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不会忘记》系列回忆录——魂系准噶尔（一）
作者：彭希龄
题记：今精选部分老同志回忆文章，以《共和国不会忘记》系列予以在简书上刊发，献给七十年来在新疆地调战线上英勇献身的同志，献给七十年来在新疆地调战线上辛勤工作的人们。——编者
中国民间有句流传很广的口头禅：“光阴似箭催人老，转眼即是白发人。
”尽管儿时趣忆如昨，华鬓却非早生，毕竟两鬓已斑，岁月不驻人，已经步入暮年。往事历历，回首自省，不敢说有高尚情操，可总还是随着新疆石油工业兴起的大潮走过来了，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走过来了，平凡至极。
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总是很有限度的，但不否认，为新疆的石油工业，为开发祖国边疆和建设社会主义，我也加了一块砖，添了一片瓦。
青春与年华，爱恋和友情，欢乐与痛苦，失落和追求，也都一股脑儿洒落在新疆的土地上。可惜的是，所做的贡献太少了，实在太少了。
01 初来新疆
１９５６年６月，西安钻探局撤销，我们机关大队人马由兰州分乘一、二十辆新疆派去的吉斯－１５０敞篷大卡车，浩荡西进。
乘我们这一辆车的主要是地质和工程界的，有许多已是今天的知名人士，如吴华元、王延康、邹承德、朱信民等，一路上倒也挺热闹。当时都很年轻，对于颠簸、风沙、灰土……都不在乎。
西出阳关，似乎充满着探险味道，看到什么都新鲜。河西走廊县城的断墙、星星峡内外的荒寂戈壁、哈密的六根棍马车、鄯善的坎尔井、吐鲁番的伊斯兰墓地，还有火焰山的奇热……一切都像过西洋景一般。
乌鲁木齐像样点的街道虽只有小十字到南门的两三百米老式低矮建筑，但远处关外，也还是给人以亲切、安宁的感觉。明园一带还留有相当浓的农村田园味儿。现在的友好南路是条大水沟，西北路才是正街，友好北路还只是两旁刚挖出浅沟的石子路：友好商场还没有，前身只是现今石油管理局第二招待处的一个平房小店；军区医院才开始垒墙、种树；砾石地面在阳光下反射强光，风都是火辣辣的。一盘炒面一块二毛钱，比西安高出了好几倍，真是贵得惊人！
不过，市面上生活所需品还是应有尽有。在西安的时候，都认为这里物资奇缺，各自尽力采购些日用品带上。同车的一位苏州人，带了几十条肥皂，一路上装在脸盆里抱着（每人只有怀内和空间是自己的），实在辛苦。到乌鲁木齐一看，不仅什么都能买到，上海货还很多，也并不贵多少，差值最大的却偏数肥皂了。所以我们那位同志，真有先见之明，没白辛苦，算是“狠赚了”一笔。
这大概由于运输是以重量计费的缘故。往下以后，就去拜望我们的领导——先期到乌鲁木齐的杜博民总地质师。他曾是个出色的话剧演员，讲话很风趣，他说刚从黑油山回来，那里蚊子多得出奇，野地大便，非得用蚊帐罩着不可，否则准会把屁股咬肿的。我们听后都咂舌，既好笑，又害怕，心想，新疆怎么这样厉害！？
02 吐鲁番情思
不久，我被分配到地质调查处地质科，在田在艺总地质师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田总是我１９５４年在陕北地质大队时的老上级，因为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移交给中方以后，技术领导干部奇缺，他也由西安举家调来新疆工作了。科里的几个同志是胡克、王大钧、孙剑烺，后又调来了毛希森和杨梓材。胡与毛分管井下，两位女将虽也叱咤风云，但总不及我这样的年轻小子行动方便，何况大钧同志正身怀六甲，所以外边跑的差事我就可以多揽一些。７月下旬，派我单独去乌苏飞机场收集野外小队的当月汇报。
送我的司机是个老“白坎儿”，一路给我们讲了新疆过去的许多事，从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的逐个更替到解放，绘声绘色，如说评书一般。我刚来新疆，很想了解一点有关的历史。听得很入神。多年以后，看到包尔汉的回忆录，才知道那位师傅随意所述，基本还是忠于事实的。
提起飞机场，我也纳闷，没听说乌苏可以落飞机。等到跟前一看，哪是什么机场，就是现在奎屯三岔路口西北角上的那片戈壁滩，仅有一条小渠，两栋土房子，不过因盛世才时期被选作航空站而得名，只有屋内那极笨的俄式黑灰皮包着的壁炉还留下时代的印记。
当时，我们有许多人在西准噶尔工作，才把这儿选作后勤供应点。之后，我随宋汉良去独山子，请他带我看看独山子油田和第三系剖面（王大钧回乌鲁木齐后，由他接任独山子地质队长）。他给我详细地解释独山子构造的情况，那是我第一次看北疆的地质剖面，感到新疆有劲。现在想来，那种指点江山的架势还记忆犹新。
我的岗位是负责吐鲁番盆地６个地质队的生产管理。当年的吐鲁番地质队，可谓人才济济。几个队长，如袁秉衡、夏公君、毕传滨、唐祖奎、俞齐丰、侯杞昌，还有重磁力队长黄豪、陈佩章以及在地质队里工作的王志武、谢宏、陶瑞明等，除个别人在以后历经坎坷外，绝大多数都成了后来新中国石油界的风云人物。
一同工作的还有几位苏联专家顾问，有幸与他们共事，也算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和回忆。年轻人在一块总喜欢逗趣，互相奉送外号，其中不少还与十二生肖有关。所以，他们自己戏称：在吐鲁番盆地工作的这支勘探队伍为“吐鲁番动物园”。秋末，野外工作结束前，我在工地组织现场验收，从哈密到托克逊，把各条重要的大河和剖面都看了一遍。从了墩以南的大南湖一带，死一般的沉寂笼罩广袤无垠的干戈壁滩，使我们第一次感到干渴的威胁。
据说这一带曾发现过干尸，都是解放前想绕过星星峡哨卡逃回内地家乡的流亡者的遗骸。鄯善和吐鲁番的“大半斤”和“小半斤”拌面留给我的印象绝不亚于哈密瓜和葡萄。在野外验收胜金口构造高点的地质资料时，我们已经爬上了背斜轴部的至高点，但抬头一看，北翼还有两个更高的山头直指蓝天。
职业感总是驱使我抓紧一切机会多看一些东西，就像外科大夫爱动刀子一样，这就得脚板多辛苦些了。
据说田在艺曾经爬到上面去过。我也还想再爬高一些，可大家却都早想鸣金收兵下山。这时，指导该队的专家斯罗科夫发言了，他指着高山顶上的三角架对我说：“您上去吧，我们在这儿等您，田在艺在三角架下给您留下一张纸条：‘只有傻瓜才爬这个山’。”我们不禁相视大笑起来。待下到山下，两大筐鲜葡萄已摆在眼前，那一颗颗葡萄，玲珑剔透，皮上带霜，霜上又挂着水珠，真馋人啦……
03 专家情
专家们原都是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时期的苏方工作人员，公司移交中方后留下来的便成了专家顾问。他们到中国来是在执行苏联政府的援外任务。专家们和我们之间确实是非常友好的，都互称“同志”，交往也很随便，可以彼此到家里做客，互拉家常，从党性一直谈到如何找“对象”等等。我的那些来自“吐鲁番动物园”的同事们，都曾数次到斯罗科夫、切波夫等人的家里聚会过。涅菲道娃是位女专家，３０多岁，是个独身。她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特别热情，也许是同病相怜之故，对我们当中“大女”的个人问题特别关心。
有一次，我和王大钧、孙剑烺胡克杰等同志到她家里做客，她和会计长布特绍娃两人合住一套三居室住房。布特绍娃三十七八，大块头，可人长得非常漂亮，不知是丧偶，还是离异？她也是独居，她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还在领事馆上中学，可已出落得比她还要漂亮。正好姑娘放学归来，我们称赞了几句，被涅菲道娃听见了，非要把姑娘叫过来给我们“好好看看”不可。她还冲着我说：“要不要给介绍介绍？”弄得我怪窘的。我们不敢造次，连说“不必”，但她还是把姑娘叫来了。而且把她母亲也一块叫来了。布特绍娃听说我们夸她女儿美，非常高兴。另一方面，涅菲道娃还是联共（布）基层党的负责人之一，所以组织性、原则性都是很强的。党性和人性在她身上统一起来了。
总测量师索依洛夫，是个很健谈的老头儿。当年，我们的野外地质操作规程中有一条规定是：用经纬仪测构造点时，导线的仰俯角不能大于３０。据说超过３０后误差会增大，不允许。我们在内地一直是如此执行的，遇到点位之间高差很大或在陡坎下时，不知苦了多少地质队员和测量队员，要辗转若干导线点才能测出来。定这条规矩的是当时任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总顾问的莫西耶夫。他在苏联是具有地质师和工程师双重头衔的人物，工作精神一直为人称道。但此条款却不科学，多站测量的累计误差恐怕还要远远超过直接测量的误差。但因为是“苏联先进经验”，没人敢有异议。直到１９５５年初，原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专家去北京参加全国勘探会议，索依洛夫和莫西耶夫竟为此争执起来：“我只要达到了你规定允许的误差，你管我用什么测量方法去完成！？”我从此事受到很大启迪，往后给其他人布置工作任务时，坚持一条原则：只提要求，至于如何去完成，则由工作者去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指导综合研究工作的尼肯申，原在阿拉木图当研究队长。显然，到中国来是一举两得，能了解相邻的中国境内地区的地质资料，对他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是研究生毕业，地质矿物学硕士，３０多岁，高挑个头，年纪轻轻，蓄着恩格斯式的大胡子，表情严肃，仪态彬彬，一副十足的学者派头。讨论问题，确实长于逻辑性的推导和归纳，当然也往往夹杂许多照本宣科式的学生腔。遇到这种时候，其他专家总是群起而攻之：“去，去！别把你那硕士派头拿出来。”当然，他也只好两手一摊，无可奈何淡然一笑。他夫人也是地质矿物学硕士，却成了“随军家属”。我们当时认为这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苏联，简直不可思议。有人问她：“硕士当家属，岂不可惜？”她却自有高论：“把家务搞好了，丈夫能安心致志地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真曾令我们敬佩不已。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专家名额的限制。专家们大都带着夫人，而这些夫人们不少也学问大着哩！
那时，我们和专家们同室办公，面对面坐着，每天见面都少不了寒暄、问候。周末也经常举行舞会，和专家们同乐。跳舞，我可是个惰性元素，实在不精此道，又缺乏勇敢精神，学了几样基本步法，总不见长进。
专家们在中国服务３年以后就要回国，工作由新来的专家接替。欢送即将归国的专家，这项主要活动，都是由与专家一道工作、关系密切的同志们自己凑份子，在军区服务大楼宴请他们，不时还赠给点小纪念品，每人每次至少得花二三十元。像我这样的年轻光棍，每月工资１００多元，这么搞两次下来。剩的也只够吃饭了。我们的余萍处长，每月工资五六百元，够高的了。但为每一位专家送行，他都有份，结果一个月下来，工资扣得精光，有时还是负数。宴席上少不了讲话，因为是私人宴请，席上人人平等，不分官阶，每人代表自己，话别陈词、畅所欲言。惜别，自然是永恒的问题。
地质调查处的专家组长潘捷列也夫是个满头华发的老头，是那样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同我们展开讨论，从来不强加于人，是位教学的长者。我们这帮年轻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还有他戴的那只手表，像我们的中秋月饼一样大。多亏他的手腕粗，要是像我们这样小手小脚的，只有拿来套在脖子上。
１９８９年春，我去北京，听说潘捷列也夫已作古。想来已年逾八旬了。他的长子现在是列宁格勒钻研所的副所长，前年来北京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搞合作项目。行前，他老母特地选了潘捷列也夫在中国时的几幅合影照片，要他寻访一下当年与他父亲一道工作过的中国朋友们，并致问候。看来，怀旧之情，人皆有之，无论世界上哪个民族都概莫能外。
04 情满勘探路
在新的工作中，不论是野外队、专家组和处机关，我都很快结识了不少朋友，特别是机关里的那帮年轻人。其中有好几位是专家工作室的俄语翻译，他们都是忠于职守的专业工作者。１９５７年，专家全部回国，工作室撤销，他们全部“失业”，都改了行。有的日后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也有的牺牲了，如张广智，这个西北俄专毕业的翻译，不知为什么留给我的印象竟如此之深。他老实憨厚，工作认真，对地质知识掌握较快。在专业翻译中，他和尹炳鑫两人是水平最高的。１９５６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印行了他翻译的《储集岩层的物理性质》一书，他送了我一本，虽然至今我从来未读过，但仍珍藏着。１９５８年改行时，他毅然选择了地质勘探，到野外队去了。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地质匠人，在一块穷聊时都说过：以后有儿子，再也不让他学地质这一行当。可他却竟不怕犯大忌，偏向虎山行，我想，这大概是他对地质科学比较喜爱的缘故。他块头大，又肥胖，行动不便，本不宜于野外地质工作，而他却矢志于勘探，坚定地去了，去追求新的起点和探索另一个未知的世界。
１９５８年深秋，在一次寒潮袭击下，他和杨拯陆一道牺牲于三塘湖盆地的野地归途之中。当时，我也在梭梭泉的野外工地。据说，临终前他们都坚持爬行了很长一段路。事后，他被追认为中共预备党员。但他毕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小人物，今天知道他的人恐怕已经很少很少。他和杨拯陆都是党的好儿女，值得我们深深地怀念。１９５５年末，《地质学报》第３５卷第４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有关陕北盆地西部边缘的一些构造问题》。初出茅庐，能在国家刊物上发表论文，确是可喜的事。平心而论，文章确有一定高度和偏见，同时也明显地显现出学生腔的肤浅。那实际上是我的毕业论文。敢于寄出，正是由于初生牛犊的勇气。我踏入校门，就集体由本科改修专科，基础课学得少，水平只比本科二年级学生稍高一点。可喜的是，为我授课的教师中不少却是名教授，如乐森鲟、李承三、刘祖彝、罗蛰潭等。他们所传授的知识、技艺和思考方法，使我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受益良多。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地质局陕北大队作生产实习，工作地区在陕、甘、宁三省区的交界地段，正是今天长庆油田的心脏地带，任务是５０万分之一普查。那里不仅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还由于黄土覆盖厚，露头很少，又无地形图，是勘探空白区，地质工作很困难，队上技术力量也很薄弱。队长王文彦只比我们早出校门一年，结果我们这些“香纤棍”被派上了“抵门杠”的大用场。到队后第一天休整，第二天队长带我们到工地看露头和作方法示范，第三天就开始野外独立工作。一个月后，我竟独立带组由下马关南下镇原、西峰，又由泾河溯洪水而上抵固原；去六盘山下，碾转千余里，完成了“野战”任务，为队上生产顶起了小半边天。回到银川的大队驻地，我又参与调查报告的编写，看过一两份有关的参考材料。回西安后，我被分配到钻探局地质室，当即去玉门油矿出差。在玉门，学习之余还有空闲，又拜读黄汲清先生刚发表的《关于鄂尔斯地台西部新知》的谈话，诱发了我参与争鸣的冲动，于是写了那篇文章。直到近年，由众多朋友传述的信息中，我才知道：文稿当年受到了袁复礼、黄汲清、孟宪民等极受尊重的老一辈地学界专家的一致好评，推荐学报刊登。声望卓著的黄先生不因稿中某些提法和他相悖而见外，反而对一个专科生能有比较有见地极力推崇，并为文稿删除废言，加注按语，还向北京石油部有关单位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这自然无异于是同代人中的一次强冲击波，对我以后的工作前程可能具有潜在影响，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我这一生到目前只见过黄老先生３次：第一次是在学校听他讲演；第二次是１９５５年秋他来新疆检查６３１队的工作，在与苏联专家的座谈会上，我坐在他的对面做会议记录，他并不曾注目面前的那个年轻人就是他在北京要找的人；第三次是１９７９年初在北京地质学院招待所会议室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筹备会上，他同我们新疆代表交谈了颇长一阵，在我们这些晚辈面前是很谦和的。当他知道我是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以后，拿出了石油部邀请他在第二天参加勘探技术座谈会的请柬来征求我的意见：去还是不去?芽我当然建议他应邀，他高兴地答应了。可他仍然不知道同他交谈的人是谁。一位地学泰斗，在他眼前过往的晚辈成千上万，哪能记得、认得那么许多？何况只是知名而不知人者。老一代的人关心提携后辈，似乎是人类文化的共有传统。但数十年中，我庸禄无为，长进很少，成就甚微，愧对前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