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之 约（四）
书 之 约（四）
——上海书展
今年的上海书展结束已有好几天了，但书展那几个很有趣的现象，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其中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的文创品牌“人文之宝”所推出的“鲁迅系列·大先生的毛背心”格外引人注目。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款毛背心的原型来自于1930年鲁迅先生的一件标志性穿搭，紫色绞花针织背心，该原件现珍藏于鲁迅博物馆。又据介绍说，1926年的秋天，鲁迅收到许广平从广州寄来的一件毛背心。她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今天放假休息，早上无事，仍在寝室里继续编织……”而信中所说正在编织的，正是这件紫色毛背心。收到礼物后，鲁迅郑重穿上，他甚至写信来“炫耀”说：“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鲁迅先生曾穿着这毛背心它去上课，会友，拍照，伏案写作。因此，这件毛背心不仅成为了当时的时代洪流中一抹温柔的注脚，也成为了许多读者心目中的鲁迅先生的标准形象之一。我想说，文创产品，已不再是书籍的附属品了。尤其是不少的展位上，都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摆放的不是新书，而是印有鲁迅，黑塞，伍尔夫，波伏娃，卡夫卡等文学名家金句的帆布包。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出版社正在设立专门的文创部门，探索用饰品，日用品来延伸书籍的意象。比如，“莎士比亚永夏花园”系列，灵感就来自于莎士比亚的《第18号十四行诗》“我可否把你比作夏天”。明亮的绿色元素铺满整个展区，装点的帆布包，书签，书衣等文创产品，都获得了不少的好评。比如，契诃夫的“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托尔斯泰的“很累。不想爱了，也不想劳动了”等金句，被许多家的出版社印在包袋和文具上，带来反讽与自嘲的共鸣。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之宝”系列中，那款印着“文学包袱”和“思想包袱”的红色编织袋，可谓是本届书展上的顶流，颇受读者的青睐，尤其是年轻的读者。 再比如，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被做成同名的香水，吸引着无数的女读者，并以鼓励“笃定自洽”。如果读者认可这一观点，就会逐渐想去了解伍尔夫的这本书。所以说，文创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故事，能激发读者情感的共鸣和文化的认同，同时也能促使读者能更深入地阅读相关的内容。
在书展上，也流行着一股热流，那就是盖章。有很多的读者不但买书，还辗转于各个柜台，热衷于来盖章。来盖章的读者可以分为好几类，一类是专业的盖章人员，事先已准备好的精美白色的卡纸，一张张的，便于盖章，还有收纳盒，甚至还带着卡套，很精准的卡住纸张，这样盖出来的效果清晰，漂亮。一类是盖章的是准备白色的本子，见有章的就盖，但是不太讲究，有读者会在盖的章下写上出版社名字，以示记录。另一类是更随意，一般都是没有准备充分的，拿着各种各样的本子，只图一盖为快。所以，一般来盖章的，无论大人还是孩子，统统注意力都在盖章上，书自然是要或买或不买，拿个书签和小礼物，却是他们最热衷喜爱的。想想也是，一个书展，进化的颇有意思，延伸出来打卡盖章的风行，也给许多不愿购书的人一个来书展的理由。倒是那些喜爱购书的人，并不在意去盖章，更不会惦记着购书之后的福利就是去盖更多的精美的章。
在书展上，我也找到了一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江南器物志》，这是一本被很多读者称之为以文字构建的江南版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把他的目光拓展至更加广阔的江南器物的谱系上，以“器隐镇”为文学道场，从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书写了南方温润又激烈的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我们知道，在生活的这条长河中，任何一件器物，诸如杯子，碗，碟子，是制作人的喜怒哀乐会不知不觉地融到器物身上。正如作者所说，器物与人的悲欢喜乐连在一起。该书聚焦着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器物，选择书写这些器物就是呈现作者的观点。当然，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历史很少被人仔细凝视，而书中所讲述的，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多数人的生活历史。也是最漫长、最普通，最关乎日常劳作的历史。尽管像布老虎鞋、街边酒坊的酒瓶这类器物，既不能进入传统文物研究的视野，也很难被奉于博物馆，更不能登上拍卖场的舞台成为财富的符号。但它们与普通人的悲欢喜乐连在一起，凝聚了人的情感、劳动、智慧、创造、挫折、苦痛。所以说，对江南的文学性，历史性书写自古有之，这逐渐让江南成为一个“文人化”、狭窄化的江南。而该书中的“江南”不是文人的，它是民间的，是广大默默无闻老百姓的民间。所以说，器物的命运也就是人的命运，是人的灵魂的投射。当然，作者的文笔与江南人的生活一样美而动情。作者通过一个个的器物，把这一段段的历史所呈现出来，又把世道人心所展现出来了。
我喜欢上海书展，是因为来书展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惦念，也是一种“我还与书有关”的自我确认。上海书展它不仅是一张张的文化名片，一种种精神的寄托，更是这一座城市里的那一股股的“书香”里的热爱与敬重。
我喜欢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