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崛起不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让深度解读来颠覆我们的常识！

一、楔子

我们要做大秦帝国崛起的课题，必定少不了分析“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内容很丰富，但大体包括：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耕战，废井田开阡陌，推行郡县制度，变更赋税制度等。基于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必须深度思考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秦国会接受商鞅的政治主张？为什么商鞅不去其他国家兜售其变法产品？在秦国变法小有成果后，其他国家为何不效仿其内容进行变法？秦国的变法内容真的有那么难复制吗？商鞅变法的内容这么多，促使秦国崛起的决定性内容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逐步弄清之后，我们会发现商鞅与秦孝公的关系不是北京遇上西雅图，我们也会知晓秦军打仗勇猛不只是因为军功制，我们会更加明白，秦帝国的崛起不是因为秦国遇到了商鞅，而是商鞅被迫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很难有真相。虽然真相难得，但是我还是很认真且很努力地去触摸。

二、马克思替人背了一口锅

以前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商鞅变法是把秦国从奴隶社会改造成了封建社会。秦帝国一统天下后，秦王朝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今天我要告诉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是我们坚信“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类社会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单线序列发展的。所以秦国以前是奴隶社会，经过变法后就应自然升级为了封建社会。我们之所以相信这套理论，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伟大的马克思说的。但事实上马克思从未规定社会形态诸阶段的固定模型，他只是提出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段式划分，特别加上“大体说来”的限定语，以预留讨论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未将中国称为“封建社会”，而是在其著作中经常冠以“中华帝国”、“宗法制度”、“东方专制制度”等称谓。而且马克思还明确提出他的四段论是基于西欧的历史发展，而不是针对整个世界史。他于1877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可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非是马克思的产品，可见马克思是替别人背了锅。其实“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源头是苏联在1938年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确定的，它僵化了马克思四段式划分的表述。后来郭沫若为了结合我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针，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确定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既然“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诞生本身存在问题，那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社会体制问题。换句话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并不一定实行的就是封建制。

本节小结：马克思从未提过人类社会必须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单线序列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不一定是封建社会，也就是封建制并不是秦国崛起的根本性力量。

三、柳宗元与毛泽东

毛泽东的智慧犹如大海一样深邃。他对历史的洞察和理解远胜于同时代很多历史学家。毛泽东肯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究其原因有服务其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方针的目的。如果说秦帝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那么沿袭秦政的历代中国王朝也自然不是封建制，那我党何来的反封建。但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脉络和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性质是想当清楚的。他在“文革”后期，开始不再支持郭沫若的观点。他在1973年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在这首诗提到了两个重要名词，一个是《封建论》，一个是文王，即周文王。《封建论》是唐朝人柳宗元所写。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批判当时有人想开倒车，否定郡县制而提倡周朝的分封制。如果以柳宗元的视角出发，周文王的分封制才是封建制，而郡县制恰恰取代了封建制，即商鞅的变法与秦朝的一统天下恰恰是让封建制走向了灭亡。可见封建制与商鞅变法的郡县制原本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对抗性力量，直至唐朝都还有争论。可见郡县制和分封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除了毛泽东、柳宗元以外，梁启超、严复、孙中山对商鞅变法后秦政的性质也有清楚的认识，梁启超称之为之“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严复称之“霸朝”，孙中山称之“君主专制政体”。他们都没有称之为“封建制”，那到底什么是封建制？秦国商鞅变法后进入的是什么体制？

本节小结：毛泽东、柳宗元、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从来不认为秦政及秦政之后的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反而实行的是与封建制水火不容的郡县制。

四、封建制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认为一个封建制国家应该具备以下三点：

（一）土地不可自由买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封建领主的土地由王者或上级领主封赐而来，不得买卖与转让。这种对土地的特权占有，具有“不动产的性质”，马克思称之“不可让渡的财产”，其伦理特质在于“不可收买”。是否保持土地的“不可让渡性”（或译作“非让渡性”），是区别封建制与非封建制的重要标准。全国土地只能由国王来分封、赏赐、授予或收回。当然，在这样的制度下，私人是没有土地的所有权的，更不能把土地当作商品来买卖。《礼记·王制》所谓“田里不鬻”（田地不得买卖），就是这种古老的规定。查商代甲骨文中，绝无土地买卖的记载。《管子》所称“农之子恒为农”（农人不许转作他业），《左传》所称“农不移”，《孟子》所说“死徙无出乡”（农人至死不得迁移），都是对封建时代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状态的典型表述。可见我国的周朝时期是典型的封建经济，《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的形成，已经充分表现了周天子对土地的所有权，贵族对土地的使用权及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器和牛耕），社会对土地的开垦力必定增长。开垦力的增长，必定会增加周天子原本无授予且当前无法监管的私田。私田一旦增加，贵族的实力必定大增，君王的实力变相减小，封建制经济也就逐步开始瓦解。

（二）贵族有封地和武装，并能参政平衡君主的权力。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封建制的国家应该犹如一家股份制企业，君主是董事长，各贵族是持股的董事。君主虽然在公司中所占股份比例最高，享受公司中最高的职权，但是遇到大事抉择，还得通过董事会的意见。所以我们在《左传》中屡见贵族力量对抗君王力量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晋国六卿，他的力量甚至超越了晋君，能定晋国君主的存与废。晋国如此，放大到整个周朝也如此，比如郑国的君主郑武公同时还在周天子身边担任卿士一职。好比我自己有分公司，但还在总公司担任要职。

这些贵族不仅能参政，且都有自己的封地和武装。所谓封地可不是虚封，而是实实在在可享受封地的经济收入和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孟尝君的薛邑就是贵族封地的经典代表。因为贵族拥有封地作为根据地，就有了进一步制衡君主的力量。所以封建王国君主的权力比不上后世集权利于一身的皇帝。

（三）封建制为领主制经济，而不是地主制经济。领主制经济，即封建领主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基本上是为封建领主无偿劳动，仅领取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打个比方，不论你为我赚了十万还是五万，我都只给你一千元，管你温饱。这个时期农民（农奴）对封建领主存在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但随着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封建领主自己的私田增多，为了更好更快的经营自己的私田，扩大经济收入，封建领主不得不启用更能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地主经济制度。还有一个原因是耕作井田，封建领主还要向周天纳贡，而私田完全是自己的，为自己干活肯定更能下血本。因而在地主制经济下，农民向领主完成规定的地租即可，剩下劳动成果可以自留使用。好比我给你布置的全年任务是缴租金五万，你只要能在规定期限内给我缴纳足五万，剩下的都是属于你的。你越努力，剩下给自己的就越多。这种转变伴随土地的私有化的进程，大概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时期。典型代表就是管仲在齐国实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及秦国“初租禾”。以此三点来看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周朝，准确来说始于西周，逐步瓦解在东周，最后亡于秦国。

本节小结：封建制的特点是土地都归君王所有，不得买卖，贵族只有使用权，农民依附贵族生存。同时，贵族拥有自己的封地和武装，有制衡君王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

五、西周与封建制

西周与商朝的关系是明朝和朝鲜的关系。明朝是大国，朝鲜是小邦。同理，商大周小，正常情况下周是灭不了商的，这个和商有妲己周有姜子牙无关。不过西周趁虚而入灭了商朝，但是武王克殷后，夜不能寐。因为西周相比商朝太弱小，一个是“小邦周”，另一个是“大邑商”。西周之所以能灭商，一是趁虚而入，二是上天眷顾。所以武王无时不刻都在考虑的是强大的商王朝何以会崩溃，其部族联盟何以会分崩离析，而新兴的周王朝又怎能避免前朝的下场？以及相对弱小的西周如何掌控“大邑商”留下来的权力空间。面对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武王和周公选择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可能是惟一的选择，因为面对幅员辽阔的领土、被征服的“殷顽民”和散布四处的各个部族邦国，西周政权根本不可能迅速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它只能采取“分封治理”的模式。周王朝如此管理天下，他分封的子公司也在其封地内复制总公司“分封治理”的管理模式，由此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虽然封建社会最终亡于秦朝，但是封建制毕竟是建立在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上，所以这种体制死而不僵。在汉初、西晋、甚至明朝都曾重新上演过。人，面对血脉亲情，还是很难一刀切割。

本节小结：面对外部的重重困难，中国人最相信的就是亲人。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六、落后的秦国

秦国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当其他诸侯国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秦国还是一个西陲的部落，帮周天子在汧水和渭水一带养马。因为养马养得好，周孝王很高兴，给了他一块地建城邑，当周朝的附庸。这个时候秦国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弼马温”。《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为：“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如果从周武王分封开始算起，周孝王已经是第八代周天子了。其他诸侯国从周武王时期就已经进入封建社会，而秦部落在周孝王时期才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当上了弼马温。犬戎犯境，平王东迁，西周结束，东周开始。周天子威望不再，对天下管控力下降。各诸侯贵族不仅大量扩充自己的私田，还侵吞周天子的公田，公然在周天子的田里偷菜。为此周恒王还和郑庄公打了一次繻葛之战。很可惜，周天子战败，周朝的分封制的衰败正式拉开序幕。在各诸侯国逐步走向封建制末期的时候，秦部落因为护驾有功，被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过后又因为血战戎狄，收复西周故地，终于有了自己的正式封地。此刻的秦部落正式变为秦国，社会体制也从原始部落的游牧制向奴隶制进行转变，直至在秦穆公时期，完全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并达到顶峰。接着，秦国的奴隶制开始逐步走向衰败。这里很有意思，东周时期，其他诸侯国是封建制体系逐步衰败，而秦国是从奴隶制建立到达到顶峰直至逐步开始衰败。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秦国的社会形态比山东诸国整整低了一个版本。

有人会认为，秦国虽然落后，但是打仗还是很厉害，这一点需要辩证的看。野蛮和落后民族虽可以在战争中一时对文明民族占据上风，但终究不是文明民族的对手，比如匈奴对大汉朝。变法前的秦国打西陲少数民族确实很在行，但是打山东六国就不行。秦穆公时期东出势头很猛，这也是用奴隶制的鼎盛时期挑战封建制的没落时期，有点田忌赛马的味道。但就是这样，秦国在最强盛的奴隶制时期还是被封建制的晋国硬生生的封印在了西部。到了秦国奴隶制开始衰落时期，就遭遇了文明强国魏国的痛击，基本没有还手之力。魏国名将吴起夺了秦国河西之地，完全阻隔了秦国与东方诸侯国和东方文明的联系并保持了对秦国长达八十年的压制。魏文侯是个厉害的君主，完全不亚于后来的秦孝公。他任人唯贤，励精图治，让魏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我认为他最厉害之处是有战略眼光，魏文侯时期在军事方面专注攻打秦国，志在蚕食灭秦。对内和睦三晋，对外不理睬齐楚的军事干扰。魏文侯对秦国的这个国家的地理优势及这个民族的威胁性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的战略方针就是要先灭秦。魏文侯要首先灭秦与拿破仑和希特勒志在征服俄国是同一个道理。如果想占领欧洲而不消灭俄国，整个欧洲是保不住到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俄国什么时候会捅菊花，更不知道这个国家所蕴藏的能量和爆发力。魏文侯不仅在军事上蚕食秦国，还对秦民族进行文化渗透。魏文侯在占领河西后，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从此开创了著名的西河学派。如果魏文侯和他的继承人魏武侯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秦国注定是要灭国的。但是天佑秦国，秦国遇到了第一次偶然。魏文侯的继承人魏武侯虽然继续保持了对秦国的压制，但是也热衷于与三晋搞分裂，与楚齐搞对抗。一个国家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魏武侯在四面树敌的同时也给了秦国一线生机，等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明君，秦献公，秦孝公的父亲，他对秦国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

话说秦国被魏国压制的时期，秦简公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一致对外，开始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被迫采用了“初租禾”赋税政策，秦国逐步开始向封建制转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首先我们知道“初租禾”和管仲时期的“相地而衰征”的赋税政策大同小异。相当于管仲时期齐国已经在实施“初租禾”，两百多年后的秦国才开始被迫使用，足见秦国的落后。其次，其他诸侯国在秦简公时期已经在逐步瓦解封建制，而秦国却才开始逐步走向封建制。也就是山东诸侯国正在升级为3.0版本时，秦国正在努力升级为2.0版本。那这里就有三个问题出现了：（一）落后的秦国最终进入封建制了吗？（二）山东六国在封建制瓦解后应该步入什么样的社会体制，难道是资本主义社会？（三）即使秦国进入了2.0版本，其他诸侯国也应该进入了3.0版本，秦国在体制上应该还是落后，凭什么能做到剧情逆转？

本节小结：秦国真的落后，落后得不能让人直视。如果山东六国的小朋友要捐旧衣服旧课本，一定会是捐给秦国的小朋友，对口扶贫。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进化程度，秦国永远是跑不赢山东六国的，但是秦国遭遇了基因突变，彻底变异了。

七、秦国崛起的谜底

秦国按照正常的进度，应该是步入封建社会，继续在体制上追赶山东六国。但是商鞅的出现拦腰斩断了秦国封建化的进程，让秦国的体制来了一个急转弯，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我姑且把这种体制称为“君主集权专制”。那么山东六国在封建制瓦解的过程中应该走向什么体制，我认为也是走向“君主集权专制”。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秦国实现了跳跃，直接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进入了“君主集权专制”，而山东六国却还在走向“君主集权专制”的路上。这次秦国完成了逆袭，因而商鞅的出现是秦国遇到的第二次偶然。

那为什么山东六国走向“君主集权专制”会相对缓慢。这个道理前面提到过，我们现在深度讲解一下：因为“君主集权专制”天生就和封建制水火不容。君主在实现集权专制的过程中必然会和分封制的贵族发生冲撞和对抗。封建制贵族势力越强大，君主集权专制的实现就越缓慢。山东六国都是老牌的封建国家，封建贵族势力强大，所以在君主集权专制的实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秦国。而秦国才刚刚从奴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封建制基础可以说十分薄弱，他实现“君主集权专制”就相对容易。所以秦国阴错阳错搭上了“君主集权专制”的高铁快车，实现了超越。这也是商鞅为什么不选择山东六国而一定要首先选择秦国的原因。

“君主集权专制”自秦国建立以来，伴随后来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完善，在清朝时期达到了臻于至善，也同时达到了僵化。这就能很好说明西欧为什么能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永远处于死寂状态。真实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封建历史太长和封建势力太强大，而是我们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只有在真正的封建社会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形态的否定之否定。而“君主集权专制”从诞生那天开始，不仅站在了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还同时站在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如果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条线上的不同阶段，那么“君主集权专制”就是完完全全的另外一条线。秦朝的一统天下和汉承秦制就已经在公元前就宣布了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绝缘了。或许有朋友会问西欧各国为什么没有大面积走入“君主集权专制”社会，这就是另外一个大课题了，犹如发问“西欧为什么没有实现大一统”。这两个问题我暂且按下不表，期待后面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除去商鞅的因素，山东六国迟早也会进入“君主集权专制”社会。没有商鞅的出现，迟早会有张鞅、王鞅、李鞅、赵鞅的出现。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是历史造就了英雄，而不是英雄造就了历史，英雄们只是影响了历史而已，他们只是当代史的代表人。但商鞅的出现也不能造就秦国的变异，毕竟商鞅只是外因。最终影响事物变化的永远是内因，对于秦国来说的内因那就是秦国的君王能不能识货。但秦国当时的君王恰好是英明神武的秦孝公，这是秦国遇到的第三次偶然。

即使秦孝公和商鞅都凑齐了，事情还不一定成，还需要秦国一穷二白，让秦孝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进行决定。追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打破铁饭碗，国企分流下岗。很多下岗职工失去了工作，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而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务工，在没有更多的工作选择下只要看到机会就扑上去狠干，结果又成就一批企业家。有时候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秦国当年的情景可以说比下岗职工和进城务工的农民更尴尬，更紧迫。所以秦国底子薄，一穷二白的情况是他遇到的第四次偶然。

“君主集权专制”一定比当时的封建制更优越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从商鞅变法的内容来看，其核心思想就是把秦国的一切资源要素都纳入到集权之下进行调动、处理和分配。这种模式会大大提高社会工作效率，降低交易与沟通成本，能够让国家综合力最大程度的迸发出来。如果你把“君主集权专制”想象成苏联的计划经济，一下子就能想通。你可以把“君主集权专制”看成给一个很原始很粗糙版的“计划经济”。沙俄在欧洲是很落后的国家，甚至一度干不赢瑞典。但是俄国在十月革命后，不到三十年时间就成为了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试问除了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能做到外，那个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能做到。集权与集中是迸发国力的最好办法。新中国建国初期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实行“计划经济”，何能在建国后的短时间内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苏联、新中国如此，秦国也如此，道理就是如此。这也就同时说明了我国历代君主专制王朝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前，能号称帝国称霸世界千余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凭借“君主集权专制”产生出来的效能。秦国首先完成了“君主集权专制”的完整变革，所以他迸发出来的能量最大，军功制等制度也只有在“君主集权专制”的土壤里面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很多人认为秦国的军功制很牛，但却不知最早实行军功制的不是秦国，而是吴起变法的魏国。魏国的魏武卒独步天下，选拔极为严苛。不过一旦成为魏武卒后就能享受优厚待遇。魏国会首先要保证“魏武卒”能分得百亩的土地，如果魏武卒是奴隶，那同时会解除与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自由之身。其次魏国对入选的武卒给予很高的物质待遇，并免除魏武卒全户的徭役和田宅税。再次，魏武卒可凭军功获取更高的爵位，享受更好的待遇。所以商鞅变法的军功制不是新事物，而是新瓶装旧酒。新瓶就是“君主集权专制”，旧酒就是魏武卒的待遇。魏国和秦国都实行军功制，为何魏国输给了秦国，一方面是秦国“君主集权专制”迸发出来的能量更大，另一方面秦国得感谢魏惠王的昏聩和齐韩赵帮忙，特别是齐国出了大力，在桂陵和马陵两次大战中大伤了魏国元气，秦国这样才偷袭魏国成功，重夺河西之地。否则，秦国即使变法成功，要走的路是更加的漫长和扑朔迷离。所以，魏国的自毁武功是秦国遇到的第五次偶然。

谈到秦国的“君主集权专制”我必须举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我们前面说过，封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实行地主制经济。山东六国是这样实行的，秦简公时期也开始实行，“初租禾”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商鞅变法后却把这种方式拦腰截断了。有人会说以前教科书讲的不就是商鞅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吗？我现在告诉你，这是错误的。董仲舒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但事实上，目前无论《商君书》还是出土的秦简，都找不到请过变法后的秦国允许田产随意买卖的的法律和田契。那么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的是何种土地政策，我姑且称之为“授田制”。在《商君书》和各类秦简中反而不时多见“为国分田”“制土分民”“受田之数”等表述。所以商鞅的土地政策是对奴隶制和封建制进行了扬弃，独创了“土地所有权归君王所有，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分配给民众，但赋税按照地主经济制实行”的“授田制”。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授田制首先打破了领主经济的赋税方法（农民只能求温饱），采用地主经济的赋税方法（纳完税后剩下的都归自己）并和爵位挂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秦国虽然还是采取周天子时期的授田制度，但是他是直接授田给第一线的农民而非贵族，打破了各级贵族的中间盘剥，做到了国家收入最大化。更绝的是秦朝官府还通过一些手段，防止土地过于集中在高爵位人手中。因此规定从第九级爵位“五大夫”开始，高爵位者不能再分配实实在在的土地，只能享受土地换算成的相应赋税，这就是“赐税邑”。另外，秦朝人民虽然有土地的使用权，但这个使用权也不是永久享用。等这个使用权传到儿孙哪里后，就会因为产权到期而被收回一部分土地，这有点类似我们现在房屋使用权只有七十年时间。那么儿孙们就必须继续努力耕种，以此方式才能保住现有的土地。所以秦国的土地政策从头到尾都是不走寻常路。自秦以后的历代君主专制王朝基本沿袭了秦政内容，唯独放弃了秦国的土地政策，直至新中国重新规定了民众的土地使用权有一定的期限。

本节小结：秦国的崛起是因为抢先实行了更能迸发国力的“君主集权专制”体制和拥有五次幸福的偶然。

八、尾声

如果魏武侯子承父业继续蚕食秦国，就没有秦国以后的崛起；如果不是商鞅的出现，秦国的崛起还不知道需要等到何年何月；如果不是秦孝公英明，有了商鞅也是然并卵；如果不是秦国底子薄，一穷二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了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好基友还是实现不了从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到“君主集权专制”体制的飞跃；如果不是魏惠王的昏聩和齐国的顺手帮忙，秦国的崛起之路也是路漫漫而修远兮。历史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构成，而英雄就是抓住了这一个又一个的偶然，让历史的偶然变成了历史的必然。

本文所参考及引用的书籍和文章：

1.《冯天瑜：马克思的封建观及其启示》

2.《冯天瑜：帝制时期的中国并非“封建社会”》

3.《荣剑：穿越“封建”的历史迷雾——对中国“封建主义”问题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4.《张不叁：秦朝穿越指南》

5.《商君书》

6.《睡虎地秦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