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 （1）
这十年 （1）
"这次你看到了什么"
徐医生问我。
"一个阳台"。说完我睁开眼。病房里点着日光灯，把雪白的墙壁和床单衬得更白。唯一有生机的是徐医生的脸颊，她带着细纹的皮肤里透着一些红润，病房里有花，但是她们被摘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阳台？"徐医生推了推眼镜，希望我能说多一点。
"嗯。一个挂着晾晒衣服的阳台。"
徐医生是第三次来找我了，她是个心理医生，自愿到伤员病房为大家做心理咨询和治疗。大地震发生不到一星期，华西医院里躺满了伤员，两人间改成三人间，六人间改成十人间，更别说走廊了。所有的科室都变成骨科科室，听说手术医生锯腿锯胳膊都锯得麻木了，毕竟有大量的伤员每天面临着伤口腐烂，坏死。外科医生不得不穿上长袜，以免从早到晚站着手术导致的静脉曲张。
可能最使不上力帮不上忙的便是心理医生了，这个时候的医院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底下渗透着血腥味，有多少伤员都过着过了今天还不晓得有没有明天的日子，谁会在这个时候关心心理健康。
我是在转到这个医院之前就见到徐医生了的。那天我还住在重症监护室，做完手术后的我腿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和层层绷带，把小腿裹的比大腿还粗，头顶上同时挂着五个液体瓶，补充蛋白质，消炎，血浆，抗生素，还有冲洗尿道的，因为担心肾衰竭，我一直插着尿管，这根透明的塑料管把肾脏受损排出的血尿导出来。
徐医生在那个午后走近我的床边，她的头发卷卷的，在阳光下显得毛毛躁躁，我看到她的第一眼认为她像极了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待我极好，所以对徐医生的亲近感也油然而生。
"蒙芽你好。我是一名心理医生，我可以帮助你吗？"
她问我她可以帮助我吗，而不是"你需要我帮忙吗"。
"好"。我回答说。
我确实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尽管我的主治医生说这对我的康复作用不大，说不定还会起负面效果。但是我仍然强烈的希望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我可以记起来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的记忆暂停了。和看录像时你突然起身离去过了一会儿再回来发生的一摸一样。记忆重新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在救护车上了，一旁一个戴口罩的护士正在轻轻拍我的脸。
"你总算醒了，吓死我了。不要再睡了知道吗，不能睡。"
我点点头。我看见我在救护车上，周围有药箱子有氧气瓶，还有另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女生躺在另一张担架上一直在呻吟，她转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满脸都是血。
"我们去哪？"我问护士。
"去成都。"
"我怎么了？我觉得我的腿有点痛。"我在晃晃荡荡的救护车上坐不起来，不能自己检查我的腿发生了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你也不用担心。很快就到医院了，一切都会好的。"她在口罩后笑了笑。
"我能跟我父母打个电话吗？用你的手机。。。"
"现在打不了电话，所有人都打不了。信号中断了。"她一边安抚那个女孩一边对我说。
"哦。那算了。请问现在几点了？"
"嗯。。。八点半。"
我看看外边的天，沉沉的黄色，像要到来一场憋了很久的倾盆大雨。
我不再说话。我努力的回忆在我上到救护车前发生了什么。我穿着校服，我应该是在学校里，而且今天是周一。我的腿胀痛，没有知觉也动不了，可是我是怎么受伤的？我想不起来了。我的鼻子里和咽喉里很难受，像是进了沙子，于是我回忆起了一点点很呛的味道。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任何关于我在救护车上被护士叫醒之前的记忆。
我被送到了一个我从没去过也没听过的医院，在成都我只去华西看过病，那里的专家医生都很权威。
带着口罩的人匆匆忙忙来来去去，从每一个闪着红蓝灯的救护车上推下一个又一个病人，奔跑着把他们送进X光室，手术室。我也被他们运送着去拍片子，楼梯口有位阿姨坐在轮椅上，她的女儿赶忙走上前拦着一个医生说："医生啊你先帮我妈妈拍一下片子吧，她都来了好久了她腰疼啊。"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个女娃儿要送去开刀，不然她的腿就保不住了。"
这话一字不漏的传进我的耳朵，但我竟然丝毫不觉得惊愕。
一个连之前发生了什么都不记得的人，似乎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也没有兴致。
但是与徐医生的见面似乎让我麻木的缺失的记忆打开了一个豁口，我希望她能充当那个按下后退键的人让我重拾那段我不自主的抽身之后遗失的章节。
"你多大了？"徐医生问我。她用温柔的语调开启了我们第一次谈话，不管是不是出于职业素养都着实让我放松下来。
"十三岁。"
是的。那是2008年，我十三岁，在聚源中学读初二。之前我在外国语实验中学读书，因为调皮捣蛋不用功，被我妈妈转到这所离城市不远的乡间学校。巧合的是，和我一起转学的是我以前的同班同学，我们居然不约而同的转到同一所学校还被分在同一个班，转学的原因大概也差不多。后来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她是玲玲。
"嗯，我知道了。蒙芽，首先我想问你，你确定你想回忆你来到医院之前的事情吗？这可能不太开心。而且我和你妈妈商量过了，她也认为现在不是你接受回忆性心理治疗的好时机，其实我可以等你度过这段时间伤势好转再来找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说完她再度回复了我一个标志性的微笑。
"不，徐医生。我希望你现在就帮我。我的班主任告诉我说邓力死了，上学的时候他坐在我后面，我们离得那么近，可是我还活着，他却死了，我觉得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我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强烈。你帮帮我吧，我真的必须知道。"我的胸前被检测仪五颜六色的细线缠绕着，左右两只手分别同时输着两瓶液体，累赘的东西们导致我无法起身，所以我动用所有可以用于哀求的力量通过我的眼睛告诉徐医生，我一定一定要知道。
关于邓力这个不好的消息是我和我的班主任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就问他了，这是地震后的第二天晚上，他正急于确认他的每一位学生的生死和伤情。老师姓赵，我们都叫他赵伯。赵伯当我们老师的时候大概也就三十来岁，眼镜很亮很有神，用心给我们讲题的时候眼神很投入，教训我们的时候又很严肃。赵伯对我很好，每周五学生们放学回家，这一周在小组内同学们票选出最不听话的学生要到赵伯办公室领手板五个，有时候我也去，他教训完我还会安慰我说："赵伯也不忍心啊，但是没办法嘛人家要选你，下周表现好一点啊，不要再来领板子了我都下不去手。"
而那天他告诉我邓力死了的时候，那种沉重与平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邓力在班里也很淘气，但是他学习挺好的，尤其是数学。赵伯教数学，数学老师对于数学好的学生多半都有偏好，所以常常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不让他捣乱别的同学。我在倒数第二排，因为最后一排没座了。
所有人的手机也是在那一天通的。
我被送进手术室躺在无影灯下等待，一位年轻的医生看了看我的左小腿说："哟，全是水泡啊，怎么了？被烫的？"
"什么被烫的，这是张力水泡，是挤压综合症的体表反应。肢体被挤压之后内部张力很大，表面又没有创口，所以整条腿肿这么大。但是好在没有骨折，不然更麻烦。来，你来消毒，一会儿要在两边切开减压，小腿后面还要切一条浅的减表压。动作快一点，这个挤压综合症随时可能引起血栓的。"一个说普通话的医生对那位年轻医生说。他是我的主刀医生。
随后一位护士拿着签字单走过来问我说："你亲属到了吗？"
我摇摇头。
"那你自己签吧。"是同意手术的证明。
然后她把手中的本子放到一边，拿了一把剪刀来帮我剪开长裤，因为腿太肿已经不可能脱下来了。
麻药从脚心大的，后来我前前后后做了六次手术，都没有从这个地方打的。过后我才知道，这次他们给我打麻药已经算是多此一举了，因为我腿上的神经完全坏死，不会痛，也不会动了。
我抬头看了眼钟，十二点十八分。
余震不断的成都，墙上的瓷砖被震掉。死里逃生的人们哪有愿意重新面对死亡的，医护人员却不慌不忙按部就班，没有人擅离职守，其实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只知道有很多人需要他们，就像我一样。
小小的手术刀在我的小腿上划出长长的口子，从膝盖下到脚踝上，左右各一条。我在手术过程中睁开过眼，我看到他们在我没有知觉的腿上操作，立马就想到了《731杀人工厂》里的镜头，残忍无人道的日本化武专家速冻人的手臂，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着自己的手臂被生生敲掉。差别是日本人在杀人，而我的医生在救人。
手术醒来我被转移到病房，腿上的绷带浸出血，护士让我好好躺着。
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胖胖的老人，不时从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咳嗽，他的护工坐在他身边，问我是不是从灾区来的。
他削了一个苹果给我，我拿手接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手脏的一塌糊涂，上面全是灰而且还裹着血，隐隐约约能看见两根手指印。
这个指印是谁的？
不是我，我没有流血的外伤。
我拿着苹果开始猛烈的回忆，而且却丝毫想不起一点一滴有关的记忆。我被送到医院来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被埋在废墟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在教学楼倒塌之前又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这时候护士走进来给我挂水，看见我手上的苹果立马没收。
"你现在不能吃东西。好吗？哦对了，你记得你父母的手机号吗？通讯恢复之后我们会立即帮你联系他们的。"
"我记得。"
我记得我父母的手机号，我记得地震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在上历史课，可就在地动山摇开始之后的那个重要的片段，我全忘了。
"直面真相可能很残酷"，徐医生长舒了一口气，接着说："但我尊重患者的选择。你准备好了吗？"
"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