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半

二里半

  二里半是个地名，具体从哪里到哪里的距离是二里半，从何时开始叫这个名字，我从不知。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贫瘠，单纯，却不乏快乐的童年。

  二里半还有一个名字，叫二分指。长大成人后才知道，所谓的分指就是分厂，在晋南大山的深处，分布着十几座这样的分厂，它们就是兴盛于七八十年代，衰落于九十年代的三线厂。各个分厂自成体系，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分厂之间又相互关联，都生产着不同种类的军工产品，国家负责包销。

   我的小学时代就在二里半度过。那是一个机械厂，具体生产什么我至今不知。确切地说，我爸爸不是厂里的工人，他是二分指的建设者。他当兵转业到省里的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是一家哪里有活就去哪里的流动建筑单位。

   爸爸的工种是管工，每日爬高上低，安装着与管子有关的设备。妈妈没有工作，用当时的双职工的话来说，是随行临时家属，所以只能找些诸如挖土方等出力又挣钱少的零工干干。母亲总是好强，事事不落人后，也因此，过度透支了体力，落下一身的毛病。我们呢，就是临时孩子，可我们还小，不懂这些，只知道我们和双职工的孩子不一样。他们的孩子吃的好，穿的体面，有好房子住，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从小我们就知道。不同的家庭之间隔着鸿沟，双职工自觉高人一等，很少同诸如我们家这样的单身职工临时家属家庭来往。孩子们似乎也从大人那里知道了些什么，似乎也有着若有若无的距离。

  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都是由单身宿舍改造。没有套间，没有厨房，就一间大小狭窄逼仄的空间，屋外用石棉板搭个临时厨房。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粮食总不够吃。妈妈说，只有爸爸一个人有粮食，我们的粮食得去高价买来。每到夏收，秋收，我们这些临时家庭都要举家去捡粮食。夏天去捡麦子，秋天去捡土豆，玉米，棉花，红薯，反正地里种什么我们就去捡什么，当然，有时趁农人不备，大人们也去偷几把。

  妈妈说，我总是不懂事，如果让去捡麦子，总会提条件。要么说同学小静的新裙子好看，得给我做一条，要么说，我的凉鞋坏了，得给我买一双，我才去。就那样，父母用他们微弱的财力，满足着一个小女孩爱美虚荣的小心眼。

   那时候，去地里捡粮食时，磨蹭着提条件，不想去。到了地里，就会被纷繁的自然吸引。正是麦收时分，山野绿意盎然，地里散发着麦粒的清香。捡几穗麦子，用手搓去表皮，原汁原味又带着些生涩的麦香就随之散出。用牙齿嚼啊嚼，嚼出麦子内里的面筋，就可以吹出泡泡。有趣的事很多， 我们常去地里摘野葡萄吃，还可以去田埂地垄去翻找叫菇茑的浆果，抠去瓤后，可以咬在嘴里咯吱咯吱的响。

   厂子位于大山脚下，山是中条山脉，常绿植被较多，四季葱茏。山间有个小水库，水质清冽甘甜，苍翠山色倒映水中，水库就仿若众山簇拥的明珠，又像淌在山间的一滴眼泪，美极了，我们一些孩子们常去山间和水库游玩。

  春天，去采撷遍野的花朵，折得花枝回家。夏天，我们爬山累了，就会光着脚，趟着顺流而下的小溪走到乱石滩，在石滩上捡拾五彩的石头。那些石头经流水常年冲刷，光滑圆润。有时，我们会捡到状如小鸟的纯白石头，有时会捡到通体红色的石头。捡到的那些石头，被我们像宝石一样珍藏着，成为那个物质贫乏年代的孩子们的宝物。天有微雨时，我们还会在石滩上捡到地皮菜，回家洗净是难得的美食，会得到父母的嘉许。秋天里，枝叶纷披，漫山红黄。我们会上山采松果，小山样的松塔里会有成熟的松子，颗颗饱满，带着油甜的清香被我们送进嘴里。青红的酸枣攒满枝头，酸酸甜甜，也成为馋嘴的我们最美的吃食。

   一条铁路经过厂子，我们一些孩子们放学常常沿着铁轨走回家。我们常站在铁路边，看火车冒出的浓重洁白的蒸汽，载着货物驶向无尽的远方，我们的心思也被火车带向远方未知的世界。远方有多远，二里半之外的世界有多大？我们小小的心思片刻怅然，然后又恢复了无忧无虑的欢快。

   渐渐，厂里的安装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就要离二里半了。有些双职工家庭忙活着调入厂子，以期结束漂泊的生活，定居下来。胖胖的李阿姨毛衣打的好，为了能留下来，她帮厂里人事科长家里的老老小小打好了各式毛衣，最终留了下来。刘叔叔一家不断活动，也在离开的那几天办好调动手续，留了在了二里半。我的小学时代结束时，我们一家也终于告别了二里半，离开了那个我们生活了五六年的三线厂。

   多年已去，童年生活的三线厂成了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计划经济结束，市场经济来临，晋南的三线厂失去保护，完全被抛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几经辗转，艰难转型。父母后来还回去过那里，说那里的工人们很苦很难，他们仿佛已被中国遗忘，时间在那里静止，包括建筑等很多东西都停在了八十九十年代。也许，一个时代的发展落实到最终，总得有人为之担负责任、付出代价。三线厂二里半的童年成长经历，也从此成为我人生的一个情结，成了剪也剪不断的绵长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