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这个春节，也许是建国以来最特殊的一个了。新冠肺炎横行，几乎举国人民都采取了措施进行自我隔离。我们也因此放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长的春节假期。只不过这一次，我想大多数人的心里不是开心，而是焦急，盼望着疫情早点过去，早点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或者教室，也企望着，这次疫情不会给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

我也一样，这期间我曾不止一次的给我一名，在抗疫前线的传染病专家朋友打电话，询问情况，也叮嘱他注意安全。他总是匆匆两句就挂了电话，重新投入到紧张的研究工作当中。当然，我还是想方设法地套出了他的一点时间，询问了他我们的一个私人项目的进展。

他苦笑一声说：“老实说啊，对付这新型肺炎，我还能出两招。但你说的那个，恐怕是真的无解……”

听他这么说，我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想办法搞清楚整个事件的真相，可我们现存的所有方法似乎都会在进行一段时间后钻进死胡同。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我自己的癔症。可手中的这张照片却始终在提醒着我，世界上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一张在病人脑子里拍的图片，一幅脑视觉成像图。黑色的背景上，有一个类似十字架的灰白色物体。

它在提醒着我，有一种疾病，是通过精神或语言传播的。

欢迎回到异学院，我是院长涂鸦，今天为你带来调查员 狼山胡骑 的调查报告——《失常》，第一集。

1

“袁田”，姑娘轻轻地说，声音柔软而动听。那是一位长着娃娃脸的矮个子姑娘，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留着一头短发。她看见我们后有点腼腆地笑了，向我们挥挥手。她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只是更加黝黑而瘦削。周博士翻看着调研记录册，核对她的名字。

我们一起走进放射科沉重的金属门，穿过昏暗的走廊。医生已经下班了，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走廊里回荡着各种仪器待机时的噪音，还有王主任责骂手下的吼声。我们几个外来人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来到了走廊尽头的磁共振操作室里。

周博士请袁田坐下，向她讲述磁共振检测的注意事项，并让她把钥匙、钱包和其他可能包含金属的物件放下。而我打开电脑准备本次研究的知情同意书。这是一项为期四年的前瞻性研究，目的是明确高原低氧环境可能带来的脑功能衰退。颅脑的功能磁共振检测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包含的细节很多，但我相信这些受试者都已经了解，无需赘述。毕竟，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参加检测了。

袁田来到西藏大学读研究生已经整整两年了。周博士问她些西藏的风物，姑娘话不多，但也认真地回答着，不时露出很温柔的微笑。这时我的电话响了，于是我走出科室接听。电话是我们赵主任打来的，他先是督促了研究的进度，接着又问了合作单位王主任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回答了。他嘱咐我和周博士要跟合作单位处理好关系，事后早点回西安。最后，赵主任还问起了阿里军分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催促我早点去接洽，我答应他，拉萨之行结束之后尽快过去。

挂了电话，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候诊大厅外，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医院背后山上的色拉寺也隐入了沉沉的暮色。十二月底的拉萨已经很冷，一阵寒风吹来，似乎夹带着些冷雨，我快步穿过大厅和走廊，回到操作室里。

周博士还在和袁田闲聊，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时间不早了，早点结束让她早回去。周博士点点头，把袁田送入了与操作室相连的扫描室。我在主控电脑前坐下，选好了扫描序列。周博士很快过来启动了机器。序列扫描的噪声响起，一切无误，整个过程还需要55分钟。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带上耳机开始其他工作。

扫描刚刚进行了5分钟，我透过耳机听见扫描序列被中止，周博士按下控制台上的麦克风按钮，试图告诉袁田不要在扫描过程中移动头部。麦克风那边没有回应，只传来沙沙的噪声。我没有在意，继续低头看我的论文，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周博士重复说了几次之后，离开座位走进扫描室里。看来他们的沟通并没有效果。我继续带着耳机，斜眼打量了一下，完全没有在意扫描室里发生的一切。

也许过去了二十分钟，也许更久，我忽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周博士进去的时间有点太长了。我摘下耳机，整个控制室里只有扫描仪静息时低沉的噪音，安静得出乎我的意料。扫描室的门开着，我透过连接两个房间的视窗望去，昏暗中隐约看到周博士的身影。

我有点疑惑，想知道周博士那里有什么麻烦，于是起身向扫描室走去。当我第一步踏入那个房间的时候，心里就不由的一惊。我看到扫描床上的袁田正在以一种反弓的姿势抽搐着！我心里一沉，意识到这可能是癫痫大发作，便一步抢在她面前，将她的身体侧翻过来，并试图找样合适的东西塞到她嘴里，防止她咬伤舌头。她面部的肌肉因为痉挛全部变了形，口鼻不停地流出粘液，嘴里不停地叨念着一段语句。她的嗓音尖利刺耳，仿佛伴随着喉部肌肉的痉挛，听不清楚她说了些什么。

她需要急救！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回头看向周博士，示意他来帮忙。这时我注意到，周博士的状态也很不正常。他站在离扫描床一米远的地方，目光死盯着袁田，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以外他是被吓呆了，就大声吼道：“周清宇你他妈在干什么！？”

周博士还是没动，紧接着，他忽然嘴唇一张，微微抖动着，开始念念有词，虽然情况紧急，但我还是听到了他所说的东西，不由得心生寒意——他在用相同的音调重复着袁田所说的语句！

惊恐过后，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愤怒，骂了一声娘，重重地拍向他的肩膀，他像打了个寒战一般猛地抖了一下，眼神重新有了焦点。他吃惊地看着我和袁田，似乎不知如何是好。我喊他过来帮忙，他才恍然恢复了神智，慌张地查看病人的情况，并帮她清理阻塞的呼吸道，似乎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无暇多想，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病人需要治疗。我让周博士照看着袁田，自己跑到走廊里寻求帮助。王主任和另一名医生应声而来。我告诉他们受试者身体状况出了些问题，需要送急诊。王主任听后非常愤怒，显然这一突发事件给他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和潜在的事故责任。他一边骂我们前期工作没做好，没有提前筛除身体有问题的受试者，一边跟着我走进扫描室中查看。

这时我看到，袁田已经停止了抽搐，正躺在扫描床上抽泣。她瘦弱的肩膀依然在抖动，脸上挂满了泪水，看上去十分虚弱。周博士不知所措地站在床边，见我们进来便迎上前来。王主任眼睛一翻，厉声说道：“你们不要再做了。受试者出了问题你们担得起责任吗？”然后他又来到扫描床前，问袁田现在怎么样。袁田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没事。王主任挥手示意手下把袁田搀起来，送到外面去。我制止了他，说等她情况好一些我们就走。

王主任又嘟囔了几句，大意是让我们自己善后，别惹是非，又让手下安排我们离开，赶快去急诊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周博士轻声问袁田情况怎么样，袁田轻轻地点点头，身体的颤抖在逐渐减轻。我松了口气，她的癫痫缓解的很快。十几分钟后，我们扶她走出放射科，背后大门猛地关上了。

周博士急着带她去急诊，我说等我向领导汇报一下。我到候诊大厅的角落里给赵主任打电话，但没人接听。袁田慢慢走到我身边，看看我，又拉拉周博士的袖子，说：“我没事了。你们不用担心。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

说着，她便向门口走去。我一时呆住了，不知道该不该就这样让她走。周博士追上去，向她说了几句话，似乎是坚持要带她去检查。女孩摇摇头，接着走了。半晌，周博士从门外回来，对我说：“我把她送上了车，她回去了。”

那天晚上，当我躺在酒店的床上，回想整个事情的经过，内心先是感到惊慌，继而充满愧疚。因为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是，它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而不是如何帮助可怜的病人。我有些后悔没有挽留她做进一步检查，那同样出于我自私的考虑。

如果没有后续的一系列事件，这件事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平凡不过的一个小插曲，在我廉价的愧疚淡去之后，或被我记得，或被我忘记。袁田突然的发病，以及周博士怪异的举止，都可以被合理地解释。当时在我看来，袁田之前可能罹患了某种颅脑疾病，扫描室的噪音与封闭环境可能是癫痫大发作的诱因。周博士的反常举动也无可厚非。人原本就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强，许多人在危急关头呆若木鸡，这并不少见。

那天晚上，我和周博士都沉默无言。最后约定，日后再与袁田联系，问问她的情况。

回到西安的第一天，赵主任让我到他的办公室面谈。他已经从王主任那里知道了袁田的事。他责备我没有提前做好工作，埋下了隐患，险些造成责任事故。我承认了错误，并告诉他我将再和受试者联系，如果确有重大疾病，那么就将其排除出本研究。赵主任叮嘱我，以后一定杜绝这种安全隐患，然后就挥挥手，示意我抓紧去办。

转眼间一周时间过去了，年终岁尾，我一直忙活着各级年终总结的事。等我腾出空闲，元旦假期已经过去了。2016年1月4日早上，我重新检视了袁田的调查资料，找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但是她的电话无人接听，我又反复拨打了几次，结果还是一样。

在打电话的间隔中，我开始翻看袁田的资料。第一份资料，是来自2013年夏天的基线调查，包括袁田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疾病史与家族史等等。在疾病史与家族史部分，均写着无重大疾病。我接着往后翻，直到2015年秋天最近的一次调查，疾病史一栏依然一片空白。这也难怪，因为按照既往工作惯例，如果某位受试者在前期调查中被发现患有重大疾病，肯定会被排除在外。我放下资料暗自沉思，如果袁田没有在调查中撒谎，那么直到今年秋天，她都没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

周末我向赵主任汇报了袁田的情况。在主任办公室门口，我正好遇见了周博士，他也要来汇报工作。周博士说，上次磁共振的数据已经整理好了，待会儿拿给我。我想到上次出差回来一直忙忙碌碌，交流不多，便邀请他下班后一起去五路口吃饭，他笑着说好，然后进了主任办公室。

晚饭我们叫了一桌水煮鱼，聊了很多闲话。周博士来科里才半年，上次是他第一次去西藏，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总体还算愉快。我告诉周博士，我试着联系袁田了，但是没能联系到她，电话开着，但没人接。周博士看上去有点担忧，嘟囔着别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说：“你也别多想，没有消息有时也是好消息。”

周博士点点头，不置可否。他低头喝了口啤酒，然后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自从上次回来，我反反复复地做一个恐怖的梦，这个梦和那个姑娘有关。我虽然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这个梦境总让我感到不安，我担心……她发生了什么意外。”

我看着周博士，问他梦到了什么。周博士表情严肃起来，他说：“我梦到了西藏的群山，我好像站在群山之间的谷底上，四周只有一股股的团雾，什么也看不清。我感到一阵阵恐惧，在梦里也感觉到四肢冰冷，感到周围的云雾里隐藏着什么……什么邪恶的东西。” 

邪恶的东西。我看他皱着眉，半天才挤出的这个词语，内心升起一丝恐惧。

周博士说：“接着，我面前不远处的团雾里出现一个人影，我看出是那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她看上去像是一个死人。死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周博士接着说：“她周身皮肤都是灰色，像是血流干了的尸体，如果不是因为站着，我肯定认为那是个死人。”

我想起了自己在急诊科实习的经历。人们喜欢用苍白来形容没有血色，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见过失血过多死去的尸体，它是灰色的——那才是死亡真正的颜色。

周博士又抿了一口啤酒，此时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接着说：“她向我抬起手，用尖利可怕的声音对我嘶喊，向我求救。我呆在当场，心中十分恐慌但又不敢向前，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那姑娘像是被什么东西从背后吸住，快速倒拖着消失在了云雾里……

“我知道自己在噩梦里，想让自己醒来，但是未能如愿。我想要逃避，但是其他方向的云雾里似乎都隐藏着那种邪恶的东西，我只能沿着那姑娘消失的方向走。我越走越觉得胆寒，因为她被拖走时在脚下尖锐的石块上留下了拖行的血迹，甚至还有头发和碎肉块。我想，她是活不成了。”

周博士的话让我感到胃里一阵痉挛，但我无力打断他，他继续说：“走了没多久，眼前的云雾里出现了一个高耸入云的黑影，我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近，直到我看到那个黑影的实体。那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我站在它面前就像一只虫子。它是用长度惊人的黑色巨石直接堆成的，看上去非常古老，像是某个远古文明的遗迹。周围静的出奇，我能听到这城堡里面某处传来那姑娘的惨叫声。” 

我试着想象这梦中的场景，但头脑中出现的景象令我十分不安。我问：“然后呢？”

周博士摇摇头：“每次梦到这里我就会惊醒。”

我努力不让自己的不安流露出来，我拍拍他的胳膊，安慰他说：“上次受试者突然发病的事，给你留下了心理阴影，你担心她的安全，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然而不等我说完，周博士便挥手打断了我，他紧张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继续说道：“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我几乎每天都会梦到相同的场景，你不觉得奇怪吗？”

说实话，如果他的话属实，我也觉得奇怪，可当下又想不出什么好的说辞，只好说：“现在时间才过去两周，你还没有走出精神应激的状态。我会继续想办法和那姑娘联系，等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你就可以安心了。这个噩梦不会困扰你很久的。”

周博士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2

之后，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十分冷落。周博士似乎还在沉浸在梦境的思考中。天色渐晚，我们分手道别。袁田突然发病对周博士造成的影响之大，让我感到十分意外。

几天后，我再次联系袁田，依然无果。袁田的失联让我更加不安。于是我查阅了受试者的花名册，袁田研究生就读的专业一共有两名受试者，袁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一位名叫贺潇潇的女生。于是我拨通了她的电话，问贺潇潇认不认识袁田。她给了肯定的答复。我对她说，现在我联系不上袁田，你能不能让她给我打个电话。贺潇潇听后愣了一下说：“袁田，已经病休了。”

我不由得还是吃了一惊，忙追问她袁田得了什么病。贺潇潇有点犹豫地说：“我也说不准，听说是精神病。”

精神病？贺潇潇的话让我觉得难以置信，虽然我曾经目睹袁田癫痫发作，但我没想到她会有精神症状。我说：“之前我随访她已经超过两年了，但从没听说她得过这种病，什么时候发现的？”

贺潇潇慢吞吞地说：“据说袁田得病也就是最近一个月的事。她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突然。大家觉得她行为反常，就通知了学校，后来送她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去了，不久她家里人就来办了休学。”

我又问她袁田的具体症状是什么，但她说与袁田平时交集不多，细节说不清楚。我只好向她道谢，随即挂了电话。

距离上次见面仅仅过去三周，袁田已经到了不得不休学的程度，她健康状况的恶化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不知道她出现了怎样的精神症状，也不知道她在过去的时间里经历了什么。她的患病给我带来许多疑惑，而她的失联更让这些疑问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再次拨通了贺潇潇的电话。我说：“我们课题组非常关注袁田的健康问题，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和你面谈一下，还希望能够找一位了解袁田情况的同学。”

贺潇潇同意了，但是她现在放假在家里，我们约定春节后在拉萨会面。

春节后的第一次科室例会，由我来做新学期的第一次学术活动。那天，我介绍了牛津大学磁共振中心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表于2015年的《科学》杂志，主要内容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解读大脑视觉皮层的血氧依赖信号，进而还原受试者看到的图片或者梦境。我对这项“读心术”很感兴趣，第一是因为这项研究与我目前的工作有些许联系，第二是因为该论文的作者叶素博士，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

十几年前，我们成绩相仿，考上了各自的大学，后来又先后走上了科研道路。但显然我们的进度并不一致，当我还在忙于各类行政事务时，他已经站在了离科学前沿更近的地方。

我花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讲述这项研究，但是开始后第十分钟，我就注意到在座的诸位对研究内容并不感兴趣。坐在会议室首席的赵主任频繁地接打着电话，而负责课题汇总的科研秘书张老师在不停地用铅笔敲打着桌面，他细小的三角形眼睛在肥胖的脸上显得不很明显，但我清楚地知道他在不耐烦地紧盯着我，显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讲。我讲完后，没有人提问，我尴尬地走下来落座。

张老师马上开始总结这个假期每个人的科研工作。他照例客气地肯定了每个人的贡献，然后话锋一转，落在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上。大家都知道，那是周清宇博士负责推进的项目。张老师随即板起一张脸说，上头对项目进展做了重点批评。同时，赵主任放下了电话，一脸不满地教育了几句，督促大家到实验室去，加快工作进度。但与此直接相关的周博士，却安安静静地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似乎一切都与他无关。

会后，我悄悄来到周博士所在的集体办公室里。屋里没有其他人，可能大家都到实验室去了。下午五点的斜阳沿着老旧的苏式建筑又长又窄的窗户投射进来，在办公室中央的玻璃钢隔断上留下橘红色的光影。周博士坐在办公室内侧那个最不起眼的位置上，整个桌面笼罩在日光的阴影里，上面摆满了各种杂物。我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问他近况如何。周博士许久才抬起头来，似乎因疲惫而不想讲话。我看着他毫无血色的脸，不知为何想起了第一实习时问诊的那位胰腺癌病人。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心底升起一股类似恐惧和悲哀混杂的情绪。

周博士回应似的对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看到他两只眼睛爬满了血丝。又过了很久，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你还记得……我说得那个噩梦吗？”

我点点头说：“那个受试者的梦。”那天晚上周博士描述的场景如同一幅幅电影画面，在我脑海中重现。

“对，就是那个梦，”他继续说道，“它没像你说的那样慢慢消失，反而越来越频繁。现在我只要一合眼，就会进入那个场景，每天都一样。而且，袁田的呼救声越来越清晰。”说到这里，他不自然地抖了一下，“一个月前的某个晚上，我在梦中惊醒，我睁开眼睛，看到了房间的天花板和周围的摆设，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梦中，可是她尖利的呼救声还是没有消失，她在向我求救！” 

说到这里，周博士目光呆住了，好像丢了魂一样缓慢地呢喃道：“从那以后，我在白天也能听到她的求救声。”忽然，他一下子回过神来，他的眼睛紧盯着我，又似乎盯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一字一顿地说，“即使是现在，我依然能够听到！”

我被他吓到了，但进而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凉了下来，我知道他一定是患上了精神疾病，才会产生这样可怕的幻听。但是，我仍然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不自觉地沿着他的目光回头望去，我的背后是惨白而陈旧的墙壁，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盘算着如何劝周博士去看医生。他忽然问我：“你联系到袁田了吗？”

我说还没有，不过我联系了她的同学，并把上次跟贺潇潇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周博士听后，用一种带着恶意的眼神死盯着我，仿佛我在撒谎。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确定她真的在家吗？”我被他盯得很不自在，就回答说，她的同学是这样说的。

周博士脸上露出一丝惨笑，表情十分难看。他诡异的神情让我感到恐慌，我知道，他的幻觉与妄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我脑海中搜索着一系列有关精神疾病的医学名词，而这些名词如同指缝里的沙子一般迅速地溜走。我故作坚定地说：“清宇，你的状态很不好，需要去医院。”

周博士没有回答。我忽然注意到他两眼直直地望向虚空之中。他不再说话，也没有任何的动作，抓在转椅扶手上的双手在微微地颤动。

我拍拍周博士的肩膀，呼唤他的名字，他毫无反应。我意识到，那是癫痫的失神小发作。我脑海中想起袁田当时的惨状，紧张得从座位上跳开。这时，更让我毛骨悚然的场景发生了，周博士开始用一种尖利的声音念诵起一段意义不明的词句，正是那天晚上袁田在痉挛中吐出的词句！我像中邪一般愣住当场，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周博士一个人的声音，显得清晰而刺耳。那是一组有十几个语音组成的语句，我无法理解它的含义，甚至不确定那是什么语言。

我不由自主地慢慢向后退去，继而转身跑到走廊上向其他人求助。我朝着一间又一间办公室望去，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所有人都在那该死的实验室里。我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周博士的办公室里，思考着如何带他到医院去。可是，就在我离开的半分钟，周博士已经恢复了正常。他的眼神黯淡而悲凉，看上去十分疲惫，他静静地看着我，用平静得可怕的声音对我说“我没事。”接着他挤出了一个十分勉强的微笑。

我觉得自己有点失态，于是试着安定心神，对周博士说：“你的状况非常不好，我得带你去附属医院。”

周博士已经背过身去，他头也不回地对我说：“不用了，我回头自己会去的。”我还想坚持，但他似乎并不想继续和我交谈，用力地挥挥手，示意我离开。于是我只好悻悻地退了出来。

当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床上久久无法入睡，周博士的现状让我十分不安。我试着用现有的医学知识解释周博士的症状，他在西藏受到了精神刺激，这种惊恐体验让他产生了心因性幻觉，继而产生了妄想。我怀疑他罹患了心因性精神障碍。我又想起了那个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晚上，想起了袁田在扫描床上抽搐的肢体。一切的起点都指向了那个夜晚。

我尽快安排了与贺潇潇的见面。临行，我安排一个带教的研究生观察周博士的情况，如果情况有变，就及时向主任汇报。随后，我乘飞机飞往拉萨。

第二天中午，我约定与贺潇潇在西藏大学老校区的门口见面。十一点钟，我见到了贺潇潇和另外一个姑娘向我走来。贺潇潇中等身材，看起来没有什么特点，我虽然曾与她见过，但着实没什么印象。新来的女孩梳着短短的马尾辫，看起来沉默寡言，贺潇潇说，她叫杨枫。当时已经接近午餐时间，我请她们到老校区不远处大昭寺旁边的尼泊尔餐厅吃饭。

杨枫是袁田的室友，自从2014年入学以来，她们就共住在同一个寝室，她目睹了袁田精神失常的整个过程。

一切要从半年前说起。半年前的十一假期，她们宿舍三名女生组织去阿里旅行，那本来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她们从拉萨乘飞机到噶尔的昆莎机场，然后乘车到距离冈仁波齐不远的普兰去。说到这里，杨姑娘给我看了几张手机照片。其中一张是三个女孩的自拍，她们背后停着一架新舟60飞机。袁田看起来十分开心，没有一丝病容，正对着镜头开怀大笑。

事情的转折点是在到达普兰县的那天。她们到达时已经是傍晚，于是就在车站不远的宾馆住下。说到这里，杨枫脸色沉了下来，像是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她们在宾馆的走廊里，遇见了一个癫痫病人，准确地说，是袁田遇到的，当时她正准备外出买些杂物。

“癫痫”一词立刻让我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周博士的失常也是从目击那次意外的癫痫发作开始。我催促她继续说下去。

杨枫接着说，那是一对刚从玛旁雍错与冈仁波齐观光回来的内地游客。那个中年男子突然发病，一边抽搐一边囫囵地说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词句，而他的配偶在旁边只是哭喊，毫无办法，周围房门紧闭，一个人都没有。袁田原来做志愿者时学过急救的知识，便一边通知酒店联系急救，一边蹲下来尝试救助那个男人。可是，情况超出了她的预料，那个男人在她的手臂里一下子昏死过去。那个女人也似乎在那一瞬间回过神来，拼命指责袁田害了他的男人。袁田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又被女人抓住脱不了身，直到在民警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全身而退。自那以后，袁田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她告诉杨枫说，自己总是被一系列噩梦困扰，梦里那个被她救助的男人不幸惨死，袁田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听着杨枫的讲述，感觉自己的心脏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几乎已经猜到了后面发生的事情，这与周博士的经历十分相似。奇怪的癫痫发作，紧接着是目击者的精神失常。我仿佛看到一个魔鬼从原发患者身上释出，附身到下一个受害者身上。

当时杨枫安慰袁田，说只是个梦而已，实指望时间长了，她能够不治自愈。但事实并非如此，返回拉萨后，袁田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转直下。她曾经对杨枫哭诉，她开始梦见一个可怕的黑色神庙。她向杨枫描述了那个神庙的样子，它的外观看起来高大而丑陋，有股子说不出的怪异。杨枫的转述立刻让我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因为袁田对梦境的描述与周博士实在太过相似，我甚至相信他们在梦中见到的是相同的景象。古老的城堡，或者说，黑色的神庙，是同一个事物在他们脑海中的投影。我无法理解什么样的机制能让两个人产生同样的幻想，仿佛一股未知的怪力给他们的大脑输入了相同的图像。

我接着问杨枫，之后袁田是否有向她说过梦境的细节。杨枫此时已经快要哭出来了，她说，袁田再没提过这些，只是看起来越来越虚弱。袁田在大多数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异常，她只是越来越沉默，不愿意和别人说话。后来，她发现袁田会在独处时自言自语，甚至无故失踪，这才觉得情况不对，于是就报告了学校。

听到这里，我忙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杨枫说，她记的很清楚，第一见到袁田自言自语的那天，是圣诞节。我暗自思忖，那就是我们目击她发病的第二天。袁田的疾病进展很快，学校和家人送她就诊，很快就办理了手续，她就这样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说到此处，杨枫终于留下了眼泪，看来她平日与袁田关系很好，袁田的离去让她十分难过。我和贺潇潇在一旁安慰她。我不由得暗自担心起周博士的安危。

晚上回到宾馆后，我给周博士打了电话，但是他关机了。我把手机扔到一边，坐在沙发上，思考这一切。

如果将周博士与袁田独立来看，两者的病症或许可以视为心因性精神障碍一类。但是与该类疾病相比，他们的症状要严重得多，他们不但出现了反复的噩梦与恐惧体验，甚至出现了可怕的幻听和癫痫。他们的症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缓解，相反，均呈现出进行性加重的形势，这在心因性精神障碍中并不常见。

而如果将两人的疾病合并在一起来看，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他们的患病都开始于目击其他患者癫痫发作，而癫痫发作也是他们后期的重要症状之一。在一次又一次发病之间，构成了一个闭合的怪圈。让这种疾病如同病毒一般在人群中传染，而它的易感人群就是内心脆弱的人们。一个人的痛苦可能在另一个人心中留下长久的回响。如果继发患者的内心有一个脆弱的缺口，细小的涟漪也会引起决堤的洪水。

想到精神疾病可以传染，我不禁觉得自己可笑。我无法想象这种疾病的传播途径是什么，自然界没有任何一种微生物或者寄生虫能够发挥如此的作用。我仔细回想袁田发病的细节，感觉脑海中有一些细节闪过。我想起当时袁田口中吐出一段词句，她嘶哑而尖利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那段词句也曾被周博士念诵过。它像一整段编好的程序信号，输送到周博士的耳朵里，后者如同一个信号接收器一般，产生了后续效应。莫非这就是疾病传染的关键？

想到这些，我感觉一阵沉重的恐惧感铺面而来，不得不坐起来打开所有的灯。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我只是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种疾病是被创造出来的！它的创造者设计了这种精确的传播方式，把那些可怕的影像投射到受害者的脑中。我不确定人类是否拥有这样的力量。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个可怕的发明？是那个巨大建筑的主人吗？我又想起袁田与周博士口中吐出的语言，那语言同样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那一刻，我几乎对自然科学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我感觉万事万物不过是贴在墙壁上的劣质壁纸，一切都是空洞与虚假的，而我手里正捏着这张壁纸翘起的一角。我的恐惧渐渐淡去，一种莫名的情绪袭上心头。

我强迫自己停止思考。我会继续探索下去，但不是今晚。夜晚会让人的思维狭隘，也许我错了。但愿我错了。我闭上眼睛，放了些轻松的音乐，试着入睡。

整整一夜，我被困在复杂而阴暗的梦里。我在狭窄的巷道里奔跑，似乎在躲避着身后的什么东西，可又说不清追我的到底是什么。忽然，一阵电话铃把我惊醒，我睁开眼，已然天光大亮，梦里的事情已经忘了大半。我拿起手机，是科里打来的。

3

周博士失踪了。

就在我和姑娘们交谈的那天上午十一点，人们发现了周博士的失踪。当时，科研秘书张老师不点名地指责某些同志没有把中期汇报发给他，而赵主任也做了不点名的批评。与会众人都知道他们说的是周博士，于是偷偷地在会议室里搜索周博士的身影，大概是想看看他的反应。过了好一会儿，大家陆续意识到，周博士并不在场。赵主任很快也发现了这一点，生气地询问：“这个周清宇到哪去了？”

没有人回答。一个声音小声嘟囔着，“我好久没看到他了。”这个声音引起了小范围的讨论，最终讨论的结果是，自从上周二的分生实验结束后，就没有人见过他了。

讨论过程中，有人悄悄给周博士打了电话，但他的手机关机了。会议匆匆结束，科室全体人员尽其所能地寻找着周博士。可是直到当天晚上，寻找工作依然没有任何进展，所有的同事、同学、室友都没有他的消息。第二天早上，科室行政秘书在周博士的一份档案里找到了他山西运城父母家的电话，然后与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周博士没有回家，也没有和家人联系。他就这样消失了。

科室不得已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了情况，并向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局报了案。根据公安系统的调查，周博士在3月3日由西安咸阳机场乘坐西藏航空TV9884次航班飞往拉萨，当天换乘TV9807次航班飞往阿里昆莎机场，此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交通与住宿信息，好像这个人就在阿里蒸发了。

整个科室陷入了恐慌而又亢奋的氛围之中。赵主任和行政秘书忙着向学校说明情况，而其他人都在议论着关于周博士的一切蛛丝马迹。朋友圈里出现了为周博士祈福的状态，开始是一个，接着逐渐增多，继而刷了屏。到了当天晚些时候，所有的状态都对周博士的处境越来越悲观，人们议论着，猜测着，消磨掉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那两天，我也给周博士打过几个电话，一样毫无结果。他的妄想症状出乎我的意料。我无法想象，是何等真实的幻觉才能让一个人不远万里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我也无法理解造成这种幻觉的力量。周博士去了阿里，去了袁田曾经去过、并感染上奇怪疾病的地方。那里到底有什么？一种莫名的恐惧牢牢粘在我的思维里，再加上我没有阻拦他造成的愧疚感，让我对周博士的处境更加忧虑。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第二天一早，赵主任接到了一通电话，是阿里警方打来的。很快，电话的具体内容就在科室内散布开来。周博士找到了。当时，他躺卧在阿里地区普兰县219国道附近的石滩上，一群下车休息的观光客发现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到那里的，在那里躺了多久，他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因为他当时已经陷入了昏迷的状态。他的头部似乎遭到了重击，生命垂危。他的手里紧握着一只空钱包，而全身上下只有一部没电的手机。

学校负责人和周博士的家人马上动身赶往当地。赵主任给我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是焦虑，他说：“现在学校和家属协商，准备把小周送到拉萨接受治疗，就在军区总医院，你对那里最熟悉，就代表科室去一下吧，协助处理一下善后工作，有什么情况及时和我汇报。”

我答应了。他顿了顿，又象征性地道了声辛苦，就挂断了电话。收拾好手边的琐事，我立刻动身启程。从赵主任电话接通的那一刻起，一个设想如烟雾一般在我脑海中升腾，它不断盘旋着，成长着，终于在电话挂断的瞬间固化。

当我赶到总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院方正在安排周博士的磁共振检查，在放射科里我又见到了那几张熟悉的面孔。看样子学校已经做了充分的工作，我们和院方的沟通十分顺畅。我找了个机会来到那间熟悉的操作室里，一个技师正在做扫描前的准备。我和他攀谈两句，然后以科室的名义要求他添加了功能磁共振的扫描序列。这些序列能够完整揭示受试者的全脑激活情况，而花费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十几分钟。那个技师同意了。几十分钟之后，我拿到了这份临床检查之外的磁共振数据。

当天晚上，我在住院部的特护病房里见到了周博士，病房里并不是很暖和，他的病号服下罩着鼓鼓囊囊的冲锋衣内胆。他的外伤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救治，CT与磁共振均未发现器质性脑组织损伤，轻微的硬膜下出血已经消退，但他始终没有醒来。这些诊断结果也被传回了西安，双方专家会诊，均没有头绪。与其说是昏迷，他更像是睡着了，只不过没有人能把他唤醒。

周博士的父亲坐在床边，和我交谈了几句，眼神中不时透露出绝望而困惑的神色，让我不愿意面对。待了几分钟，我决定告辞，就在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的余光扫到了放在旁边窗台上的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很普通的钱包。

但我认得那个钱包。因为2015年12月24日晚上，这个钱包就放在我眼前半米远的操作台上。我曾经认真打量过它，那是一款在大昭寺外八廓商城小商铺里随处可见的藏式钱包，看起来十分廉价。在它的拉链上，垂着一个磨损得很厉害的粉红色小猫挂饰，显得和钱包的风格格格不入。我知道，那是袁田的钱包。

我感到一阵晕眩，便匆匆向周博士的父亲道别，离开了病房。我头脑中黑暗的困局在那一时刻点燃了一丝光亮，但随即熄灭了，接着便是更加深沉的黑暗——两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在阿里相遇了！相同的幻觉让他们最终走到了同一个地方。他们都经历了什么？而袁田现在又在哪里？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与令人费解的谜题只有我一人知道，把我留在一个黑暗世界的中心，孤立无援。

是什么让他们产生了相同的幻觉？当晚，我独自一人坐在酒店的沙发上，试着分析周博士的磁共振数据，脑海里始终在思索这样的问题。当我用软件检视周博士的颅脑信号时，我有了一项惊人的发现。这项发现让我感到头皮发麻，双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试着镇定下来，又检查了一次，确认了这一现象。我发现，周博士神经元激活信号的时间序列，有着一种过分的规律性，几乎用肉眼也可以分辨出来。也就是说，他的几个脑区在用一种协调得几乎诡异的次序依次激活，似乎在不停重复着某种固定的思维活动，如同编写好的计算机程序一般，而这一现象，绝不可能出现在正常人身上。

我呆呆地站起身，觉得四肢冰冷，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我甚至不敢去打量台灯以外的黑暗，似乎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在暗处注视着我。我匆匆打开所有的灯，又跌坐回沙发里。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编写人脑呢？

等我回过神来，我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挖掘这批数据。我连夜给牛津大学功能磁共振中心的叶素写信，向他求助，想借助他们的脑成像数据库，解码受试者的视觉皮层信号。林素很快回了邮件，说尽快给了答复，似乎他也对这个受试者很感兴趣。

第二天半夜，我便收到了他的第二封邮件。他利用深度机器学习的方法，将受试者视觉皮层的激活信号与数据库进行了比对，并模拟生成了受试者脑中出现的视觉影像。附件里是一个分辨率只有160乘以160的JPEG图片文件，我把它下载打开。图片大体呈黑色，只有中间一个灰白色的物体。期初我以为那是一个十字架，后来我仔细分辨后发现，那是一个双臂奇长且略微下垂的瘦长人影。

我盯着电脑屏幕，脑子里十分混乱，不时迸溅出一两个让我胆寒的联想。我不禁暗问自己，周博士到底看见了什么？这时我的手机忽然叮的一声响，在死寂的房间里格外刺耳。我惊得一颤，颤抖着摸出手机。那是周清宇发来的短信，上面只有五个字。

我见到了神。

当我冲回医院时，周博士还在病床上昏迷着，他的父亲一脸倦容地陪在一旁，他的手机锁在病床旁边的床头柜里，没有人碰过，监视器里也不曾有他醒过来的记录。

那么是谁给我发了短信？

后来我托人查了这条短信的来源，的确是出自周博士的手机。可这只能指向两种可能性，且都荒唐无稽，要么，是有人费尽心力伪造了周博士的手机信号，搞了一出恶作剧；要么，就是周博士那被重新编码过的大脑，已经有了模拟手机信号的能力。

但我无从验证这些可能。打那之后，周博士一直处在昏迷之中，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苏醒的预兆，他的脑视觉成像图也陷入一片混乱，不再能揭示任何信息。同时，袁田也人间蒸发了。幸运的是，他们所患的疾病没有再出现过新的患者。

但同样，我也失去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的方法。所剩下来的，就仅有这个故事，和那幅诡异的脑成像照片。这三年来，我咨询过很多人，一直在想办法搞清楚整个事件的真相，可我们现存的所有方法似乎都会在进行一段时间后钻进死胡同。

我有种预感，袁田的失踪，并不能永远满足这疾病背后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有新的患者出现，这种疾病将会再次开始传播，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会有更多的牺牲者出现。

目前，周博士已经被转移到异学院，作为第008号异常体收容在研究中心。也许，当我们彻底战胜了新冠肺炎之后，我的那位传染病专家朋友，可以重新投入到这个项目的研究当中来。希望，我们能有所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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