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民国货币1

袁大头

一、清末民初的通货流通情况

清末民初的主要通货为银，大者重约五十两，俗呼为“翘角宝”。次则为十两、二十两的中锭，最小的为散碎零件，其重在一两以下。为过秤时补差之用， 一般大的商店和殷实之家均置有天秤砝码为计量工具，市场上有许多经官方核准的倾销店，摆摊设点，代人加工。把银锭化整为零，或化零成整，成整之后，必须加戳倾销店的小钢印、负责银质无伪。此为银锭使用时期必不可少的特殊行业、银锭交换受淘汰后。习此业者改做鸦片烟斗包安封口的工作(后因不足维生、自行改业)。

当时的主要辅币为铜钱、铜元。铜钱外园、中有方口、俗呼为小钱。大如指头(又叫线撬钱)、铜钱是由汉代的五铢钱流传下来。汉以下历朝所铸之钱与清代所铸之钱等值流通于市。古钱数量已少。清代所铸之钱量大而版型特多。康熙、乾隆所铸之钱、铜质与重量大体相等，有一种光绪钱、铜质最佳，其色如金，人喜存之、不可多得。还有二十种字钱，钱的正面铸字为清朝皇帝年号，钱的背面为清代各行政区简称地名。其无简称地名者为北京所铸，叫做京钱。二十种字钱中，广字钱最多、章字钱最少民间妇女均喜拼凑成整，坠于系钥匙的绳上，小孩亦仿此为乐，如今之集邮。铜钱最大者为当十钱。其大如五十文的铜元。此种钱因其有足够的重量，色如古铜。民间多喜收存，作为纪念品，极少在市场上流通。

铜元有清代所铸的龙版十文、二十文，民初所铸双旗子十文，四川所铸的十八圈五十文。还有值一百、二百的铜元。使用铜钱要一个一个的清数，铜元又较铜钱方便一些。这时，我国市场上已有外国银币流人，呼为“洋钱”。最初，国人拒而不用，后因其银质划一。重量相同，较之使用银锭、可减少论质、过秤，与化零为整或化整为零的纠纷。时间一久、大家都习惯乐于使用。清代鉴此、也自铸银元。与洋元等值并行于市。

银元以版面为大清双龙者银值最佳，扣之声清而细。余音较长。清代各行政区也先后铸省银元，但均不及大清双龙质佳。民国三年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一般人叫“袁大头”。袁世凯倒台后、唐继尧当政时铸有唐继尧像的银元，俗呼为“小老壳”。其他各省也铸有银元。铸面有孙中山像的银元，俗呼为“帆船”。其色最亮，人谓其含有合金、银元银质最差者为民国九年翻版的袁大头和四川所铸版面为十八圈的半元与云南龙版半元。其中有钢板、哑板、包壳等假银元。出纳员中有精于辨伪者,高可举一百元， 连续流放入装银元的盛器内，可以听音辨伪。随手拣出、百无一失。银元辅币除半元者外，还有小如中指头大。版面为袁此凯像的角亳洋和广东二亳，银质皆不佳，有些省市拒而不用。如广东二毫在四川。只通用于川南各县，不若银元之能通用于全国也。

民间长期习惯以银锭为主要通货以来，清末民初。逐步适应以银元为主的习惯，银锭大量由官方改铸为银元。银锭与银元的比率，纹银十两换银元十四枚，银元一枚可换铜钱一千二百文。民国十年前。小钱八文可买腹油糖包一个、或小面、抄手一碗。

二、南北对立、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通货变化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政府因财源不足。曾发行票面为一元的军用券、流行于辖区。袁世凯纂国失败，北洋军阀当政。南北对立。政局动荡，当权者迭次易人，此项纸币变为七折。继则变为倒三七，终成废纸。军阀争夺地盘、滇黔军曾先后占据四川。四川军阀联合起来逐走滇黔军后。四川各军阀更内战不息，人民痛苦不堪，农村经济破产，物价连年上升，小面由每碗八文，逐步增为十六文、二十四文、三十二文，增到五十文时，小钱远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携钱入市，即使钱袋胀破、也难供一食之资。如铸小钱既无大量的铜，即使有铜加铸。也不能解放市场交换的实际情况。因此小钱的作用。逐步为铜元代替，在小钱由铜元局改铸为铜元的过渡期中，四川个别县市，曾由商会、或殷实的商号发行纸票。我幼年时曾目睹自贡市商会，开便利交换为名，发行一千文的纸票、纸票的背面为白蛇传中水湧金山寺的红色图案，印工和纸都不错，其他殷实一点的当铺，也发行有一千文兰色石印的纸券。后因发行超过了储备、发生挤兑。商会发行的纸券，初以八折收回。以后成为废纸。其他当铺所发的纸券亦类此告终。

铜元成为市场的主要辅币以后，四川战祸连续。物价有增无已，铜元的需要量也随之加大。铜元局把小钱改铸为铜元时已降低了铜的质量，后则不仅收回了双族子老二百。连当时市场上仍通行的十文、二十文、五十文的铜元也一并收回、改铸为新二百。其大薄于五十文的铜元、重量减轻、铜质变劣。通货变值，于此开端。当时大洋一元、可换新二百铜元二十四吊( 即一百十二个新二百)。

三、蒋政权入川前后四川通货情况

一九三五年前后，重庆各商业银行，仿效外国和上海发行纸币的办法，加强资金流通的活力，发行票面一元的纸币，与银元等值并行于市场、市民以其轻便、都愿意使用，发行的银行有美丰、聚兴诚、四川商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中和银行等。美丰银行发行得最早、带有官方投资的中和银行发行最后、中和银行因发行量多、储备不足、发生挤兑。影响其他银行发行的信誉。这时四川军阀争夺地盘、混战方酣，百业萧条，税源枯竭。军阀辖区粮税，民国二十年即已预征到民国五、六十年。但粮税还不能满足军阀的要求。重庆为四川经济中心、重庆军阀为了军需，在发行纸币上打主意，只要印钞机一开动，即可印上成千上万的纸币。于是籍中和银行问题，规定各商业银行停止发行纸币。改由四川地方银行独家发行，称为四川地方券、强迫行使、并无足够储备、民间早存戒心。

地方券流行期内，蒋政权势力已进入四川。二刘战后，蒋政权利用刘湘统治四川。各军阀交出防区的财权、政权。四川重庆先后成立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所谓国营四行，均发行有票面一元的纸币。四行权益，分别为蒋政权内部各豪门所窃据。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民间不察，迷信国家银行，以为有足够的保障。初则抛出手存的地方券、换为四行纸币，继则贴水、争相转换，比率为地方券一元换四行纸币八角，犹复下降，蒋政权籍机以整顿发行为名、明令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其他各行不得染指，中央券正名为法币、其纸张大小，略同于解放后的人民币，从此转入纸币时期。硬通货银元大部为官方库存、小部为民间隐存。市场上偶尔发现一、二枚与法币等值交换。与此同时，发行有五分、一角、二角的镍币和一分、二分的纸币。市场交换于是以分为起码单位。

四、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的货币变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蒋政权掌握了四川货币发行的权力，此时黄金每两约值一百元。硬通货仍有少数与法币等值并行于市。省外工人相继人川，新建基地，招雇人工、闲散人力得到就业、有了工资、农副产品一时畅销、市场活跃、貌似繁柔。“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蒋政权仍不改其反共方针，保存实力，籍日寇削弱非嫡系部队、军心涣散。致使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汉口相继失陷，宜昌被封锁、长江运输动脉陷于瘫瘓。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天府之国的四川除粮食勉强自给外、其他如疋头、棉纱、棉花、日用百货等存量空虚、供不应求。货源来路阻塞、物价波动。四大家族豪门资本不顾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人为地造成物价高涨，跌少涨多。一浪高过一浪。某种物资政府即将统制，四大家族身居要职，早在明令未公布前先行抢购、囤积居奇，人心浮动，通货贬值。黄金价格、由抗战初期每两一百元左右逐步涨到每两一千元、二千元。战局每况愈下，军需急迫，只有加大发行纸币。法币票面由一元增为十元、百元、千元，仍不能维持现状。

据传蒋政权将发行法币万元票额时，考虑到储备全无，加大票额。徒失信誉乃改头换面，发行关金券，提出以海关税收为保证。未几，关金券票面由一元增为五十元、一百元……重蹈发行法币失败的故辙。蒋政权又出一招，以紧缩银根、收集游资为名，抛售库存黄金，铸成一两、十两的厂条，其成色均优于民间所铸者。明知存金有限，杯水车新，无济于事，乃乞灵于外国，并有意从小道传出消息，有某某外国大量借款支援，显示有备无患，同时出售黄金订单，可凭单兑现，以示取信于人。豪门自然捷足先登。民间银行商号，必须通关买节，才能购得少许。

物价猛涨，时局动荡，通货膨涨，军需浩繁。蒋政权不得不动用库存银元以应变。这时市场交换以银元为准、黄金、美钞，并行于市。重庆除原有商品市场外又新增了金钞市场，连以前闲置无用的镍币也恢复了购买价值。这段时间，我曾收集了不同版面的中外银币八十余种。银元库有有限，难资周转，于是蒋政权又发行了银元券，同时核定一些主要物价，两手兼施，企图稳定市场，但政局不安。同于舍本逐末，市场愈管愈乱、越压越紧。除新建的金钞市场外。原有的疋头、棉花、棉纱、日用百货、盐糖、烟、酒、斗载等都有黑市投机商人，猖獗无忌，物价随时在变，逼使民间重视实物。民间商业经营，不得不建内外两种账薄。所谓内账:以实物为主，银元为准，用以计算实盈亏。所谓外账:用银元券的核定物价登记数字，用以应付蒋政权的突击检查，工资也以米价为标准，以米的多少定级。发工资以当天的米价折合发给、如纱厂等畅销工厂，则发给产品由职工自售。这一重视实物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抗战胜利，蒋政权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出动了抗日战争也未上阵的嫡系部队，搜刮后方及收复区的物资以供军需，加快了通货的贬值。抗战初期。四行放款利率为月息八厘至一分二厘。民间利率般是二分。如高达三至四分，则视为大利盘剥。临近解放前夕，则变为日息，最低十五分至二十分，最高至五十分，更有甚者是贴息放款。即贷款一百元、除贴息外实得不过五十元，明日则要连本带利付还百元、呼为航斗利。放款者说:物价一日数变，利息不高不能保本，借款者也因物价一日多变。为了争取时间，补进商品应时之急， 不得不揹此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