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千里捉奸

一、海边发呆

我从初冬的北京来到温暖如夏的海口，迎接我的是满街的扶桑花、三角梅、椰子树和棕榈。我住在海甸岛的白沙门，从窗口眺望出去，能看到海里的浪花。我来不及欣赏美景，从托运站领回自己的物品后，在房子里稍微布置了一下，就开始写作了。

我写的小说是一个女性弑父的故事，女主毕生都在和父权斗争。小说里的女权主题有自传性质，我本人和父权社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女主在与男权的对抗过程中，误入妓院，最后玉石俱焚。

我不了解妓女的生活，更没采访过妓女，但和妓女做过邻居，那是1994年的事情了。那一年，我在北京大学的西门附近租住了一间民房，每天关在屋子里自学，为北京大学成教院的考试做准备。隔壁住着一高一矮两个姑娘，她们白天都在睡觉，晚上涂脂抹粉地出门，第二天早上回来。当年的我年轻单纯，猜不透她们的工作，有一次在院子里相遇，傻乎乎地问她们是做什么工作的，矮个子姑娘回答说做“服务行业”的。既便如此，我仍然没有明白她们的“服务行业”是做什么，直到有一次她们在屋子里吵架，我才恍然大悟。

房子墙壁的隔音效果很差，两个姑娘吵架的全过程都收入我的耳朵。

高个子姑娘指责矮个子姑娘抢了她的客人，愤怒地说：“下次再抢我客人就不客气了，我能把你卖到山里去，信不？！”

“信。姐，我以后不了。”矮个子姑娘弱弱地回答。

高个子姑娘不依不饶地指责，越说越激动，开始哭诉自己悲惨的身世，提到了一个村庄的名字。最后，她咬牙切齿地说：“我就是死在外边，也决不会回那个该死的村子了。”

隔壁的我听得心头一惊——她和我一样，都有回不去的故乡。

这两个妓女的故事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决意把我的主人公设置成妓女的身份，是想暗示女主精神上的千疮百孔。

我的写作开始进行的很顺利，写着写着思维就陷入了胶着状态，我不得不停下来，下楼走到海边，坐在岸边发呆。

黄昏的时候，海边的人比较多，经常看到一些写生的学生，更多的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有一次，看到一对中年男女在钓鱼，女人一次次的甩杆，男人走过来告诉她怎么弄鱼饵怎么甩杆，女人不得要领，男人没有好气地嘟哝“啧啧，笨死你吧！”女人一脸习惯性的不在乎。我当即判断：这一对不是恋人，是夫妻。

有一天黄昏，我照例坐在海边发呆。一个男人在我旁边转了两圈，好像在找东西，也许是在想事情。男子又转了一圈儿，走开了，没走出多远，又走回来。我直直看着他的脸，男子不敢直视我，把头扭向一遍，一副很看不起人的样子。他来回踯躅着，终于停在我的面前，开口说话了。

“小妹，海浪什么时候最大？”男子的口音是海南普通话。

我打量男子，他长得很像当地人，年龄明显比我还小。不过，一般海南人都习惯称呼女人为小妹，尤其是市场的那些当地摊贩，当然，如果你不买东西的话，他们就改口“阿姨”了。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继续问：“涨潮是什么时候？”

我一直在摇头，他还想说什么，被我严肃的表情制止住，便转身走了。我心里好笑：一个海南当地人，问我一个外地人涨潮的时间，这种搭讪太稚嫩了。

有一阵子，海滩上驻扎了一些军人，他们喜欢游泳。我经常静静地坐在沙滩上欣赏他们的泳姿。其中有性情活泼的会和我打招呼，鼓动我下水，我摆手拒绝，有时候游到很远了，在海里吆喝我下去。有一个士兵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不下水，我说怕冷，其实是我的游泳技术不行。一周后，士兵们的帐篷营地撤光了，海滩又恢复了寂寥。

我提醒自己是来海南写作的，不是来看海的，于是克制自己不去海滩发呆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可小说的构思仍然进行不下去，我呆坐在电脑前，眺望窗外的海景，看着一层层白色的浪花向我涌来，我按捺不住地关掉电脑，下楼走向海边，继续坐在岸上发呆。

二、千里捉奸

我的写作生活很单调，要么坐在屋子里写作，要么坐在海边发呆。整个海口市只认识一个朋友，和一个邻居，而且平常并不来往。

我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胆子有点小，因为用脑过度，经常做恶梦。最可怕的是屋里出现过壁虎，恐惧症折磨得我不得安宁。半夜里，海风吹动窗户，像是海哭的声音，每每熬夜写作，我所有的毛孔都警觉地张开着。

有一天，我写作到半夜，正准备关掉电脑睡觉，突然响起急迫的敲门声，我魂飞魄散。鼓起勇气靠近门口问：“是谁？”

门外一个男人粗暴的声音：“开门！”

我当然不能开门，继续问：“是谁？”

门外的男人答：“保安！”

我听到是保安，心情放松了一些，又问：“有事吗？”

门外的男人粗暴地说：“查房！”

我奇怪了，问：“查房？查什么房？”

“开门！快开门！”门外的男人不耐烦地催促。

我听着声音有些耳熟，但在这陌生的城市会是谁呢？好奇心让我把门开了一条缝隙，门外站着的男人，竟然是我男朋友刘周！他穿着一身的黑色，脸色也很黑，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我还没把门全部打开，刘周就闯了进来，四处扫视，我大惑不解地问：“你干嘛呢？！”

刘周不回答，在空空的两居室里转悠了一圈儿，脸色渐渐舒坦起来，这才说：“我是来捉奸的。”

原来，我在北京和他说来海南独居写小说，他根本就不相信，以为我是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再加上朋友们的煽风点火，他就在北京坐不住了，果断买了火车票千里捉奸。我听罢原由，简直怒不可遏了。

“你神经病！”

“我想你。”

刘周说罢，掏出他的小提琴，可我的怒火还没发泄出来，还想继续发火，他抱住我说：“我给你拉一段小提琴吧，肖邦怎么样？”

我生气地说：“如果我想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会直接告诉你的，绝对不会偷偷摸摸欺骗你。”

刘周不和我争执，托起琴，拉了起来。深更半夜里，我的房间里配合着海风的呜咽声，响起了肖邦的夜曲。在刘周的琴声里，我哭笑不得。

接下来的几天我无法写作了，带着刘周坐在海边发呆，我看着海，他看着我。我让刘周好好看看海，他看也不看，脱掉了衣服，跳进海里，快速游了起来。他的自由泳姿很帅，那一刻我不生气了。刘周在海里向我招手，我在海边走动着，心想：他根本就是个孩子啊。

刘周和我都是性格不健全的人，像是两个孤儿，缺乏安全感，不懂得如何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忽而依赖，忽而自我。我们互相依恋，又互相伤害。

我的写作被打断后，非常焦虑。三天之后，我硬着心肠打发刘周回京，他一脸愁容地背着小提琴离去。在海口火车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向他保证，写完小说就回京。刘周上了火车，他的脸贴在窗玻璃上，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脸的悲伤和不舍。我盼着火车快开，让那悲伤的表情快速离开我的视线。

火车终于开了，刘周悲伤的表情渐行渐远……

三、孤独和自由

刘周离开海口之后，我又渐渐恢复了写作状态，又感受到了一个人的自由。

我太适合独身了，我和刘周的关系实际进入了事实婚姻的状态，虽然我们不要孩子。但是，在相互取暖之后，我们又被“亲密关系”所累，在我离开北京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对我充满了不耐烦。拉开距离之后，又追逐而来。我们需要对方的节拍不合了，当下的我，更爱自己的世界。

我从小喜欢和自己相处。童年的时候，几乎不和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每到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像猪一样围在桌子周围，我就觉得人生尴尬，不想做拱槽的群猪中的一员，端着自己的那一碗粥躲开家人。确切地讲是躲开父母，然后给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吃。我是家里的忤逆和异类，我生于猪圈，却天生高傲。在冬天的夜晚里，我也从家里躲出去。我端着油灯，在月光下偷偷潜入菜窖，然后滑动火柴点着灯芯，光亮在一米宽两米长的菜窖闪烁，我打开书本，心里充溢着安全感。

在海口这一座陌生的城市，在白沙滩这一片寂寥的岸边，我又找到了童年菜窖里的安全感。我天生是一个适合独身的女人，虽然胆小，却不怕孤独，从未怕过。人类生来孤独，人人生来孤独。于我来说，孤独是迷人的。

我想，如果刘周和我分手了，我可能不会再恋爱，我要独身一段时间，充分享受自由的生活。

所谓自由是什么，就是安全感，安全感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太过爱一个人，就把握不住爱的边界，就会为爱所累。当身心的空间边界在可控的范畴之内，这样就是最安全的自由。如果有一天我们母子想见，你若与我保持距离，我会尊重那个你能接受的距离，我爱你，但是不会冒然侵入你的精神领地；如果你愿意靠近我，我会张开臂膀，我的精神领地永远对你一个人开放，因为我是你的妈妈，而且我亏欠你。确切地讲，你是我的一部分，我渴望完整。

我一个人独居的日子里，思考了很多关于生存、命运，乃至生命和权力。我之所以思考这一些，和我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有关系。所谓饱暖思淫欲，反之，我在贫穷的时候，更多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比如，作为一个作家，我渴望尽情发挥想像力和直抒胸臆，而不是审视自己每一句话语的尺度，被恐惧感所羁绊；作为一个女婴、女孩、女人，渴望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关怀、爱、和地位；作为一个不再靠狩猎为生的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我想拥有受教育的权利，顺利经过小学、中学、大学。而且所接受的教育真实有效，不是谎言编纂；作为一个农民，我想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个土地不是租来的，也不是借来了，而是真正属于自己；我还想拥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居住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走在大街上，不会被抓走殴打或遣返回乡；我想解除我的恐惧，想说真话，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文字里。我想拥有爱的权力，也想拥有不爱的权力，无论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党，或一个国家。

这些渴望如果只停留在渴望的层面，我就是不自由的，无论我把自己藏在多么隐蔽多么狭小的空间里苟且偷生，都是不自由的。我之所以思索这些问题，和我内心的焦虑不无关系。首先，小说进行得并不顺利，才思枯竭的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团团转；其次，我的钱快花光了。

春节前夕的时候，我的闺蜜罗敷来了，好朋友许苍竹也来了，他们要和我一起过春节。刘周没来，他回京后很少和我联系。

四、转行

春节的日子里，我和罗敷及许苍竹一起去大海里游泳，一起在海边散步，突然感觉有朋友真好。

我和罗敷都爱吃木瓜，我们拎着编织袋去市场买五毛钱一斤的木瓜，每次买一大袋子，够我们吃好几天的。有时候我们逛街，累了就坐在椰子摊旁喝椰汁。当时的罗敷正在感情的沼泽里挣扎，我爱莫能助，只有陪着叹气和闲聊，她最终做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朋友们的到来让我又开心又焦虑，开心的事我享受了几天的惬意生活，焦虑的是我要转行挣钱了。朋友们走后，我开始盘算转行的事情。

我决意不再做记者了，因为社会条件所限，新闻行业没有前途，无冕之王是个空谈，更别想什么铁肩担道义。当然，我尊敬那些奋战在新闻行业里的良心记者们，特别是那些调查记者，但是我做不倒。“三年大饥荒”的专题稿件，是我记者生涯里最后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在考虑转行的事情。对于女性来讲，有个说法是：婚姻是第二次投胎。我则认为受教育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我从小有当作家的梦，可惜上到初中被父母逼迫退学。虽然到了北京后自学，最后考入北京大学成教院艺术学系，学的是广告学专业，并不是我钟爱的专业。我从小就有电影梦，这也是我连续两年考中戏和北电的原因，虽然没有考上，但是我看了大量的剧作专业书籍，我可以自学做编剧。

是的，我要当编剧写剧本了。

说做就做，我放下小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情景喜剧的剧本：《A座808》。模仿的是美剧《六人行》的套路，和后来的《爱情公寓》很像。

写完剧本，我收拾行囊离开海口，回到了北京的宋庄。刘周见到我，并没有欣喜若狂，他不像以前那样需要我了。我住到宋庄的第二天就因为“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场，十天之后康复。然后，盘算着推销剧本的事情。

我感觉到刘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或者是根本不爱了，他只是没有告诉我而已。糟糕的是，我没有感到失落，或者是我顾不上失落，因为我要忙于推销剧本。

我向很多影视公司推荐我的《A座808》，其中包括尚敬导演，幸运的是得到他的回音。他对剧本表示了认可，但觉得有点超前，让我暂时搁置一下，再写一个别的剧。于是，我根据自己和前男友徐汇的爱情经历，写了电视连续剧《我和我的情敌们》的故事梗概，剧本里讲的是一个北京姑娘和一个上海帅哥一见钟情后，果断奔赴上海，却突然遭遇了“前女友”及“假想敌”们的各种捣乱。在尚敬导演的推荐下，《我和我的情敌们》的故事顺利卖给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这也标志着我顺利转行。没有尚敬导演的知遇之恩，我的转行不会这么顺利。

我把小说搁置起来，心无旁骛的写剧本了。我和刘周的关系岌岌可危，两人平静地相处着。我一门心思地要把剧本写好。

五、出轨

我忙于写剧本，刘周除了练琴，就是在网店里卖他的音乐光盘，平时也去院校门口兜售。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有人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微微睁眼，认出那是刘周的身影。他在黑暗中蹲在我的床边，静静的看着我。我心里有些奇怪，但也没有问什么，因为太困，闭上眼睛又睡了过去。

翌日清晨，刘周早早的起床去球场踢球了。我从床上坐起来，回想起夜里的那一幕，再次觉得奇怪。渐渐的，直觉开始变得强大起来，我意识到刘周一定是出轨了。

当我对一个事情无法用理智判断，或者说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就信赖直觉。于是，我给球场的刘周打了电话，要他立刻回家。过一会儿，刘周匆匆回来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出轨了吗？”

“是的。”他只犹豫了一秒，然后干脆地回答。

我欣赏刘周的坦率和诚实，为他这样的回答而感动。任何真相都伤害不了我，只有欺骗能打倒我。

我忍着眼泪说：“谢谢你承认。她是谁？你爱她吗？你准备怎么办？你可以选择。”

刘周毫不犹豫地说：“我不会和她在一起的，我选择你。”

这种答案是我期许的，却也让我为难。如果他选择另一个女人，我会放手。我敬重爱情，谁的爱情我都敬重。刘周说他和那个女人不是爱情，只是一时的欲念失足。

我的眼泪决堤了，本来觉得自己早已不爱刘周了，为什么在知道他和别的女人有染之后这么难过呢，好像又觉得自己是爱他的，这是真的爱呢，还是仅仅不愿意放手而已？

无论如何，我对刘周的坦诚充满了感激。当然，如果他在出轨之前就对我坦诚，我会更加感激的。按理说，刘周的出轨已经是一种欺骗，就算他勇于承认错误，欺骗也已经成为了事实。

我反复质问：“如果你不爱我就告诉我好了，我可以走开的，你为什么要偷偷出轨呢？”

他反复赔罪：“我错了，再也不了。”

我和刘周之间的对话陷入死循环。我的内心陷入了自我矛盾，有句话说得很贴切——出轨的男人就像掉在屎上的钱，不捡可惜，捡起来恶心。

按理说，我在海南的时候，已经不太爱刘周了，可我并没有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似乎在等着刘周提分手，这样才能减少自己的负罪感。那么现在，刘周的出轨已经给了我一个分手的理由，可我为什么做不到即刻分手呢？而且还借此机会向他提出了各种要求和保证。

“如果你选择我，就和那个女人断掉一切关系。”我说。

 “好的。”刘周答应。

刘周说到做到，他和那个女人断绝了关系，我准备原谅他。

我真的能原谅他吗？事实是：我和刘周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的天蝎座本性让我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