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三国：制度的血腥与贪婪
文 | 十二妖音
汉朝的建立，于内继承秦朝之三公九卿制，于外继承秦朝之郡县制。除却废除了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可谓是秦朝的翻版。然则秦朝完全是以法家为执政基础，而汉朝却是以儒道作为治国方针，必然会酝酿出其独特地政治模式。
察举制和征辟制便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产物，随着时间推移，朝廷的权势亦逐渐被世家大族所把持……
汉初之时，丞相掌朝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百官，反而皇帝是‘垂拱而治’。武帝为加强皇权，设立内外朝制度，启用以大将军为首的内朝官，逐步削弱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至此开启了持续千年的集权之争。
自此之后，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至中朝。外朝三公已成备员，宦官、外戚，逐渐成为中朝主宰，为东汉独特的政治形式打下基础。
东汉光武以来，虽是以三公领九卿为基本架构，实则大权已移交至尚书台。正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皇帝以尚书参决政务，任命三公多以硕儒经师居官，以宣扬经术治国的理念，除加录尚书事，不以实权付三公。不设丞相，将九卿分隶属三公，将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归属于司徒，以削弱了司徒的职权。
纵观汉朝历史进程，历代皇帝皆是致力于削弱世家大族对皇权的影响，却从未刻意去压制宦官集团。
东汉著名的‘党锢之祸’，为何皆以党人的失败而告终。无论是汉桓帝、抑或窦太后为何没有维护这些党人，甚至于后来的何太后，为何对这些宦官处处回护？其背后的缘由恐并非正史所言，想必对于皇权而言，士族阶层的威胁更胜于来自宦官集团的隐患。只不过所有的文字皆是出自士族文人之手，那些与士族的‘敌人’自是难有善终。
自古制度便是因利益的分配而存在。譬如东汉末年，一个小小的制度的实施，便彻底改变了汉朝的命运。
黄巾之乱后，灵帝听从刘焉的建议，将‘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开启了州郡县三级制。各地军阀的割据，朝廷选用宗室、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史称‘废史立牧’。至此州牧掌一州军民，权利凌驾太守之上。独揽军政大权，不再受朝廷控制。
难道只有刘焉是‘聪明人’吗？当然不是，而是这个提议完全符合世家大族的利益。
而对于‘废史立牧’的主角刘焉的出场，小说之中作者亦进行了颇为巧妙的设计……
首先称刘焉为幽州太守，是绝对错误的。东汉一十三州，幽州为十三行部之一，朝廷委派官员应称为“刺史”，而“太守”实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废史立牧”实行于中平五年（188），在黄巾爆发（184）之时，刺史是没有权利贴榜募兵的，故而以‘太守’称之。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要刻意强调刘焉。参考正史所载，刘焉从未出任过幽州刺史。领益州牧之前，为朝廷九卿的太常之职。而当时的幽州刺史是太原普阳郭勋，中平元年（184）被广阳黄巾所杀。后中平五年（188）由刘虞接任幽州刺史。
难道郭勋不行吗？刘虞的身份与地位亦不比刘焉差多少，为何要一定要与刘焉联系在一起？
我们再看原文，刘备不正是因为这贴榜文，从而开启了崛起之路的吗？！而且刘备不亦正是因为得了益州而最终三分天下，进而展开三国鼎立的史诗的吗？！刘焉选择益州正是侍中广汉董扶曾对其言，“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然而这天子气最终却归了刘备……作者这种巧妙的安排不正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黄巾之乱因何而起，不是桓、灵二帝卖官鬻爵，不是宦官集团祸乱朝政，而是世家豪族土地兼并。古代单一的农耕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唯一基石，当土地兼并达到社会平衡的临近点时，一旦遭遇天灾，国家便会面临颠覆的风险。
汉朝帝王每每扶植宦官，纵容宦官不正是在防备、打击这些皇亲贵族、世家大族吗？
秦始皇作为正史之中对华夏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位帝王之一，其最伟大之处莫过于一统天下，推行郡县制度。直至今日，中国能够在如此迅速地于战火中重生，重新迈入强国之列，秦始皇依旧功不可没。中国并非如欧洲诸邦林立，亦非如美俄联邦合众，因为自始皇始，中国开启了一统之路。
然而繁荣的背后，必然伴随着利益的纠葛与人性的贪婪；制度的改变，亦必然带来未知的恐惧与血腥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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