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之边：青海长云暗雪山 34

自从教师节的狂欢之后，教师食堂出现随兴歌舞的次数逐渐频繁起来。每逢雪夜或者停电的夜里，大多数教师结束晚餐离开之后，有放松兴致的女教师便自动留下来，绕着火炉唱歌跳舞。梅朵每次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白日里劳作间隙她也会忍不住跳起来。

我向正在做饭的仁青措毛建议，“她这样喜欢跳舞，要不跟你父母说，让她去玉树或者西宁读个舞蹈学校，还能学更多文化知识。”

她停顿一下，想了想，脸上浮现一种无奈，“说不通的，我们父母才不会想到这些。”

九月新学期伊始，着晓学校只有196名学生报名，较上个学年有所减少。有几位成绩优异的学生转到县城小学就读，那儿硬件条件更好。几位语文老师都向我倾吐教学的苦恼，例如二年级学生在上学期期末统考中，语文平均分只有26分。对于以藏语为母语的学生而言，学好汉语仅凭学校课程还不够，然而牧民家里的电视机总是锁定在藏语频道，草原上又没有汉人，他们接触汉语的机会并不多。当然，他们的数学成绩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略高于语文。戴老师认为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较汉族农村学校的学生差了两个年级。我想这个可能与数学教材用汉字编写有一定关系，不过低年级的数学教材是藏语版。如果初级阶段的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环境相脱离，会大大增加学生的吸收难度。藏区学生的汉语教材与汉族地区的一样，然而课文里出现的很多风物在高原难以见到。

而新升入县城第二民族中学的新生也面临着诱惑的考验。一位老师曾对我讲，第一民族中学失踪的两名学生，其中一位的尸体已经找到，另一位尚未寻见。一次月假中，因为香达学校互联网失去信号，我和阿成数次进入县城网吧传输文件。平时上学的日子，好几位未成年学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进入网吧，直至午休结束才依依不舍离开。深夜二十三点，零花钱用完的他们，开始在网吧里像幽灵一样走来走去，有好几位坐在阿成的座位旁，和他一起看电影，这让他很不自在。还有一位穿着校服的男孩子问我是否有烟，我不会抽烟，只能给他失望的答复。他的搭讪很自然也很直接，一切驾轻就熟。

虽然学生人数减少，但校园反而更添热闹。上旬，午后或傍晚，常下起一阵强对流雨，偶尔电闪雷鸣。好几次，如同珍珠般大小的霰子满地跳跃，平坦的房顶上传来万千小兽奔跑的声音。它们与窗户发生撞击，像是一群顽劣的小孩向窗户扔石头，让我担心玻璃碎裂开来。更有好些顺着取暖炉的铁皮烟囱口闯入室内，与炉面发生清脆的撞击。渐渐地，地面坑洼之所堆积起一层小珍珠，洁白可爱。远山苍黄的草坡看上去有了一层灰白。

天空的喧闹过去，建筑工人继续手里的活儿。修建幼儿园和西北角围墙的工人籍贯不一，从口音推测，他们来自西宁、湖北、重庆、四川。个别妇女还是回族。他们成群结队上、下工地时，洗衣做饭时，喜欢在一起热烈谈笑，给校园增加不少生气。他们对校园里的汉族员工更为敏感，在这偏僻的藏地，汉人成了稀罕物。当我走进医疗角，他们隔着窗户看我为学生取药，后来便有两位大方的回族妇女问我能否进医疗角称量体重，我自然应允。每一位站上体重秤，两位就一起笑起来。与汉族的都市白领丽人不同，她们担心的是体重下降。自从她俩开了先河，好些工人都会来医疗角走上体重秤。一位西宁男工人声称自己减轻十五斤，将之归结为工地太辛苦，“第一次来海拔这么高的地方。”随着工程的进行，他们遭遇到小伤小病困扰，都会来找我取药。我很乐意看到这些药物发挥它们的效用，而非躺在冰冷干燥的铁架上。我们医疗角项目的服务人群并不仅限于师生，而是尽可能多的为藏地偏远人群提供简易的医药保健服务。

有次，一位工人不小心踩到钉子上，脚掌出血，我将棉球、酒精、绷带、硼酸药水、碘酒交给他的工友时，一位妇女表示感激，并试图给些医药费，我告诉他们不必客气。医药用品本就是为大家服务的，我向他们介绍了医疗角项目以及背后的公益理念。听后，他们马上表示赞同，因为在他们看来，藏人很多生活习惯都不够卫生。比如，许多人半年才洗一次澡，头发已固结仍不愿洗头等等。一位妇女讲出自己的发现，好些学生的衣服前襟、领口、袖口都已漆黑发亮，“我看好多女娃的头发都结成块了。我们在工地干活都还两天洗一次澡呢。”

然而，正如人类学家所总结的，清洁与污秽，不同族群给出的标准是不同的。学校的藏族教师在卫生上的禁忌并不少，比如不能站在门口泼洗脚水，要多走几步路；洗脚盆经过严格消毒后依然不能用来洗脸，否则脸上会长疙瘩或者溃烂。再比如，从锅中舀出的水，不能再添回锅内，那样会污染锅内剩余的水。盛饭菜时，有些汉族人为防止饭菜掉在锅外，弄脏地面，盛饭菜时，碗要悬于锅的上方，而藏人则认为碗应放在锅外，出了锅的食物就是不洁的。然而，他们的卫生禁忌也并非严丝合缝，许多教师如厕之后并不洗手，来到食堂用手捏糌粑吃。

关于藏区的日常食物，他们更有理由为之骄傲。某一天早餐时间，我看见老师们将少许奶茶倒入碗里的青稞面，揉捏成丸子大小的糌粑送入口腔。糌粑的颗粒口感和食用方法让我联想到黑芝麻糊。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遭到一位女教师的否定：“我们这糌粑比黑芝麻糊更好。”她们用糌粑在脸上来回揉几下，声称可以美容，“多吃糌粑还不容易得癌症。”这种说法又让我联想到汉族地区某类泛滥的商业广告，为了推重某种食物，广告中会声明它们能防癌。

民工们也批评学生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一位重庆来的女工问小男孩：“上学好还是放牛好？”学生回答：“放牛好。”想必这也是他们父母的想法，几位女教师反映，附近牧民的论调就是，实在找不到对象时，找个老师做配偶也是轻轻松松的。

然而工人队伍里也有对公益项目的质疑声音。

九月底，有另一拨工人给各教师宿舍安装电暖设备。这队人马的包工头的父亲于1958年随部队来玉树州平叛。平叛结束后响应军队的号召，定居在杂多县的偏远小乡。那时候工头已经十二岁。

他略瘦但有着体力劳动者的健硕。他走进寝室，得知我是一名公益机构志愿者后，语词像机关枪一样，咒骂着这个土地：“以前你认为藏民是一群朴实的人，现在真他妈懒。让他去放牛，他愿意；要是给把铁锹，让他做点什么，他就懒得动。藏族这一代算是给毁了。”他左手插进裤兜，右手臂有力地简短配合着语气上下比划。

“这地方有啥好的？你们志愿者来这里算是瞎眼了。那天香港一个有名机构来人，我当面就说‘你们招一帮人来这里，说多好多好，自己一拍屁股回香港。你们敢在这里住多久？’不过，我是很佩服他们敬业精神。”我不说话，认真听着。这是我在强记他人言语的时候的表现，打算把这些难得的发言记录下来。我想起教师的床上垫被上印有捐赠机构乐施会的字样。

“我的父亲算是死在这里了。我在这里干到退休，这贡献也算是够了。我不能让我的儿子——第三代也在这里。那个你们州教育局局长跟我算是一个被窝里长大的铁哥们。我儿子在岳阳的湖南理工大学毕业后——他也是读师范的——局长就说让他上来工作吧。我说你们儿子可以回来工作，我的就不行。你们还年轻，应该先找一份稳定工作。不要来这里当志愿者。你看我儿子毕业后，去杭州广电局，工作三年了，现在工资一万多。我以前在政府工作，心里总是不舒服。（于是）提前申请退休，想干就干，干多干少是我的。”我不能理解他是如何在对方一直沉默的情况下掏出了这么多的话语，但能感受到他语气中有一种报复性的快感。

“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他们说的藏语百分之八十能听懂。但是我语言能力不算好，对这门语言不感兴趣，才不想去学呢。只是跟他们吃饭呀、工作呀，才顺带学会些。”只见他话题一转，“你看这些工人，”他指着门外幼儿园工地上的那群人，“他们要拿下工程，必须（给政府官员）送礼。我就不用了，州教育局、县教育局，都有我的铁哥们。去问‘最近有什么活干？’他就会告诉我哪里有工程。”

那种复仇的快感都让路过的一位工友忍不住拍拍他的肩膀，“嘿，哥们，你真棒！”他这一系列带有激烈情绪的话语却让我疲惫不堪。他出门前还回头赠一句：“真是，谁来这个地方真是瞎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