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生家庭 第一章 我的爷爷(3)
——冯琳荃
小米煎饼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学成手,当上抓药师傅,那是一个被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非常羡慕的事情。
但是,爷爷的贵人卞老先生却对爷爷说,“抓药是技能,开药是本事。你只有学会给人看病开药,才能帮人解除病痛;你只有学会治病救人的本事,才能过上顿顿吃小米煎饼的日子。”
在卞老先生的开导下,爷爷放弃了一年能挣两石谷子薪酬,开始了他拜师学医的生活。
爷爷15岁那年,春节刚过,全家人就开始喜滋滋地忙着准备爷爷的拜师典礼。
正月十六这天,天刚亮,太爷爷就带着早就准备好的腊肉干、白鳞鱼、大公鸡、白面馍馍等六样礼品,来到卞先生家送“投师贴”。
旧社会学医拜师称为“投师”,也叫“请业”,“投师贴”是表达拜师的愿望和诉求。
旧社会的师徒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所谓“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就是那时师徒关系的真实写照。
太爷爷把自己的小儿子交给卞先生时,就把儿子的命运前途,全都交付给了卞先生。
太爷爷深知,自己的儿子能拜卞先生为师,那是老天爷赏饭吃!是祖坟冒青烟啦!是老冯家几代人行善积德的福报!
他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一边对着卞先生不停地作揖,一边颤抖着嘴唇说出心中唯一的愿望,“我和孩子他娘,就是想让孩子跟着您,能吃上小米煎饼!”
“小米煎饼”,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是奢侈品的代名词。顿顿吃“小米煎饼”,那是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山东人自古爱吃煎饼,而莱芜人对煎饼更是情有独钟。这种一年四季都以煎饼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其实,是由于长期以来,粮食极度匮乏所形成的。
在那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年代,我们北方种植的粮食作物中,小麦的亩产量很低,为了养家糊口,农民只能选择多种植亩产量相对较高的地瓜、玉米、高粱、谷子等杂粮,杂粮除了产量较高外,还因为往杂粮里面掺糠掺菜比较容易,再加上杂粮饱腹感强,又不太好消化,所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杂粮比白面垫饥、抗饿。再者,同样是这些杂粮,掺上谷糠或者掺上棉花籽、玉米芯、地瓜秧、榆树皮等磨成的粉,如果摊成煎饼吃,要比蒸成窝窝头吃,口感好很多,这可能也算是那个时代粗粮细作的一个办法。
那时候,郭王石家家户户能揭开锅的标志,就是每天早上能摊一盆糊子的煎饼。可这盆煎饼糊子里的内容,却是千差万别。而最顶级的,最令人向往的就是小米磨成的煎饼糊子。
小米煎饼,是那个时代,郭王石人幸福生活的标志。
初到卞先生家学医,爷爷白天随先生一同到药铺坐堂,晚上就在家里抄药方子,背《汤头歌》《千经方》《伤寒》等中医古籍。爷爷非常刻苦,常常通宵达旦。卞先生又心疼又高兴,也更加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从临床的“望、闻、问、切”,到中药的“辩证、论证”,再到“古方、验方、秘方”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
先生教的耐心,徒弟学的刻苦,不到三年功夫,爷爷已经能够处理一些简单的常见病。遇到夜间急诊,爷爷就代为出诊,回家后把医案详细地记录下来,第二天再请先生指正。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五年的学徒期已满。办了谢师宴,喝了满师酒,卞先生也给出具了允许他独立行医的师承“满师牌”(相当于现在的行医准业证书的木质牌子)。但是,爷爷却没有离开先生另立门户,也没有离开卞先生的家,而是仍然伺候在卞先生身边,照顾老两口的衣食住行。一直到卞先生驾鹤西去,他才挂出自己的招牌,正式悬壶行医。
那年,爷爷22岁。
爷爷终于吃上了“小米煎饼”。并且在后来的十几年中,相继为父母和家人翻盖了住宅、购置了土地、甚至还买了一头大黄牛。
1946年底,作为解放区的莱芜县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主旨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
那时,我的爷爷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大夫,他认真学习我党的土改政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土改运动的宣传发动期间,就主动将家中多余的土地捐献出去。
1947年5月份,定成分时,我们家定的是中农。是党和政府依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