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笔记：文以载道——儒学对文学史的影响

先秦

儒家产生于春秋，发扬于战国，主要代表人物孔孟荀。这一时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创作主体和思想内容。

创作主体上，孔门弟子述《论语》，是先秦说理散文的萌芽之一。其语录体的体制对先秦说理散文有直接影响：孟子，墨子等著作均使用了该体制。此外，《论语》的艺术表现（叙事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文学语言（词约义丰，形象隽永）也有独特的文学意义。

孟子与其弟子著《孟子》，具有更浓的文学色彩。思想内容上的刚正不阿，文学语言上的词锋犀利，艺术表现上的排偶与叠句，共同塑造出了孟子散文最核心的风格特征——气势磅礴。此外，孟子利用浩然的气势与形象的比喻进行论辩，增强感染力，弥补了逻辑上的不足，完成了说理的目的。

荀子作《荀子》，逻辑缜密，譬喻深入浅出，运用排比等修辞，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思想内容上，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的理论，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感知，认识，教育，批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价值趋向（相比于代表艺术价值的“文”）更倾向与“道”的思想基础，同时“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论，也限定了文学的思想倾向，使作品中的情感注入（相比于代表情感释放的“欲”）更倾向于理性，和谐。

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观念在文学批评中也有重要价值。

两汉

儒学发展情况：

古文经学：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壁中书，刘歆从宫廷秘藏中发现；奠基者刘歆；代表人物马融；代表典籍：古文《尚书》，左氏春秋，毛诗，《周礼》。总体特征为重考据训祜，弊端为脱离实际。

今文经学：秦火后儒生口耳相传；奠基者董仲舒；代表人物辕固生，申培公，韩婴；代表典籍：今文《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韩齐鲁三家诗，《仪礼》。总体特征为重微言大义，弊端为主观。

谶纬之学：依附于经学的神话学说，神化皇权和孔子，有宗教色彩。董仲舒与刘歆均热衷于此。

郑玄：统合古今经学，注三礼，作郑笺。

对文学的影响：

汉代儒学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经学这一贯穿汉朝整个时代的学术为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其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创作主体，文学语言，艺术表现，文学体裁等均有包含。

创作主体上，汉代解经风尚波及了其他典籍（主要是楚辞）的解读，从而产生了大量因解经和楚辞而获得入仕机会的文人，再加上本身具有文学和学术双重能力的经师儒士，形成了汉代最重要的创作主体。

文学语言上，西汉学界过度解读经书的风气与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相映成趣，而东汉后经学的删繁就简与汉赋从大赋转向抒情小赋的趋势，以及更加简短的五言诗的勃兴，也呈现相辅相成的局面。

艺术表现上，与汉代经学同源的谶纬之学充满的神秘气息为汉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素材和动力。

文学体裁上，很多经学著作虽不是严格的文学作品，却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文学性。

此外，经学的重师承，墨守成规与汉赋互相蹈袭摹拟的风气（如七体，九体等）互为表里，经学典故的大量使用也在文学创作中蔚然成风。

魏晋南北朝

儒学衰落，玄学，佛学影响增强。

隋唐

儒学发展情况：

唐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重章句而轻义理——在重视训祜脱离实际这一点上，接近汉古文经学。

中唐啖助、赵匡、陆淳春秋学派，开疑经先河，重大义而轻章句，越过历代注疏者直接探索孔子《春秋》大义。韩愈受此影响要求复归孔孟，经世致用，“适于时，救其弊”。实际上，陆淳的春秋学派态度与汉今文经学是相同的，即将孔孟之道运用到现实中，但他们同样反对今文经学，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使学者的政治目的与当时不同——汉代今文大兴之时，正是汉武盛世，经学家解经趋向维护统治，神化君主与先贤的保守态度，而唐代儒学复兴的时期正值安史之乱结束，急需中兴的手段，经学便偏向通权达变——陆淳在《春秋微旨》里借题发挥批评“家天下”，可以说是非常浪了（笑）。

对文学的影响：

韩柳古文运动以及为之先声的中唐文学复古思潮。

思想内容上，强调文以明道，以参与政治为目的，创作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浓厚现实气息的文学作品。重视作者的道德修养（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的同时也强调情感宣泄（“不平则鸣”“引笔行墨，快意累累”）。

文学体裁上，减少骈文，使用散文。

文学语言上，去除浮华雕饰的辞藻，趋向平易朴实的文风。

艺术表现上，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吸收骈文等重视审美特性文学作品的优点加以发挥，文道并重。

唐代的文学复古，是从魏晋六朝文学自觉之后的靡靡文风开始，到柳冕等人矫枉过正地一概否认与“道”无关的文学，再到韩柳的古文运动，中和两种态度，呈现出平衡了“道”与“文”、“欲”的思想态势，对比孔子重“道”轻“文”、轻“欲”的思想，在文学上拥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古文运动，甚至之后的宋代欧阳修文学复古，明代唐宋派古文，清初顾黄王思想启蒙，都强调了“道”——即社会功能——在文学中的作用，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重视“道”超过“文”，就纯文学发展而言是一种退后，但也呈现出历史与文学之间互相影响，曲折前进的脉络。

对比之下，魏晋文学自觉，唐末宋末的骈文复兴，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对法度的强调，则是纯文学对“美文”追求的体现。从历史的轨迹不难发现，这种追求审美特性之思潮的泛滥，很容易造成虚砌辞藻，华而不实的文坛风气——但这并非是追求纯文学的目标本身有问题，而是当这种目标蔚然成风时，许多缺乏实力的创作者跟风创作，实践与理论出现了偏差所致。

宋

儒学发展情况：理学大兴，北宋有五子：周敦颐（濂），程颢，程颐（洛），张载（关），邵雍；南宋有朱熹（闽），陆九渊（心），陈亮，吕祖谦，叶适（永嘉事功之学）（浙东）。

理学的诞生与陆淳韩愈的儒学复兴有很大关系，理学思想的关键是强调“天理”，以道德约束民众，以维持政治的平稳——即使是陆王心学和永嘉事功学派，仍然赞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只不过心学着重强调人自身在道德修养中的主观能动性，而永嘉学派则在遵守道德标准的同时注重经世致用。

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依然是对“微言大义”的延伸与发展，与董仲舒今文经学，陆淳春秋学派的态度一脉相承，然而运用侧面同样产生了变化：理学对儒家思想的解说，主要以“道德教化”为核心。

对文学的影响：

宋代理学兴盛，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于创作主体，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

创作主体上，理学的兴盛令士大夫产生了自主的卫道意识，作品中多有论道，论政的文章。同时，在南宋后期，随着理学的影响力增大，有部分作家本身也是理学家，如以词为文的陈亮，倡导道重于文的朱熹，编写文集的吕祖谦和真德秀，出于叶适门下的永嘉四灵等。

思想内容上，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扩大化，部分理学家（如程颐）直接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而朱熹的观念也极大强调了“道”的重要性。终宋一代，文学作品的说教性质都要高于唐朝。

艺术表现上，宋代文学的政治主体和议论性明显增加。关注社会民生和抨击时弊的作品令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刚健的骨力，而议论成分的增多，虽然在过量的情况下容易削弱诗歌的抒情功能，但适度的使用却可以开辟新的题材范围与美学境界。

元

元代儒学影响力削弱，儒生地位降低，产生书会才人等底层文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剧，小说等俗文学的发展。

明

儒学发展情况：王阳明心学的勃兴，对“天理”的挑战——实际是将维持封建礼教的基本框架从“天理”变为了“本心”，凸显了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注意，经过元朝的变革，这个时期理学的发展已经逐渐脱离了实际的社会教化功用。

道德教化作为儒学社会功用的一种形式，与汉代的“维护统治”或中唐的“政治改革”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正如“维护统治”会转向“神秘迷信”，“政治改革”会转向“穿凿附会”，“道德教化”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扭曲，最终结果便是“空谈心性，脱离实际”。

这种脱离实际与训祜学的脱离实际又有所不同。若将治学比作铸剑，则考据训祜派的“工匠”们用的火焰威力不够，无法完全烧融金属原料，不能铸出实用的剑；而心学则好比是火焰威力极强以至于温度居高不下，熔成液体的原料虽然放进了模具，却无法冷却，结果只是一滩滚烫的铁水，同样无法使用（顺便一提，这滩不能用于铸剑的铁水，被王学左派的狂人们——尤其是李贽——直接拿去泼人了）。

对文学的影响：思想内容上，王学左派（泰州学派）对心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视本心，发扬情欲的离经叛道思想，晚明在文学界掀起了崇尚“性灵”的风潮。

清：

儒学发展情况：

清初启蒙思潮，反对理学空谈心性，提倡经世致用，同时批判吸收王学左派性情思想，将理欲结合，提倡“诗本性情”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功用。顾炎武是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同时又下开朴学考据之风。

乾嘉年间朴学兴起，为与官方独尊的宋代理学相区分，呼之“宋学”，并自称“汉学”。汉学重考据训祜，专心章句典故，对儒家经典的态度接近汉古文经学与唐初，宋学则重大义，谈心性。

对文学的影响：

思想内容上，宋明理学与乾嘉汉学的交替兴起，对桐城派古文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影响：桐城派奠基者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的古文义法，有重道轻文倾向，与清初理学专制不无关系，而其后继姚鼐活跃于乾嘉年间，便将“考据”融入了“义理”与“辞章”中。

同时，翁方纲对沈德潜格调说和王士慎神韵说的补充发展并形成了诗学上的“肌理说”，同样是“义理”“辞章”“考据”三合一。另外汉学的考据风气还影响到了小说创作时重视历史事件以及作者好炫耀知识广度的习气。

艺术表现上，清初戏曲的雅正倾向（《长生殿》《桃花扇》）与清初启蒙思潮不无关系，而清中叶的性灵派与充满进步意义的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则与清中期戴震汪中等人引发的汉学之裂变互相映衬。

其他——关于文学中的“文”“欲”“道”的辨析与历代思潮的本质思考

文学的作用分两种，一为社会功用，二为个体表现——说得简单点，社会功用就是“你们应该XXX”，而个体表现就是“我要XXX”。两者的区分方式是以作品本身的效果而非作者创作的目的，例如某人写了一篇文章用来求官，而作品主题是社会教化，那么它的作用就是社会功用而非个人表现——即使作者本人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基本上，作用为社会功用的文学作品，其中的思想内容可概括为“道”——这个道可以是儒家思想，也可以是佛，道，玄，法等其他哲学，宗教思想。以“道”为主体的文章可以具有“文”或“欲”的表现，即审美价值和情感宣泄，但就某些时代的思潮而言，以上两者与“道”可能无法共存。

作用为个体表现的作品，则以审美追求和情感宣泄为主，此类文章中出现与“道”相关的议论较少，但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道”相关话题较少的，才能定义为此类型——即“道”在作品中占据了超过一定比例时，作品就会被定义为“社会功用”作品。为方便理解，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小于50%的数值作为该比例，例如30%，即在一篇作品中，有超过30%的部分在进行有关社会功用的议论时，便可定义其为“社会功用”而非“个体表现”作品。

注：这个临界比例必然小于50%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重要性长期居于高于“文”的地位上，即使是在作品中占据较小比例的“道”，在计算了重要性的权值之后也会成为作品的主题。

先秦时代儒家学者的态度，以孔子“诗言志”“思无邪”“兴观群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代表，即主要偏重传“道”的文学作品，其中可以夹杂情感宣泄，但不可过度；诗经中包含了大量以社会功用为主题的作品，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个体表现的佳作，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和抒情类作品的创作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方向；说理散文方面，墨家尚质的风格决定了其文学审美上的缺失，儒家后期，法家和道家的说理散文也都注重寓言传道多于个体表现；史传叙事散文中则发展了文学价值，包含左传的叙事手法与斐然文采，战国策辩丽横肆的艺术风格与波澜起伏的行文结构；楚地的楚辞则已经向个体表现类的作品迈进了一大步，华丽的辞采与情感的宣泄，以及个人理想的表达是其关键特征。

汉代经学的兴盛一方面是古文经的考据训祜，一方面是今文经的神化统治，并不在根本上注重社会教化，使汉代文人——即使是儒家学者——对文学中的“道”并没有表现出太明显的兴趣：西汉散文的主流是政论文，东汉则以《论衡》为代表的说理文为象征，虽然都注重说理大于文采，但不影响整个时代的主流；汉代叙事散文得到长足的发展，史记和汉书的行文结构，人物塑造，叙事风格都泽被后世；代表了汉代最高文学成就的赋本源于侧重个体表现的楚辞，其文学性也一直保留，辞赋的创作经历了具政治讽喻意义的大赋（实际上很多大赋仅仅是挂了个政治的名，真正令其流传千古的还是其文学价值）向抒情小赋的转变，神圣化的四言诗逐步被民间创作的乐府诗与文人自述心境的五言诗取代——各个文体的发展，都呈现出“文”与“道”的分离趋势，为魏晋文学自觉作好了准备。

魏晋六朝时代，随着乱离之世的到来，儒者治学失去了安逸的环境，儒学衰落，“道”的维护更加无人问津，“文”成为了主流：“文笔”之分是以是否具有“文采”来定义，而非像其他大部分时代一样以“道”的含量作标准。诗在这一时期已经跃升为最主流的文学形式，虽然玄言诗仍旧在传自己的“道”，但建安正始对情感志向抒发的注重以及太康时期对表现形式的开发，再到山水田园与宫体诗对表现对象的转化，甚至沈约还将目光转向了声律变革——整个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几乎已经把“道”抛在了脑后。沈约就魏晋文赋提出的“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可以说是对于个体表现类的文学作品最高水平的精彩评语。

汉赋的大兴，与汉朝盛世大国的气概不无关系，魏晋风骨的发展，与崇尚个体表现的思潮相辅相成，南北朝文学虽无过高成就，但对诗体的进一步完善功不可没——在汇聚了三个时代文学发展的优势之后，盛唐诗歌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一座高峰。

安史之乱后，文学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杜甫借之登上与李白同等地位，甚至在后世的部分朝代犹有过之的，正是其作品中重新出现的，在魏晋之后极为罕有的“道”——杜甫的“道”并不是以说教形式存在的，他的作品归根结底还是个体表现，但表现的内容融入了传道者所希望传达的根本，即忧国忧民，心念苍生的精神。他以极为强烈而正直的个体表现，树立了一座丰碑，并非通过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通过作品中承载的自己的形象，引导人们对儒家所希望传递的“道”的认同。换言之，他不说“你们应该XXX”，只说“我要XXX”，但他的宏伟形象，却令那些饱读圣贤书的文人们主动地意识到，自己必须尊重而效仿之。

古文运动的本质是“道”的回归，这种回归从春秋学派对儒学的变革开始，在柳冕排斥文学性散文的时期达到顶峰，而韩柳古文运动，实质上是对这种完全否定“文”的矫枉过正思潮的一个扭转，平衡了“文”、“欲”与“道”的关系，令散文保留了个体表现的意义。需注意的是，中唐诗歌与这种“贯道”之文泾渭分明，这一点与宋代和明清的沈德潜、翁方纲等人试图以诗教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宋代理学影响下，文学向载道的倾向发展，艺术表现也偏向平淡，与昂扬丰腴的唐诗对比各有千秋，而杜甫的地位也随着文人对“道”的重视而上升，苏轼陆游是宋代诗人的翘楚，也代表了宋代的诗风；宋文在欧阳修革新后思想略接近于古文运动后的状态，即“文”、“欲”与“道”的平衡，但“道”占据上风却是很明显的事；此外，理学对于情感宣泄的压制似乎比审美追求方面更强，故宋代文体改革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区别就是，骈体文作为一个文体并不包含在打击对象内（欧阳修自己也写四六，变革针对的仅为西昆体的缛丽文风）；而宋词从一种被人轻视的通俗娱乐文体发展为宋代文学的主流，不能说没有人们本能的情感宣泄需求被文坛平淡之风压抑之后另寻出口的缘故。

比起先秦经两汉而至魏晋的过程中“道”平缓地从文学中边缘化的情况，宋元易代仿佛在一夜之间把“道”从“文”中赶了出去：随着崇文抑武的宋朝灭亡，理学的束缚瞬间松弛，儒生的地位也迅速降低，开始投身于比当初的词还要“下里巴人”的戏曲创作中。戏曲作为在前朝几乎不被认可为文学的体裁，受到“道”的干扰原本较少，文人的注入既可以迅速吸收其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的前人经验，又带来了足以令其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文学的艺术手法与思想内容——在种种原因之下，戏曲作为一种很少受“道”侵蚀的文学体裁勃兴，便使人产生了“道”突然消失的感觉，但实际上，“道”并未停止对文学的影响，它在元代的诗文这些原本的主流文体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元中期产生的“雅正”诗论正是其代表。

明前期的高压统治与八股文作为科举取士手段的确立，对文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固化，此时期的文学，无论是诗（台阁体），文（宋濂），戏曲（道学化传奇）都呈现出重道轻文的倾向。随后登上舞台的是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需注意的是，前后七子的“复古”与韩愈等人的“复古”含义截然不同，韩愈等人要“复”的是先秦至圣的传道之文，而前后七子要“复”的，却是被韩愈否定过的汉代文章。前后七子复古从目的上追求类似魏晋文学自觉的成果，即将文学从“道”中独立出来，拔高审美追求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但由于创作实践与主张的差距，流于拟古蹈袭。与七子基本同时的唐宋派古文家，则继续奉行韩柳欧等人的主张，文以明道。

情感宣泄，即“欲”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成为了明中后期的重要思潮，这种情况源于王学左派的兴起，前文已有不再赘述，文学上的代表则是传奇上的临川派与诗上的公安、竟陵派，“道”在这一时期对文学的影响再次转弱——明明是由理学引起的思潮，却朝着背离理学的方向发展了，这也是心学的教化脱离实际的一个例证。

清初启蒙思潮的关键内容可以概括为认可情感宣泄的同时重视“道”的弘扬，受此影响产生了《桃花扇》《长生殿》等注重雅正与悲剧意识的戏曲作品和强调文章义法的桐城派古文，同时诗论大量产生，诗学重新成为了文坛正宗。这一时期对审美追求的探索也持续进行着，钱谦益《后秋兴》与吴伟业“梅村体”，王士慎“神韵说”是诗坛的重要开拓，以纳兰性德领衔的词坛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趋势——可以说这是一个“道”“文”“欲”并立共存的时代。

由于启蒙思潮的消褪，清中叶的诗坛先后出现了沈德潜和翁方纲两位主张以诗教化的作家，但随着清中叶启蒙思潮的复归，吟咏性灵的袁枚取得了更高的地位；桐城姚鼐虽然还维护着来自方苞的义理与辞章的规则，但自己也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的文章艺术要素；骈文与词这两种一向作为审美追求和情感宣泄象征的体裁继续发展，共同证明着这一时期“文”与“欲”的优势地位。

近代文学由于其思想变革迅速猛烈的时代背景，使此时期作家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与政治思想相当不平衡，除龚自珍，黄遵宪等少数人，近代的文学家往往处于思想与文学不可得兼的状况，或以文贯道，或弃道为文——宋诗派的代表人物郑珍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