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4

和老领导认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年。

为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我在从延安往西安的工作调动过程中，通过老友父亲的介绍联系到老领导，这两位老人曾是西柏坡和中南海的老同事，又曾前几年一起下放陕北洛川，因此对北京知青有了解有感情，自然提到我的调动之事就痛快应承下来。

调动还算办的顺利，来到了新单位，老领导是系主任，我在其麾下教研室工作，在以后10多年近距离的工作和生活接触中，逐步对老领导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的学识、领导力、工作作风，让我深为敬服，感触彼深。

有一段时间，与老领导的办公室相邻，新的办公楼刚刚启用，宿办合一，一人一间。老领导家在城里东木头市省出版局宿舍，早上来下班时走，每天来了后，不是开各类会议就是有人找，总是忙忙碌碌，我自然不便打扰他，但也想着尽力多关心他，和老领导认识以后，除看望时带点食品水果表示感谢之外，从来没有送过其他物品，看他有时中午连买饭都顾不上，我出点力还不行吗？遂用单位刚刚配发的液化气灶炒上两个菜，配上提前在食堂买的米饭或馒头让老领导回来吃上现成和热活的。谁知老领导是对我炒的菜不对口还是喜欢这种自做饭方式，自此后，他就常常在上午时就和我说：“今天中午吃什么，菜由我来炒！”我也乐得为他服务，早早买上几样鲜菜准备好等他来做。老领导炒菜真是一把好手，尤其是干烧茄子让我开了眼界，将茄子削皮，切成小块，用盐積干水分，锅里放油和几片干辣椒，放入茄块过油煸干，再放半杯水，几经翻炒水干出锅齐活。这本是正经干烧茄子的方法，可我却不谙此道，也是在陕北待久了，常常是点上一滴油，西红柿土豆茄子一锅烩，这固然有当地生活习惯使然，重要的是缺油，需知茄子最能耗油。自此后，那年夏秋，我和老领导时不常的就炒上两菜，有时还喝上一杯小酒，吃完饭时值午休，老领导躺在床上闲翻报纸，我和他抽着烟聊着天，老领导喜忆旧，他的片片回忆不断溶进我的脑中并记忆至今。

老领导籍贯河南南阳，40年代初高中毕业，遂与同学相伴千里，踏着战乱，赴陪都重庆考大学。抗战结束后，又随南开大学回迁天津继续完成学业。当时，“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湧，读经济学的对社会问题自然关注，在校期间又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很快便加入地下组织成了学运中坚分子，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老领导上了黑名单。党组织迅速安排隐蔽或转移，组织让他去河北平山解放区。老领导回忆这段时，话语中透着激动，“真危险呀！只差一步就被捕了，默记好组织交待的路线和联系接头方式跑出学校，坐火车离开天津，一路几次化妆过封锁线，好不容易到了平山，通过学习甄别环节后，组织分配到了中办”。当时中央机关面临接收大城市，迎接全国解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的重大任务，急缺知识分子干部。也是时势所致，老领导参加革命队伍起点之高一下进了中办，实为幸运。

历经两年西柏坡的革命锻炼，老领导逐步成长。北平解放，党中央进城，老领导随机关先香山后中南海从事机要工作。当时中央和军委合署办公，他讲国内平定后感觉工作有些轻松了，谁知又接着赶上抗美援朝运动，中枢机关和战场两地的往来电文让他们如军人一样，又回到了战争状态中，工作任务相当重，本想还准备脱离一段工作去继续完成学业，谁想已经根本不可能。

建国初期，国内运动频繁，“三次”，“五反”及“思想教育运动”接连不断，尤其是革命队伍中反复进行的“审干”运动，更是触及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人，白区过来的，又是知识分子更没跑，老领导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不像我的老友父母，人家虽是师范生也算知识分子，但人家出生陕北，根正苗红，历史清白，从延安跟着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东渡黄河，到了西柏坡，一路进了中南海，其父亲又担任了伟人的生活秘书，所以审干中轻松过关。在反复审干中，老领导对组织忠诚，材料写了一大叠，从中学到正式参加革命，所有经历在要求书写的“自传”中交待的详尽清楚，组织根据自述材料找证明人调查，结果一下出了问题，上面提到和同学一起赴重庆考学之事，其中这位同学经过调查，是参加过与中统有过联系的帮会骨干成员。这样一来中央机关肯定待不成了，老领导离开中南海被调往南京，到刚成立的军队机要学校，任文化系的系主任。当时在中办时军地双重管理，他属科级副团职干部，可到了南京，学校是师级编制，系应该是团级，可55年授衔时，却被授了个大尉，无形中被降了级。没过两年，在部队审干中又扯出这个历史问题，部队也待不成了，又被调到地方，再次回到北京，在中央高教部工作，可办公室椅子还没坐热，又赶上大跃进期间的干部下放运动，全家又举家西迁到了陕西西安，分配在当时全国总工会西北总分工会干部学校工作。

老领导是个开朗性情中人，沾点知识分子弊病，有话就说城府不深，到了地方基层，人际关系复杂更是不太适应，自然也难得进步。这以后，“四清”，“文革”，单位撤并，陕北下乡，待拨乱反正重新回到单位时，已物事人非，天命之后。这把年纪了还干什么？用院长的话讲，“如果再早两年，我这位子就是您的了”，院长说这话时我正在身边，耳听当时在座人都是一片惋惜之声。作为老同志曾历经坎坷，总得落实政策，而且这也是党的一贯干部政策。单位对此也重视，先有工会主席带人，背着一大包档案卷宗到北京找到中办了解核查情况，后又由我及人事处同志再去北京，找总参机要局说明情况，让该单位补写证明材料。厢红旗一处大院，通过警卫电话，一位自称姓李，上校军衔的干事将我们领进苏式屋顶高大的办公室，详情一说，李干事没犹豫，马上开了证明，估计他事前已得到中办方面信息，前后不到1小时，事情办妥，外调任务完成。回来后和先期外调的人一讲，他们笑言，你们真轻松，我们背着老李向组织交待的这一大包材料，上找老局长李致中，下找相关人，累的可是不轻，谁象你们公私兼顾，完事后去北戴河游玩，还捎着探亲。

真正落实老领导政策实际也不容易，之后又历经几年，经过核实、汇总、权衡、上报，还得赶上省组织部的审批机会，最终在老领导退休前三年，解决了副厅级待遇。实际用处于与老领导而言已意义不大，已然是教授了，两者待遇基本不差，说来也是争的这口气。

别以为说这些，是老领导要给自己争取什么，他可不是这样的人。我与老领导接识虽晚，但10多来与他相处，时时看到的是工作上认真负责，领导有方，生活中宽厚待人，关心同事。记得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是他的亲戚，该人在其上大学时，常受老领导生活资助，老领导赴京见这位亲戚，不是去解决自己私事，而是拜托这位亲戚向陕西省有关部门反映，多多支持我校的建设发展。果然这之后，省里有关部门给政策，拨款项，老领导的话起了作用，我校得以实惠。还有，为提高教学质量，他四处联系曾经的老同学，现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我校开设讲座，举办培训，使我校影响扩大，教育培训得到长足进步。

老领导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了，每年我都去他家探望，并顺便代他捎办一些琐事。有几次还留我吃饭，不尽使我又回忆起当年他大显厨艺的丝丝片段。以后我调回北京，逢出差去陕，都抽出时间去看望他，最后一次看他时，到了家中才知在医院住院，我即赶去医院，他正在吃饭，看老领导气色、精神还可以，只是多年前膀胱癌术后引起的其他身体的不适作祟。我说您80出头了，身体还挺结实。他说，人活到80岁，现在不是难事，要想没啥毛病继续活着，看来比较难。谁知一语成箴，在85岁那年因患不治之症，告别了人间。得知噩耗已晚，悲痛中在心里默默地悼念，愿老人家在天平平安安！

这些年忆起旧事，常回忆起老领导，他那1米8的个子，宽大的身驱，和善的面容，总是在我头脑中闪现，想念之余在此记述这篇不是悼文的悼文，以致怀念。

（本想文章中附上一张老领导的照片，一想还是打消念头，老领导的音容笑貌早就定格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