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水中火光
采访间隙，张悦然示意休息一下，出去“透一透气”。
隔着咖啡厅的玻璃门，能看到她站在外面点了一支烟，这与《我循着火光而来》中的情节有些不谋而合。
“男女主人公在一个聚会上邂逅，男主人公想出去抽烟时，隔着玻璃门看到女主人公在外面，手里拿着一根点着的烟。后来当女主人公问男主人公：你为什么靠近我？这个男主人公就说：我循着火光而来。”
这个故事收录于同名小说集，书中还包括她近十年创作的其他八篇中短篇小说。
张悦然并不算高产的作家，或者说她曾有过一段“高产”的时期。作品出版最密集的2004年，一共有《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红鞋》《十爱》四本书问世。
马不停蹄的输出对作家是一种消耗和损伤，张悦然决定“应该按照自己内心的节奏来写作”。2006年的《誓鸟》之后，张悦然开始大幅减产，尝办杂志、教书，只偶尔写些短篇。
2016年，张悦然携长篇小说《茧》归来。
“我之前的作品可能更多地沉湎于‘我’，这不难理解，所有的作家都是从探寻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和我要怎样开始的写作；到了《茧》这里，我更多想探讨‘我’和社会和时代和世界的关系，除了‘我’，有了更多另外的人，即有了‘我们’。”
“誓鸟”收起羽翼，直到再度破“茧”成蝶，正好过去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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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算是“文二代”，父亲是山大老师，从小生活在山大南院。在她的印象中，父母对她的管教并非细致入微，更多的是宽松和自由。从初中开始，张悦然迷上了读书，山大门口的许多小书店，成了她经常光顾的地方。
高三那年，张悦然获得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然而4月出台的教委新规，取消文科保送生，使张悦然失去了直接报送大学的机会。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2001年我获奖后，曾拟保送上清华大学。但后来这个名额突然取消了，我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后来高考也没有考好，只上了我们本地的山东大学。”
张悦然在山大度过了整个童年，“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然而她也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很保守很束缚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张悦然在山大只军训了一个月，没多久便考取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
去了新加坡的张悦然并不开心，故乡的传统和拘禁更多是观念上的，而这个热带国家高度的整洁和秩序，则是在制度上给人形成了压迫感，“出了地铁站所有人都一样的节奏运动，这个时候就感觉如果放慢脚步他们就会踩着你过去了”。
人和人的趋同性太强，再加上薄弱的文化土壤，张悦然还是感到不适应。好在，她还是找到了可以喘息的地方。
每个星期有时间，她会从住处出发，坐很久的地铁到市中心，那里有家日本的连锁书店，会卖中文书，简体版很少，多是台湾繁体的。“我会坐那边看很长时间的书，因为繁体书还挺贵的，一般每个星期都选择一本买走，但是想看很多嘛，一般就坐在那边看，看完了之后最后决定买一本，再坐地铁回去。”
身在异国，却还是感到压抑和束缚；读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每天面对枯燥的代码，张悦然需要找到出口。
她开始了高强度的写作：大学五年的时间里，张悦然一共出版了五部作品：2003年的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开始，张悦然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将写作当成自己情感的宣泄口。大学毕业后的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24岁的张悦然荣登第23位。
也是在这一年，张悦然回国，在北京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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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悦然看来，北京因为大，所以有一种很难熟悉起来的感觉。“比如熟悉朝阳，也不熟悉海淀，不熟悉南城。因为这种不熟悉，很难说厌倦它。我们会厌倦故乡，或者厌倦一个小城市，是因为我们太熟悉它了，觉得没意思，所有东西都了解，每天走很多遍这个地方，厌倦了。”
偌大的北京使张悦然觉察到了某种“无情的东西”，这让人身在其中却又始终与它保持距离。对张悦然来说，北京背后隐秘而充满野性的生命力，是济南和新加坡所缺少的，让她感到“契合”的地方。
张悦然也开始发现，她无法适应“作家身份”这件“并不能算合身”的“制服”。
“从大二开始写作，我就已经变成一个作家，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份别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除了写作就是以作家身份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只有24岁左右的人来说是挺可怕的。”
《誓鸟》在2006年出版，张悦然感觉自己需要慢下来。“我当时已经出版过三个长篇小说，关于青春的一些本能、自我的表达已经完尽。过度的表达其实是对青春的一种透支，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已经变得很沧桑。”
大学时期“一直受着文学的保护”的张悦然，发觉她的小说“需要和现实发生更多交流的内容”，“需要有一些现实方面的参与感”。
张悦然停下了高强度的职业写作，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这十年期间我没有发表长篇小说，但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主编杂志、写短篇小说。”
2011年，张悦然在美国一个写作项目里，认识了一位捷克女作家米莲娜。她“没有固定的家，一直辗转于各种文学营”，执着于在写作营的“浪漫故事”，她相信这样能写出自己“很棒的小说”。
这使张悦然意识到作家身上脆弱、敏感的“戏剧性失真人格”，“文学是一种和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我们长久地待在里面，可能变得越来越虚弱。”
“有些职业作家会渐渐双脚离开地面，脱离实际生活，但我欢迎外界的事情进入到我的生活里，甚至是改变我。”就这样，张悦然把自己从写作这条路上“卸下来”，拥抱庸常的生活。
2012年，张悦然选择成为高校教师。每周二在中国人民大学，她负责给本科生讲授影视改编课程，与作家班的学员讨论分析各自的小说作品。老师这个职业虽然有她“很讨厌的部分”，但也常给她“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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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逃离之后的张悦然，终于坦然接受她的责任。
张悦然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特别讨厌有责任的事”。成为老师的张悦然，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另一种节奏。单是“准时”这件事，对从大学即养成散漫习惯的张悦然来说，的确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她的教师工作一开始也并非顺利，张悦然用“如临大敌”来形容，“感觉上课之前比做学生的时候还要忙乱”；与做读书会相比，在课堂上的她需要切实地传递给学生“一点有用的东西”，“上课的时候一开始觉得责任特别大”。
好在张悦然意识到“责任感”于写作的重要性，她发觉从前那种无序而率性、纯粹艺术家式的生活，并不能对写作有意义。有时候反而稍微需要一点责任感，以构建写作的秩序。
“需要更理智，更有计划，有固定的时间的来处理作品。因为你是一个职业的作家，你不再是一个靠着情绪，靠着一时的冲动去写作的。完全不一样。”
张悦然有了身为职业作家的觉悟，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对待自己”。“适度的压迫感，适度的约束，对现在这个阶段的我是有益的。”
写作于张悦然，也多了一层“矛盾”的意义：以前的写作，是排解孤独的一种方式。但其实，选择写作后，她才发现“写作是最孤独的事之一”；以前的写作，是为了逃离束缚，获得自由，然而现在的她明白，写作从来都不是自由的，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上帝。
张悦然自称是“书写非常困难的人”，除了在新加坡那段与写作的“蜜月期”之外，现在写得越来越慢。“但其实我觉得，就在慢里面可以感受到很多微妙的变化，会感受到自己细小的转变，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转变，带给张悦然的，是“对抗、焦灼的状态”，但这并不是写作的激情没有了，“而是在酝酿一种新的力量，不再是依靠一种原始的冲动的力量进行写作，这种力量是包含了对事物的思考，这样的力量才有更加持久的热情”。
张悦然知道这段酝酿的过程，以及纠葛的状态，都将会持续很久。这是因为“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希望自己可以完成认识的提升，写作上的改变。”
这是对写作的责任感，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一直不觉得焦虑是贬义词，因为它表达了创作者对自己的不满，表达了他在环境里的不安，表达了他过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是创作所需要的”。
焦虑反倒使张悦然感到心安，因为它是“特别正常的创作状态”，“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为写作而焦虑，那么我恐怕也会为自己的不焦虑而感到焦虑”。
张悦然的心里有火光，使她不至迷失于焦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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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悦然的小说总和人内心深处的孤独、隔膜有关，《我循着火光而来》也不例外。
失意的画家、身处异国的少女、失去丈夫的女人……故事中的主人公有不一样的社会背景与人生经历，却有着一样复杂的个性与难以言说的过往，他们纯真又世故，冷漠又热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执著地寻找生命中的火光。
张悦然说她的小说，“关心的永远是人本身，处理的永远是人心的问题”。
在她的小说《茧》里，张悦然写道：“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
用类似“80后作家”的标签来描述张悦然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张悦然最初也许曾走在青春文学的路上，然而从这些年开始，能看得出她在摸索属于个人的，新的文学。这让她成为了独行者，寻找可敬却又孤独的“唐吉坷德式的幸福”。
有评论说：“张悦然的小说是感受型的、情绪型的，你很难将它们归纳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她笔下故事的推动力与其说是来自某个具体而强烈的情节冲突和人物冲突，毋宁说它来自人物某个瞬间的感受和情绪。”
雾状的情绪在人物身上结了一层茧，共同指向了某种精神困境。就像《动物形状的烟火》里没有真正的尊重和理解，就像《大乔小乔》里想甩掉原生家庭的身份和阴影却没法跻身到世界和社会的窘迫，就像《家》里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融入时代在现实中寻求指点以拯救自己的“失败”。
但张悦然觉得，她笔下的这些孤独个体虽然处境堪忧，却并没有放弃自己，常常试图开展一场自救，尽管有时这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
他们总是在奔跑中不断坠落，又试图在坠落的时候抓住某种解救的绳索。
但与此同时，在那些物欲横流的商品与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之外，张悦然为自己的小说设置了某种隐喻装置，比如烟火和湖，火光与旅馆，这往往成为小说人物寻找意义的出口。
如今的张悦然已经习惯了作家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她在写作时捂起耳朵面对内心，在教书时竖起耳朵，希望学生可以坦诚相待，多说缺点，以此作为讨论的原则。
好在还能继续躲在写作里，张悦然坚信“写作永远是第一位的，是最适合我，也最令我有满足感的表达载体。在尝试参与其他事物的时候，我会获得珍贵的经验，但是它们绝无可能替代写作”。
当张悦然回到文学的保护壳中时，她形容“就有点像沉入了一个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