坦然面对着一切的不幸遭遇与困顿失意。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受了“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大多服膺儒家“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国的政治理想，怀揣报效国家的崇高理想，追求功勋，是许多文人的志向。

仕途的坎坷沉浮，对苏轼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就此屈服，他对人生一直怀着执著与乐观的态度。我们今天景仰苏轼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豪放而又婉约、旷达而又乐观的人生态度。

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所谓知子莫若父，其父苏洵在生《名二子》中曾对苏辙和苏轼兄弟作过精辟的评述，对于苏辙他说“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而他担心的是比苏辙年长三岁的苏轼“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苏辙虽有一些挫折，但厄运都能很快就过去，而苏轼的挫折，其仕途的迂回却是伴随他出仕后直至晚年。可以说苏轼的性格在他的人生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发生的“凌虚台记”，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嘉佑八年，陈公弼任凤翔知府，在那里筑凌虚台，并请苏轼作记，当时苏轼正供职于凤翔签书判官，掌管文书，然而苏轼却在文中大发议论讽诫他的上司陈公弼，遭到陈公弼的“刁难”。

后来苏轼才知道陈公弼并非有意刁难他，而是想减一下他的锐气。于是，后来苏轼在《陈公弼传》中回忆说：“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志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可是苏轼那种与生俱来的不羁性格，不会轻易改变。在神宗朝，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苏轼一再成为变法革新集团的牺牲品。在哲宗朝新旧党争的激烈斗争中，他又“奋厉有当世志”，正如曾枣庄著在《苏轼评传》中所说他有“浓厚的忠君思想，他常常处于欲仕不能，欲隐不忍的矛盾中”。

《念奴娇·赤壁怀古》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苏轼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苏轼面对着政治上的巨大落差，看到赤壁，于是寄豪情于周瑜这个形象，抒发自己对英雄业绩的仰慕之情和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生激情。

一句“人生如梦”囊括了苏轼积极进取的愿望和仕途受挫的复杂情绪以及对人生无常和世事多变的感叹，而这种感叹一直在他的生活中没有间断过，他的命运沉浮不定。

于是”梦“就成为了苏轼寄托人生理想的方式，而他之所以能够安然面对那么多挫折，超然于物外，最主要的在于苏轼的人生哲学，“由于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交织，使苏轼超脱而又离不开现实，这就形成了苏轼矛盾的人生观和矛盾的作品主题。”

其实苏轼幼年时期还从学于道士张易简，并精读深悟《庄子》，正所谓“入则孔孟，出则老庄”，既能出世也能入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所以苏轼在面对宦海沉浮时，能够泰然自若，超尘脱俗。

在官时能够不骄不躁，勤政为民，与民同忧，与民同乐，事无巨细，靡不尽心。他兴修了许多水利，为老百姓谋利益，感民生之疾苦，体恤黎民；被贬时不卑不亢，依然故我。这该是一种怎样平和的心态。

苏轼实际上是通过梦来建构了一个自己的理想王国，一种精神的世界。

少年成名的苏轼，科场的奇才，仕途上屡受挫折，他时常想重返家园“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然而命运弄人，自从他居乡服父丧期满离川之后，就再也未能踏上故园，真可谓是寂寞身后名。

苏轼满肚子的不合适宜，造成了他一生的困顿失意，而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却树立了良好的文人气象，仕途顺达时官至翰林学士，逆境时穷愁潦倒，在海南时当地百姓还经常接济他，最后客死常州。

苏轼的一生集全部的容光与坎坷傲然独立，拥有无限多显赫的声名和光彩以及迂回的宦海沉浮，而他的声名永远光照人间。

                                                                                                                                                                                                                                                                (原载贵州师范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