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病，那医生
那年，那病，那医生
2018.11.11 星期日 小雨
我不能再坚持了，这两天我的左腿越来越疼痛，麻木感也在加重，这情景和三年前一模一样，我不能等到疼得无法做检查时再到医院去，我得和孩子们告个假，马上到医院去看看。
10月31日，在家长们的理解下，我来到芜湖弋矶山。同一个医院，同一个医生，同样的笑容，三年前让我摆脱病痛折磨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1）
2015年12月27日早上七点，护工推着一张按有四个轮子的铁床来到病房。今天我要手术了，老公把我抱到那个铁床上，外甥女提着那个装有十几张片子的袋子和老公跟着护工把我推出病房。
三个多月前，腿就开始疼痛，想到自己走了，孩子们的作业没人辅导，假如住院，老公服侍我，家里的店没人看，家里的牛没人喂……每天就吃止疼片维持，没想到止疼片也不管用了，而且尾椎骨和膝盖以下开始麻木了。最后外甥女听说后，丢下她自己家里的一摊子事，陪我来到医院。
病情加重了，到医院后就直接住院进行各种检查。因为疼痛，我没胃口，外甥女每天想法变着花样给我买吃的；因为疼痛，我无法接受磁共振检查，这项检查是搞清病情的关键，最后医生想办法为我止疼后才做了磁共振。
入院十天后，所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我的病情比想象的严重。我是患有三十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身体各个关节全变形了，整个腰椎的片子一片模糊，骨刺、骨头畸形、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从尾椎骨到颈椎骨，每一节都不好，如果手术，该做哪一节呢？
我的主治医生汪主任和他的助手袁医生让我把老公找来，商量治疗方案，建议我们到上海治疗。上海？在此检查已经花费一万多块钱，我们已经没有钱到上海去检查治疗了，这可怎么办？这时听同一病房的病友说给医生送“礼”或许能有转机。看病的钱已经是七拼八凑的了，还要送“礼”，我怎么办？
那天我在走廊上看到了我的主治医生和他的助手，打算和他们谈了一下。如果不马上做手术，等不了几天我就会瘫痪，因为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的右腿从脚趾麻到了膝盖，包括臀部，解大小便我都有些感觉不到了。如果手术，就我的病情，又有哪个医生愿意承担手术风险呢？
我和两位医生说“我有个念初一的儿子，他很听话，学习不错，再有六年他就要考大学了，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他的高考。”我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眶也湿润了，我眨眨眼睛，强忍着“能不能给我六年的时间，我只要支撑到他高考就行了。”
后来老公来了，又和他们商谈，不手术是瘫痪，手术失败也是瘫痪，何不死马当作活马医呢？万一手术失败，我们不会责怪任何一个人。
最后主治医生汪主任答应了给我手术了，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老公包了一千块钱红包给他，他没有收，他说治病救人是他的义务和责任，他让老公用这些钱给我增加营养。
（2）
铁床推到护士站停下了，一位穿绿色衣服戴绿色帽子的女医生（我猜她是个医生，是手术室里的医生），她看了一下片子，在我后背的腰部用笔做了个记号，然后带着我们一起走了。
从九楼来到四楼，走近一道银色的门，停了一会儿，护工走了，那个绿衣医生说家属在外面等着，不许进去。她把我推进那道银色的门，我看到靠近门的左边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和我一样的有轮子的铁床上，旁边有个男人站在那儿扶着孩子打着点滴的左手。右边是一排排（二三十个人）和我一样的轮子铁床，和我一样的躺在床上，只露出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要做手术的人，感觉当个医生真不容易！
又一个穿绿衣服戴绿帽子的护士（猜想的，手术前的工作应该是护士做的），拿了一个牌子挂在床边，询问姓名，查看身上的记号，登记信息。
患有三十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身体的各个环节都严重变形，五年前的胆结石手术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打麻醉，今天的腰椎手术该怎么做呢？麻醉怎么打呢？我心里有点着急。
这时一个戴着一顶花帽子的矮个子男人走过来，他询问了一下说“你这个手术要在你清醒的情况下摆体位，给你打麻醉我们想了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没有实施过，比较疼、难受，你能受得了吗？”其实我知道他们为我这样的人能做手术费尽了脑汁，我吃点苦又算什么呢？我点点头说“可以的。”
那年，那病，那医生
（3）
七点四十，我被推进了手术室。一位穿绿衣服的年轻小伙给我的手臂上挂了点滴，那个花帽子的医生，准确的说是麻醉师，他把麻醉的过程和我说了一遍。
开始了，一根拇指粗的塑料管子从我的右鼻孔插进去，然后从管子里滴了一滴凉凉的东西，也许是条件反射，刚到喉咙，我“咕咚”一声吞了。“花帽子”麻醉师说不能吞，那药水有毒，吞了会死的。我不知是不是他吓唬我的，第二次滴入时我忍着没敢吞，同时感觉喉咙凉凉的，肚子里也凉凉的，像吃了薄荷味的口香糖，瞬间喉咙像肿了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
又一位绿衣服医生拿着一根长针，让我忍耐一会儿，因为针扎进去会很疼。我点点头，她在我的左手腕内侧扎入，我咬着牙，一动不动地躺着。
大脑清醒，无法语言，我只能用眼睛和他们交流。因为嘴里的药水不能吞，我只能把口水往外吐，双手无法动弹，里面的绿衣服护士帮我擦嘴。我望着她，眨眨眼睛，感激万分，毕竟口水不是什么好闻东西，更何况还是一个病人的口水。
一切准备就绪，我看到了我的主刀医生汪主任和他的助手，他们也准备好了。
我被小心翼翼地推到手术台旁，他们帮我慢慢向手术台上移动，然后侧翻慢慢趴下，弯曲的腿翘着，弯曲的左臂不能举起，只能顺着身子弓着，弯曲的右臂卷曲在脸庞。望着七拱八翘的我，一位女护士说：“这么严重的病情，真是受罪，这样的病骨头不好，你们……！”（我已经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了）她用布塞进我身体下面的空隙里，我身体得到了支撑，顿时感觉舒服多了。
“还好，这么多年她没有吃激素，骨头还好”助手袁医生说（十来天的接触，我已经能听出他的声音了）。那位护士把我身下的缝隙塞好后弯下腰问我：“你感觉舒服点吗？”我闭了一下眼睛，表示舒服了。“可以了，马上可以手术了。”她对医生和我说。一股凉凉的药水从左手腕推进，瞬间我睡着了。
（4）
当我醒来时，微微睁开眼睛，看到我又回到了那个有四个轮子的铁床上，绿衣服的护士们还在忙碌着，手术台上又躺着一个人。见我醒来，有一位绿衣服护士问“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微笑着摇摇头，努力想睁着眼睛，可是怎么也不行，就又闭上。“可以送你到病房了。”她开始推着我走出手术时，同时说做：“可以通知医生做下一台手术了”。
到了银色门，我听到“×××家属，手术做好了。”
我听到很多熟悉的声音大哥、三弟、五弟、外娚女、外娚女婿、侄女，侄女婿，还有我可爱的小外孙……围着我的铁床在问，推着我出来的绿衣服护士说“到病房去再说吧。”
我好困，才醒又想睡，眼睛一点也睁不开，迷迷糊糊到了病房，病房里的病友和她们的家属围上来询问、帮忙。
在众多人的帮助下，我被移到了病床上，这下我要好好睡一觉了！谁知绿衣服护士说：“在五小时内不能让她睡，你们要和她说话，防止她睡着。”
鼻子里挂着氧气，好舒服，我刚睡着，她们一会儿量体温，一会儿量血压，我总是刚睡着又被吵醒了。家里的亲人们看到我平安到了病床，都陆陆续续地回去了。
侄女按照医生的吩咐，一边用棉球为我滋润嘴唇，一边和我说话。我像做梦一样，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直觉得好舒服，身上到处都不疼了，想好好睡一觉。
（5）
两天后，麻药散了，身上开始难受，各个关节酸溜溜的，身体僵硬，不能动弹又无法入睡，感觉一分一秒时光好长。原本两小时翻身一次的，我要翻三次，术前的疼痛让人难受，术后的反应又让人难受，我突然像泄了气的气球，有些消沉。
想想外甥女为了在医院照顾我，让念高三的儿子自己买饭吃（本来她每天送饭给他吃，晚上还去陪读的）；她还丢下了家里加工水泥砖的工人（停一天会少挣很多钱）。老公为了我，五十多岁的人，每天睡在硬梆梆的椅子上，要照顾我，还要为我担心。我必须拿出毅力，战胜病魔，尽快让自己好起来！
十二天后，在外甥女和老公的照顾下，在医生和护士们的关怀下，我可以下床走路了，虽然右腿还是麻木的，但压迫的那根神经已经不疼了。
三年前，如果没有那医生救死扶伤的精神；如果没有那麻醉师奇思妙想的方案；如果没有那亲情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没有我这三年幸福的日子，更没有我这幸福的家！
那年，那病，那医生
2018.10.31
（社群2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