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读书札记114】良知之思

第168条（《答欧阳崇一之二）原文：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在《传习录》144条，王阳明专门阐述过“何思何虑”这一问题。王阳明认为，系辞的原意是，人们需要思虑的就是一个天理，天理以外的东西不要去思虑，不是说完全无思无虑，否则说什么“一致而百虑”呢？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一个，天理本身无需思虑。学者治学，千思百虑，无非要回归本性而已，不是通过思虑可以致良知的。天理不是依靠思索能够创造出来的，回归了本心，天理自然就会显现。就像他批评陆澄时说的，整天想着如何致良知，病根在自私自利、意必将迎上，这样的思虑是要不得的。

欧阳崇一听了王阳明的这一段教诲后说，一般的治学者，要么犯了枯寂守静的毛病，要么就犯刻意思虑的毛病。他自己前段时间就犯了枯寂守静的毛病，最近则犯了反复思虑的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发用，这种思索和自私自利的思索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不搞清楚，他担心自己认贼作子，走上了歧路还不自知，所以请老师王阳明指点。

《尚书·洪范》曰：“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王阳明专门摘引“思曰睿，睿作圣”六字，以及思索应该是睿智的，睿智的思索，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圣人。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心的功能就是思索，思索就会有收获。所以人怎么可以没有思索呢？但是，在枯寂守静上下功夫和刻意思索，都是处于自私自利的心，虽然其形式很不相同，但它们在良知都被私欲蒙蔽了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天理在内心昭昭光明，内心通灵觉悟的时候，良知就显现了，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发用。如果思索是从良知出发的，则所思所虑一定是天理，而且自然而然、明白晓畅，简单浅显，良知自然知道思索没有走上歧路。如果思虑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那一定是纷纷扰扰、劳心伤神的，良知自然也能分辨出来。

所以，思虑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清楚的。如果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那一定是对致良知的学问还没有弄清楚，不懂得从良知出发去体认自己的思虑。

思，其实与喜怒哀乐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