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完了著名的管仲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的著名经济变法的带领人，管仲其实在后世没有的到相应的名声，很多人知道管仲也仅仅是那几个小故事。那么下一个要谈论到的就是著名的商鞅。

一.战打天下，以农立国

要说到商鞅，那就不得不提秦国。春秋之后，秦国仅仅是一个游牧小国，在偏远地区，被称为“秦夷”，地处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没有盐没有铁，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才二十二岁，辅佐的商鞅也才三十六岁，两者年少轻狂，正是什么都不怕的年纪。所以他们第一个要做的强国之术就是打仗，打别国，打土地，打人民。攻占土地，掠夺人民，用国家机器把民众转换为军队再继续打仗，以此循环。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对于战争的看法，商鞅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别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所以，正是因为当时如此极端的治国理念才会诞生如此极端的“霸道”强国。

除了战争强国的理念以外，商鞅是极端的重农主义者，他认为农为国之本，国之基础，治国之要就是要民众都去当农民，这样不仅民众变得朴实纯正，而且国家粮食充足，国力就能变得强大。在治理秦国的第一个三年，他颁布了《垦令》，其中就有二十种具体的办法鼓励和资助民众去农耕。

《垦令》中影响最深的，就是以“废井田，开阡陌”为主题的土地改革。

说到这不得不说到井田制，自商朝起就有了这种土地国有制度，大致来说，就时类似于人民公社的制度，井田制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周边是私田，中间是公田，各家分得私田，同养公田。每天耕作之时，要先把公田的农活干完，才能各治私事。形成了春播秋割、守望相助的局势。道家、儒家都对“井田制”极为看重，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道家和儒家都把这种现象看做“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但商鞅反其道而为之，偏偏要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种允许私下转卖土地的政策使得民众生产积极性急速高涨，让得当时秦国全国上下的农本思想变得牢固，同时也促使全国上下专注于农业生产。

不过在当时，这种极端的唯生产论，的确让秦国收益良多，足以支撑在当时连绵的大型战争。

二.军爵制度，平民社会

军爵制度对于当时的秦国是一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制度。众所周知，夏商周是封建制时期，诸侯分天下，平民没有上升阶梯，在社会底层受尽剥削。商鞅在秦国三年的农业改革之后，把秦国改造成了一个大农场，第二就颁布了军爵制度。

军爵制度规定有二：一是取消所有特权，收回所有爵秩；二是有军功者率受上爵，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特权。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在秦国，国民只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二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国家的奖惩也是根据种粮多少和杀敌多少来决定的，这是一种极端务实功利主义，只追求生产力至上。在商鞅看来，农民多则粮多，士兵多则国强，国强则可打仗，打下来土地和人民，又继续种地和征兵，就又可以去打更多更大的仗，和这一国策冲突的，都是必须要禁止的，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在这种极端的国家里，军爵制度的出现不仅仅是将秦国变成一个军力强国，同时也打破了之前的封建制度，让权力重新在民间分配，打破诸侯世袭制度，让没有背景的民众也可以享受特权，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杀的人多。

三.郡县制度，地方行政

郡县制度是在变法后期才开始出现的，在前期变法的影响下，秦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国家，“路不拾遗，山无盗贼”，此时推出郡县制度则把封建诸侯制度的一根刺再次拔出，意为不再为诸侯分封封地，加强国家集权，新的土地由中央建立新的地方管理制度，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县令直接管理，从此以后，国家土地上的主人永远都是国君，是中央，诸侯不再有造反起义的能力。

郡县制度是伟大的，中国从古到今，其国家管理制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商鞅之后，几无大变，哪怕在现在的中国，省市县制度核心也没跳出这个理念之外。

四.关于商鞅

讽刺的是，商鞅最后被处以可怕的车裂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马分尸，更为讽刺的是，正是商鞅颁布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得商鞅逃无可逃，死的同时也被诛灭了全家。司马迁说：“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可是又承认“后世遵其法”。可见商鞅颁布的政策是有效的、可行的。

商鞅的强国之术是残酷的，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难见到第二个像他这样极端的国家治理天才。是的，他是天才，我们试着去分析他颁布的各项政策的后世影响就能知道，这些政策是影响深远的，甚至直到现代。比如郡县制度，是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在后世成为了国家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

比如军爵制度，在当时不仅瓦解了贵族阶层的顽固势力，同时还完成了部分地掌控国民精英的模式。

在控制国民思想的制度上，商鞅采取的是“不准思想”的办法，不许争论，不许思考，把文人、商人等视为国害，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遵循的这种思想。

在经济上，商鞅继续控制粮食买卖和矿业专营，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度，平复了战国时期混乱的货币制度，不过后来还取消了秦国货币，禁止了商业流通。

商鞅如此极端的集权国家实验，遭到了后世几千年的唾骂，特别是知识阶层，士大夫们都羞于提起商鞅，以至于提起商鞅都会“口臭三日”，但其实好笑的是虽然这些士大夫口头上看不起商鞅，但其国家治理方法少有跳脱出商鞅政策的核心理念的。

商鞅的名声一直到近代才被毛泽东平反，但其实也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原因。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在当时如果想复兴中华民族，只得行极端方法。梁启超说：“图国家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宁愿牺牲个人，也要成全国家利益。毛泽东则说此时就搬出商鞅之说，“商鞅之法良法也”，对儒学嗤之以鼻，对商鞅之法写下“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极高评价，致敬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