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圆/周建军
一
明天是中秋节，老板娘还不放假。晚上大伙儿围在老板娘的客厅七嘴八舌地和她吵。
老板娘啐一口，说：“谁要放假，站出来。我一定给他放长假！”
没有人站出来，都不傻。
老板娘一迈脸。大伙儿齐说：“那我们不过八月十五，让你一人过。我们要上个月的那一天假。上个月出粮时你说赶货，没放假。我们就赶货，我们就要那一天假”
老板娘气得细脖一伸一伸，脸上的雀斑粒粒可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理我们。
客厅的正中，五十寸的大彩电正在播放着抗洪救灾的纪录片。洪水过后的土地上，简易的石棉瓦棚子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死鱼般在阳光下闪着苍白的鳞光。一辆辆大货车载着救灾物资驼队般缓缓驶过。
老板娘一指电视，说：“看看，看看，你们那里都淹成什么样子了，还不好好做工，过什么节！”
秋贵也指着车队对我说：“装样子叫人看，过场。”
这时听老板娘嚷，赶快把脸对着墙说：“俺们看不懂，深！”
长军撇着嘴说：“才不是我们那儿。就是我们那儿也不怕，淹了有国家救济，饿不死。”
老板娘哭笑不得，摆摆手：“得了得了，放你们一天假，看你们能成神仙！”
大伙儿脚跳欢呼。
没想到老板娘话锋一转，说：“不过，货不多。以后是毛厂淡季。谁看钱顺眼谁来上班。”
大伙儿俱呆。事情明摆着，狼多肉少。计件工，都想吃个胖子，可都又想歇歇，一天十二个钟，熬了整整四十五天呀！
秋贵首先沉不住气，用家乡狠土话说：“看谁明天显摆，戴个草帽没顶——露球能。”
长军阴毒地咒：“谁明天上班是闺女养的。”
都不吭声。
我知道他们说谁，看杨涛。杨涛正呆望着电视出神，双眼晶亮。
走出客厅，明月悬挂中天。夜白风凉。
大伙儿都觉得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小鸟般啾啾，野狼般嚎嚎。都看天都说月亮真大真圆。
都说今晚象小时候在月亮地里玩那样，无忧无虑。都说要在家乡就美了，吃月饼柿子。广东也有月饼，广东的月饼包肥肉，都说广东人能。
“你看广东人多能，卖不出去的肥肉包在里面，多能。”就是就是。咱家乡的月饼包白冰糖花生仁芝麻粒，吃得脆脆响，柿子吃得满脸黄。多美，就流口水。
美球！地旱得冒烟，秋庄稼都种不上，吃球！
大伙儿一下子从遐想中回到现实，遂觉得黯然。刚才那美是假美，虚美，臭美，口水也白流了。心中凭空对家乡生出些许哀愁。
谁说，老臣不管淡闲事，睡吧。都散。
二
第二天，对门的老太婆还没来上香。每天早晨她总要颤动小脚到她的出租屋前，把三株香插在门旁。
总要嘟嘟囔嚷用白话说：“河南佬，邋遢邋遢。”然后丧偶般摇头走开。
长军已经起床，水桶碰得山响，刷牙声象在水泥地面上擦洗牛仔裤。
秋贵也起床了。秋贵听这声音就头疼，私下老说：“嘴骚烂臭，牙刷破也没用。”
长军急着去镇五金厂会他的安徽女友。
秋贵要去金丽宫学跳舞。本来他不爱运动的。他看上车间一个川妹子。几次让我飞鸿传书，都石沉大海。
前几天，秋贵很兴奋地对我说：“阿军，你知不知道王琼（川妹子）爱啥？”我摇头。
他说：“今天中午我在金丽宫看见她在看劈雳舞，痴了。跳舞那小子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不如我，她肯定不是看上那小子。她是迷劈雳舞。”
我说肯定是的。
秋贵一拍大腿说：“为了爱情，豁上这百把斤。”我说爱情的力量大。
秋贵嘴一撇说：“咱追女孩子光明正大，不象有的，下流！”
秋贵说这话时，小屋内就杨涛我们三个。我知道他是指长军。
仨月前转进这家私人毛厂，一住进这间低矮、潮湿的705出租小屋，秋贵就告诉我说，长军为了追一个安徽妹，请他和长军的表弟在一个月黑天抢劫安徽妹，然后他来个英雄救美。事成之后，答应一人给他们一百块，结果，一个子儿也没有。
秋贵说完：呸呸朝地啐几口：“丢人！找不来老婆，光棍也比强。呸呸！”
长军走了，头发打了摩丝，闪闪发亮。
秋贵坐在我的床沿穿运动鞋，说：“今天去哪里玩？”
我说：“随便悠。”
秋贵说：“等一下上金丽宫看我表演。”就走，上阵将士般雄纠纠，气昂昂。
小屋内就剩下我和杨涛。我起床后杨涛还在睡，我说：“杨涛，还睡呀！八点了。”
杨涛在蚊帐内答：“难得放天假，睡个大头觉。”
我笑笑，出去。那几天我正沉醉在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一家国家级刊物上的喜悦当中。
走在大街上，起风了，风沙蛇般贴地游走。路旁的广告栏上贴的为水灾捐款的通告斜斜地耷拉一角，哗哗啦啦拍巴掌般响。
公路上仍有男男女女的打工者背着包，拎着桶，穿行在人来车流中，行色匆匆。八月十五这天仍有打工者居无定所，为生活奔波。
远远近近偶尔传来短促响亮的礼炮声。炮音接近尾声攒足力气野马撒欢似的突然炸出一个响亮的高峰。
回到宿舍，已是十点。杨涛不知去向。我下意识向车间走去。隔窗看见杨涛正鬼鬼祟祟地织着货，大眼四下乱瞅。我叹了口气，转身走开。
中午吃饭时，杨涛问我：“上午去哪儿了？”
我说：“去镇公园了，你呢？”
他说：“我也去了，咋没见你！”
我没吭声，端碗出去，心中隐隐作痛。
晚上十点多钟，秋贵忽然醉熏熏地回来了，一下子扑到我的床上，哭着说：“阿军，你说我亏不亏？”
我忙扶起他，说：“坐好，有啥慢慢说。”
秋贵停止哭，说：“我今天去金丽宫排练，王琼没去。问她老乡，她老乡说，她根本就不爱劈雳舞。那天，她是看跳舞的那小子穿的一件上衣很特别。她一直自学剪裁，阿军，你说我那一百二十块扔得多窝囊。”
我劝他：“钱已经交了，该学还得学。他不爱看总有别的女孩爱看。象你这排面，比不上黎明还比不上刘德华？”
他说：“就是，小时候村里人都叫我样板，长大了，只不过脸上长几个粉刺，我就不信把她追不到手。”
我又鼓励他几句。他信心十足地爬上床，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
三
过了两天，吃过晚饭。老板娘打雷闪电般闯进来，冲我喊：“周建军，到我办公室去！”
我正躺在床上看书，一下坐起，问：“什么事？”
“好事！”老板娘说完，身子一转，屁股一撅一撅就走。
屋里没有人笑，都很严肃，似乎都预料到早晚有这一天。
我莫名其妙走进老板娘客厅。
老板娘从墙上取下一个小镜框，手指头鸡啄米般把玻璃敲得邦邦响：“看看，你看看第七条。”
我俯下身去看，里面歪歪扭扭的字迹冰块一样冷得眼发酸，心发寒。
“所有员工晚上十一点半准时熄灯，违者按偷电处以五十至一百元罚款。”
我明白这是我晚上熬夜所致，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就问：“谁说我偷使电？”
“别管谁说，只要是你就行。说：让罚多少？”
“罚个鬼！”
“多用的电是风刮走的。大男人，耍赖，不脸红。说：让罚多少？”
我说随便，便甩门而出。
老板娘在身后气呼呼地一字一顿地说：“好，好，你听着，一锤定音：五十。”
走出去，我想，如果是稿费发了就好了。我下意识地走在宿舍后面的小山坡上。
月光如霜，远山近树浑沌朦胧。
我走到窗口，停下。听见长军说：“才子呀！不成功不成大作家太可惜了。”
秋贵说：“瞎猫还碰个死老鼠哩！”
“那碰也得有个碰法，他若能发表文章，我头朝下走几圈叫你看看。”
“不管他能不能成功，反正晚上熬夜咱们跟着受罪不说，还要替他分摊电费。”
我靠着墙，看明月。
十七的晚上月亮还很圆，在乌云间孤独地疾走。我忽然想起三千里外的家乡，想起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夜为我操劳的父母。
我低头吟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眼泪流进我的嘴里，苦涩苦涩的。
夜里下起了雨，噼噼啪啪声如爆豆。
忽然秋贵夜惊般扯直嗓子大喊：“漏了，漏雨了。”大伙儿都醒。秋贵喊我：“建军，把灯打开。”
我装着睡熟，没理他。他下了床，打开灯，把席子、单子卷到另一头，水桶放在床上，立刻就听见雨水滴嗒滴嗒，清脆悦耳。
秋贵站在地上骂：“日他姐，这哪叫屋子。这是猪窝。猪窝都不如。
长军在蚊帐里不耐烦地说：“都啥时候了，还吵！”
秋贵愤愤地说：“没漏着你，你怪安生。我睡都没法睡。”
这时，杨涛说：“你不嫌脏就上来吧。”
于是，秋贵爬到杨涛床上。都睡，只听见雨水舒缓有致地滴滴嗒嗒，直到天亮。
早上起床，秋贵对我说：“夜里漏雨你知不知道？”
我说：“我一睡下就象个死猪，啥都不知道！”
长军狠狠地咳嗽一声：“呃哼！”
秋贵说：“被子淋湿了我倒不怕，你看把我这封情书淋的。我写了两天才写成。日他姐，我说今天送给王琼的，这咋办？”
我瞥一眼那封情书，厚厚的，皱皱巴巴，字迹一片模糊。我说：“怪可惜的。”
四
月底，工卡发下来，大伙儿一看工卡上的工资和货价，就吵着要罢工。
说工价太低了，捡破烂一天也能挣个百八十块的。有人又说伙食太差，米里好多沙子，牙都嘣掉几个；菜还是煮的，没油水，肚子越吃越小。
车间里乱哄哄的如烧开的水。
中午打饭时，大伙儿都说不打给谁省。打回来又都不吃，趁老板娘不注意，都倒在饭堂门口，引来一大群肥胖的鸡子呼朋引伴兴高采烈地啄着。
老板娘气得手舞足蹈，跺着脚吼：“干什么！干什么！”
都说：“饭太差，你咋不吃呢！”
秋贵说：“谁叫你坑我们，我们可不是来减肥的。”
长军把饭盒敲得当当响，也不管姑娘在场，说：“啥球饭，夜里流的那一点儿还是从老家带来的。”
男人大笑，女人侧目。
我胡乱地吃几口后就向宿舍走去，脑子混乱如麻。
去年的夏末秋初，南方水灾严重，而距三千里之外的我的豫西南老家却久旱无雨，刚出土的包谷苗萎死田间。由于连月干旱，也导致虫灾十分严重，我的父老乡亲们面对着近乎荒芜的土地，一筹莫展，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可我们……
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
忽然听见屋后传来急促的咳嗽声，俯在后窗一看。杨涛正靠墙在太阳地里吃着米饭，目光警觉地四下环顾。
他三下两下把米饭吃进肚，然后把缸内的开水倒到碗里，碗内便漂起一层细碎的油花，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他立刻大口吞咽，咕咚咕咚牛饮水般，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我看得心中一阵酸楚，默默躺回床上想了很多很多。
午饭后，老板娘答应提高伙食质量。可大伙儿还不上班，要求涨工价。
老板娘嘴唇发紫，一言不发，铁青着脸。在车间门口挂一个小黑板，上写：下午不上班者每人罚款五十，明天不上班者按自离处理。
就有胆小的溜进车间。车间里有几个本地婆在织着。外面吵闹的也陆续走进车间，坐在自己的机位上对那些“反叛”者横加指责。
杨涛不知什么时候也溜进车间，低头织着。
长军坐在工具箱上用开针板敲着机身骂他：“杨涛，你他妈多干半天能多挣多少，发死你！”
立刻便有人起哄，说杨涛显摆，戴草帽子没顶——露球能。不知是谁朝他扔个毛筒，随即便有人响应。
霎时，毛筒和烂片投弹般向他扔去。
杨涛不理睬，还织。一个毛筒飞过去，准确无误地打在他的货毛上，毛线应声而断，正织一半的衬片和工具哗哗啦啦摔落满地都是。
杨涛怔一下，哭着说：“我招你们惹你们啦！”便抹着眼泪向宿舍跑去。瘦小的身子转过窗口后便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晚上，我的心乱极了。杨涛吃过饭就钻进蚊帐。长军出去了。秋贵在写情书。
对于白天发生的事，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杨涛，还是为我们这些四处漂泊的打工仔。
我说：“杨涛，罢工也是为大家好。俗话说，牛长不如行世涨，一打货多给你几块，比你干一天都强。
杨涛抱腿靠墙坐着，沮丧地说：“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们家的底，别人咋样我不管。我耽搁不起。我妈有病，弟妹上学，秋后的学费，买化肥种子，钱的使路就多。我不拼命千，咋办哩！”话里便带了哭音。
我的鼻子酸酸的，什么也没说，其实也实在是无话可说。
“你看，这是我妈和我弟我妹。”杨涛递给我一张发黄的照片，说，“我妈才四十出头，看上去却有六十多岁了。她身体不好又是家里地里忙。我爹死时欠人家的一屁股两肋巴的债，到现在还没还清。你说，我出来不好好干，咋对得起我妈哩！”说着大哭。
照片上三个人，一个很老的农村妇女正襟危坐在一条长凳上，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分站在其左右。那妇女面容憔悴，淡淡的忧伤由眼中流出。醒目的是她的满头白发，让人想起深秋的茅草。
秋贵说：“叫我也看看。”我递给他。他看后良久无语。半晌，长叹一声。
我心里烦，说：“你叹什么气，家里条件好，人长得又精神，还正在拍拖，你叹哪门子气！”
他没吭声，把相片还给杨涛，说：“你饭量最大，今天没吃饱吧。”
又说，“给，我这儿有两袋方便面干着吃吧，明天上班有力气。”
杨涛推让着，秋贵说：“给你就吃，不吃扔掉。”
五
长军的钱被盗，三百块。
那天是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钱是中午丢的。小屋内就我们四个人，我们仨人理所当然成了怀疑对象。
晚上吃过饭，长军在他的下铺翻箱倒柜找一通，问：“你们谁见了？”我们说谁也没见。
长军气凶凶地说：“那你们赌个咒！”
秋贵刷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气呼呼说：“好，我拿了是你养的。”
杨涛跪在床上说：“我拿了，出门叫车轧死。”
我没吭声。长军看着我说：“你呢？”
我说：“我什么！我凭什么给你赌咒，就是我拿了你也得有证据。”
长军知道我也不好惹，骂：“日他姐，谁拿了给他妈买棺材！”
我们都没吭声。
长军又说：“杨涛，你没拿，脸咋恁红？”
杨涛呆住，不知说什么好。
我翻身起床。杨涛和秋贵跟着向屋后走去。
天上满天星。
我们坐在屋后的土坎上，秋贵骂：“啥球人！不是人，疯狗，乱咬。”又说，“要不是看他恁大球个子还没老婆，我非漏他的底不可。”
杨涛拉住我的手，带着哭腔说：“我真没拿，我遇事脸就红，心就跳。”
我说：“我也知道你没拿。别说他了，恶心！”
我们不语。远处的建筑工地上亮着很耀眼的灯，闪着碎玻璃般的光。隐隐约约能听见工地加夜班的嘈杂声。
我岔开话，说：“秋贵，啥时候能吃你喜糖？”
秋贵把手掌举到眼前，反一下正一下地看，说：“吃熊，咱们那穷乡僻壤的，人家看不上。”
又说，“我可是真喜欢她呀，她叫我去偷去抢，甚至于去杀人放火，也敢。”
我想说牛不喝水强摁头不行。想想没说。我说：“她叫你杀我们也杀？”仨人都笑。
杨涛说：“咱老家啥时候能好起来！咱们也不用出来打工了。”
秋贵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抱腿，说：“咱家乡要是好起来，咱们说媳妇也好说了，能挑挑拣拣，再也不用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了。”
杨涛望着遥远的北方，动情地说：“咱老家真能好起来，我妈就能上大医院去看病，吃好点，补补身子。”
我啥也没说，嗓子哽得厉害。如果我的家乡经济发达了，我也不会因为一千多元的学费，而把大学录取通知书压在箱底，而与大学失之交臂。我妈临终前想吃个老鳖的心愿也未能实现。
我侧卧土坎上，泪水流过面额，流进耳中，流进心里……
星光灿烂，满天的星星高远，深邃。夜很深了，小屋的窗口跑出小鸡般毛绒绒的光。
我说：“回吧。”都站起来拍拍屁股，往回走。
忽然秋贵说：“不行，今晚我得给她写封信，是爷是奶就看今晚了。”
半夜醒来，还听见他的床上传来沙沙的写字声。
第二天上班，我发现秋贵神不守舍，频频往外张望，看见王琼老远走来，又赶快低下头。
王琼走进车间，径直向他走去。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三下两下撕个粉碎，扔到他面前，一语不发，转身离开。
秋贵呆了。一双俊秀的脸庞红了又白，白了又红。白色的碎纸屑鸡毛般撒落一地，在他的脚前徐缓地飘舞。他怔了一会儿，象是突然明白了什么，怨恨地瞪王琼一眼，蹬蹬蹬向宿舍跑去。
中午我们回到宿舍，秋贵已不辞而别。杨涛在他的床上发现秋贵新买的席子，换席时，呜呜哭了起来。
我的心中也很难过，就想起秋贵平日的诸多好处。
躺在床上，意外地发现枕头下面有张纸条，字迹了草：建军，我走了，我是没脸再呆在这里了。前几天，长军对我说，你怀疑是我告的密。那晚下雨醒着也不给我开灯。我一直想给你解释，你不要怨我，也不要怨长军，是杨涛说的。他也是没办法，他家穷，罚不起，看在我们相处这么久的份上，就原谅他吧！另外，长军前几天不是丢三百块钱吗，我留下一百，我们每人兑一百块放在他床头吧，他也不容易。就此别过，秋贵即日。
我的眼泪一下涌出来，心中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
秋贵走了，小屋内安静了许多。晚上我和杨涛躺在床上，各自想着心事，空气沉闷。
长军在擦皮鞋，说：“你们知道王琼为啥玩他难堪？”我们没理他。他停止动作，说：“他肯定要日人家。”
我心想这人心术怎么这么不正，就说:“你看见了?”
他不屑地说:“这还用看，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又说，“走了好，拔个萝卜地皮松，走了好。”
我看着他那兴灾乐祸的样子，象吞只大苍蝇，为什么走的是秋贵而不是他，就没好气地说:“他走了肯定好，你就可以胆胆大大地把你的女朋友领来了，省得偷鸡摸狗的。”
“你!”长军一下子停止动作，大张嘴没说话。
六
农历九月初二晚上十点左右。长军忽然拎着酒和花生米回到宿舍，他立在屋中央，朝门外喝:“进来，吃了你。”
应声进来一个矮个子姑娘，极羞涩，不敢正眼看人。
长军把东西放在破桌上，拍着我的床说:“起来，别看了。杨涛哩，也下来玩玩。”
我们都没动，都说免了吧，不会。
长军黑着脸，说:“咋，看不起我。明天我就要走了。不管咱哥儿们以前对起对不起大家，在一起做事也这么久了。来，喝一杯，也不枉我们认识一场。”
话说到这份上。我放下书。杨涛看我一眼，也下了床。
长军用缸子给我们俩一人倒有半杯，说:“喝，喝了，过去，哥儿们有啥对不起的地方，多包涵着。”说着，又猛喝一囗，“我今年二十八了，还没碰到过对眼的女人，在这里碰见阿珍，可她哥儿们又不同意。咋办?走哇!只有走哇!”说着，双手插头，嚎啕大哭。
我心中酸酸的。看那女孩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床沿一声不吭。
长军止住哭，说：“她哥儿们明天见阿珍不上班，会来找。到时候，请你们多关照点。”说完，站起身，“扑通”跪在我们面前。
我忙扶他起来，心中难受，陡然升起一种苍凉豪迈的使命感。
第二天中午，果然来了几个气势汹汹的安徽男人，口口声声说找河南一个大个子。我们都说不认识。那几个男人骂骂咧咧：“逮住他，腿给他打断。”
随后，又来过几次，毫无结果，遂不再打搅我们。
七
长军走后不久，杨涛收到家里一个紧急电话：母病危，速归。杨涛边收拾行李边哭成泪人，晚饭也没吃。想到他家的艰难。又想到老板娘的蛮不讲理，工资不好清，更添了一份愁怅。
谁知那天晚上我和杨涛去找老板娘时，她竟然没难为我们。盯着杨涛哭得烂桃似的双眼，疑疑惑惑看了很久，遂把工资全给了他，只是把工价压得很低。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两罐奶粉给杨涛。他执意不收。我红着眼说:“拿着吧，是叫你妈，也是叫我妈喝的。”我们俩都哭。
我送他到常平火车站。一路无语。起风了，衣裤措措作响。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在我们头顶飘舞，无所依附，象不散的阴影，象倒塌的墙壁，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路上，杨涛几次欲言又止。终于，他看了我一眼，说:“其实，长军那三百块钱根本就没丢，被老鼠拉到了洞里。这还是他喝醉酒之后告诉秋贵的。”顿了顿，又说，“他想把我们凑的那三百块钱还给我们，可他不好意思。不过，他说他会处理好这三百块钱的。”
临上车前，杨涛一把抓住我的手，哽咽着说:“建军哥，我对不起你，我……”
我握紧他的手说:“好兄弟，别说了，我不怪你。”
杨涛“哇”一声哭了起来。
我说:“快上车吧！路上保重。记着来信。”说完，我忍不住泪掉头就走。
秋贵走了。
长军走了。
杨涛也走了。我的工友我的老乡我的兄弟走了，都走了。为了生活各奔东西，四处漂泊。
回到小屋，看着三张铺着纸皮的铁床，我蒙住头大哭。
中午，我意外地收到市抗洪救灾组委会的来信，写着“水口村一巷二号705出租屋全体员工启”的字样。
我莫名其妙，拆开：三百块钱捐款已收到，感谢你们这些打工者的热情相助云云……
这天是九月九。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拿着信，面北而注：我的故乡啊！你何时才能富有，我们不再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