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放弃国君之位的伯夷、叔齐是不是傻？
一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伯夷叔齐的故事纯属天方夜谭。要么两人皆是虚构，要么背后有后人无从得知的阴谋。
先简单复述下他们的故事。
殷商时期有个孤竹国。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古人的排序是伯、仲、叔、季，伯是老大，季是老小，仲、叔分别是老二老三。所以，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孤竹君死后，应该由伯夷即位。然而，现任国君却想要立叔齐为继承人。等到父亲死后，叔齐遵从礼制，想把国君之位让给伯夷。
伯夷不答应，而且一逃了之。叔齐得知后，也不肯登基，干脆也追随伯夷一道出走了。老大、老三都消失了，国人只得立老二为新一任国君。
出逃在外的伯夷、叔齐，听闻西伯侯姬昌名声不错，乐于招贤纳士，于是就去投奔他。事不凑巧，等他们到达目的地时，西伯侯刚好去世，其子武王即位。
刚刚即位的武王便发誓替父报仇，他没有下葬文王，而是带着文王的灵牌，率军出征攻打商纣王。伯夷叔齐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孝不仁，于是立劝武王不可。然而没有成功。
武王克商以后，建立了周人的天下，伯夷、叔齐对此不耻，决定不接受周朝的俸禄，不吃周人的粮食，便在首阳山隐居下来，以采野菜为生。
然而这样的生活无法持续，他们很快就陷入饥饿困顿之中。临死前，做了一首采薇诗，抒发心志。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就这样，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下。
既有让国的行为，而且还不食周粟，甘愿饿死，这样的人和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太过离奇，总感觉可能性不大。就如同儒家所说的尧舜禹禅让一样，恐怕纯属虚构。
史记.jpg
二
上面所说伯夷、叔齐的故事，出自司马迁的《伯夷列传》。
对于这篇列传所记载的内容，不少人持批评声音，纷纷指责司马迁不够严谨、太好猎奇。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罗列了该传具有的十条不可信证据，可谓是细致而全面的批判，不少指责确实切中要害。
比如，梁玉绳指出，《尚书》中记载武王伐纣时其已经在位十一年，《史记·周本纪》中也有武王九年祭祀文王于毕的记载。这么一来，怎么能说武王伐纣时是“父死不葬”呢？
再者，对于伯夷、叔齐的结局，《论语》只说他们在首阳山下忍饥挨饿，没有说他们饿死在那里。因而，饿死首阳山的说法与史无征。
还有，采薇歌里说的是西山，怎么论证它就是首阳山呢？而且，如何证明这首诗就是伯夷、叔齐的绝命辞呢？等等。
从梁玉绳的指责中我们不难看出，《伯夷列传》中的相关史料太过缥缈，伯夷、叔齐的身影非常模糊。司马迁是史家实录精神的代表，为作《史记》作过大量的考察，务必求真求实，言必有征。
虽然有些记载后人看来错误不少，但那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把伯夷、叔齐这两个存在感很是模糊的人写进书中，而且还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
此外，这篇列传与其他列传有很大不同，通篇文章千余字，但叙述伯夷、叔齐故事的只有两百来字，司马迁有意识地略去交待传主生平事迹的部分，大量的篇幅都是司马迁的议论之声。
与其他文章相比，本传颇有主次颠倒之感。《史记》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篇骨骼清奇的文字？
三
原因很简单，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马迁虽然以《伯夷列传》为名，但伯夷、叔齐的故事不过是引子，以引出他想要探讨的话题。
什么话题？
在叙述完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后，司马迁紧接着来了一句：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此”指的是伯夷叔齐临死前唱的采薇歌。孔子曾说，伯夷、叔齐两个人求仁得仁，因此无怨无悔。可是从采薇歌的内容来看，他们的怨气明明白白地搁在那儿。
于是，司马迁的问题来了：伯夷、叔齐到底是有怨气，还是没有怨气呢？
这是真正困扰司马迁的第一个问题。不过，司马迁没有立刻予以回答。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为了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最让司马迁困惑不安的人生难题——这个世上真有天道吗？
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是能称得上好人还是不能呢？积累仁义善行，最终的结局却是饿死。孔子弟子众多，但唯独认为颜渊最好学。颜渊什么命运？贫困早死。
这是好人，然而上天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盗跖每天都杀害无辜，好吃人肉，残暴到了极点。党羽数千人，横行天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坏到掉渣的人，竟然是寿终而死。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好人没有好报，与此同时，坏人却常常富贵不绝。那么，天道何在？
这是两千年前，面对当时现状时司马迁的困惑。
伯夷、叔齐
四
司马迁的困惑，不是他一个人的难题。两千年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人。
问题并不在于因果报应是否存在，而是它挑明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伦理难题：如果做恶能带来好处，我们还要坚持做一个好人吗？
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
从早期的地沟油、三聚氰胺到如今的骗炮骗婚以及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割韭菜行为，无数的经验一再警告我们：雨天路滑，自己当心。
该怎么办呢？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意思是，如果能富贵，当个马夫也无妨。如果没那个命，就做自己爱做的事吧。再翻译翻译就是，不作恶地赚钱。
孔夫子的这两句话，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然而，在如今这样一个人人焦虑不安、处处急功近利的时代，要做到孔子所说的，很不容易。或者说，忒难。
如何抉择呢？
司马迁说，哪有什么好办法啊，大家各从其志而已。毕竟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不一样，而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需要问的是：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自己应当努力去追求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