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在湖南的传播和影响

第四章岑寂中的崛起

1368年，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摧垮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明代初期，通过一系列措施，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而元末明初的战乱，导致湖南人口的大迁移，出现了“江西填湖南”的居民成分的改变。随着农业生产长足的发展，湖南粮食生产极大地增长，“湖广熟，天下足”取代了“苏湖熟，天下足”。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某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起，直接冲击了传统观念。以程、朱为代表的“理本论”理学，是以自然的血缘伦理关系为本源，将大一统的社会结构赋予自然的意义。明代中后期产生的“心本论”心学则具有反封建、追求奇特和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这种心学在明代的最早代表人物是广东人陈献章，他的大弟子湛若水和明代最著名的心学家王阳明，都在湖南活动过，并且直接培养了一批湘籍弟子，从而使心学在湖南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明代农民起义的爆发，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创造了条件。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在以王船山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深厚民族主义情结的湘籍思想家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哀其所败，原其所剧”，通过探讨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在哲学、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精粹的思想，从而把湘学推进到历史的最高峰。

清代前中期，是清王朝比较有作为和文治武功达到鼎盛的时期。通过武力统一全国，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使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经济、文化方面也有一定发展。在此期间，湖南社会比较安定，人口大幅度增殖，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粮食产量提高，学校和书院教育、哲学和理学、科学技术及文学艺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但至嘉庆、道光年间，封建统治日趋衰败，国库空虚，土地兼并激烈，官吏贪污昏庸，军队腐败无能，加之外国列强环伺，鸦片源源输入，使社会矛盾日趋激烈。而此时学术界汉学考据之风盛行，学者钻进故纸堆中不能自拔。面对这种形势，以陶澍、贺长龄为代表的一批湘籍学者型官员，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在他们职权能及的范围内积极进行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一节 明代心学在湖南的传播和影响

作为理学内部一个重要学派的明代心学，是对南宋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本论”心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与程、朱所坚持的以“理本论”为基础的理学在学术立场上是对立的。明代心学是由广东江门人陈献章（字白沙，1428—1500）开其端，而由浙江余姚人王守仁（阳明，1472—1528）集其大成。阳明比白沙小四十四岁，生平未及相见，但他与白沙的衣钵传人、广东增城（今广州市增城区）人湛若水（甘泉，1466—1560）于弘治十八年（1505）一见定交，自此交往密切，书信往来频繁，尽管论学不能相契，但友谊保持始终。王阳明和湛若水都亲自到过湖南，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湘籍弟子，而他们的外省籍弟子也有不少到湖南讲过学，因此使明代心学在湖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以蒋信、冀元亨为代表的“楚中王门”

黄宗羲说：“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道林、暗斋、刘观时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门，独冠全楚。”（《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这说明，蒋信（道林）和冀元亨（暗斋）等人是较早信从阳明学说的。

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常德人。《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说：“阳明在龙场，见先生（指蒋信）之诗而称之，先生遂与暗斋（冀元亨）师事焉。”这段话说明王阳明在贬所贵州龙场驿就知道蒋信其人，但并没有说明蒋信的诗是在龙场驿直接呈交王氏的，还是通过第三者呈交的。蒋氏自己则对此作了清楚的交待：“岁正德庚午（五年，1510），阳明子起谪道常，与某同请见而师拜之，遂荷装从之庐陵（今江西吉安）。”（《蒋道林文粹·明乡进士冀暗斋先生墓表》）这说明，蒋信和冀元亨是在王阳明贬谪期满赴江西吉安任知县路过常德时拜王氏为师的，而且冀氏还从师赴吉安。蒋和冀等人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的第一批及门弟子。但蒋信在嘉靖初（1522）应贡入京师时，又师事湛若水。“及甘泉在南雍（明代设在南京的国子监），及其门者甚众，则令先生（指蒋信，下同）分教之。先生弃官归，甘泉游南岳，先生从之弥月。后四年入广东，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游南岳，先生又从之。是故先生之学，得于甘泉者为多也。”（《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蒋信是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曾官至贵州提学副使。辞官后，于家乡筑桃花冈精舍，讲学授徒。著作有《蒋道林文粹》九卷、《大学古本议》、《桃冈日录》等。

（1）蒋信“宇宙只是一气”的心学本质

蒋信的气论，其直接来源是其老师湛若水，间接来源则是张载。湛若水尝言：“‘虚’之一字，先儒鲜有道及者。后之学者无识见，便以为佛老之学，怕向此中寻求，惟有张子（载）‘虚者仁之原’何等识见……天地至虚而已。”（《甘泉先生文集》卷七《答宜学》）湛氏进而接受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从而得出“宇宙一气”的结论。据《明儒学案》蒋信传记载，蒋氏初看《论语》、程颢的《定性书》和张载的《西铭》，领会得“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三十二三岁得肺病，至道林寺静坐。“一日，忽觉洞然宇宙，浑属一身，乃信明道（程颢）‘廓然大公无内外’是如此，‘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来领会，元是思索，去默识尚远；向来静坐，虽有湛然时节，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于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这就是说，蒋氏由此而领悟到，理、气、心、性、人、我，都是一个东西。所以他说：“六经具在，何尝言有个气，又有个理？凡言命、言道、言诚、言太极、言仁，皆是指气而言。宇宙浑是一块气，气自于穆，自无妄，自中正纯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体认。”（《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

上述湛若水和蒋信的话表明，他们虽然十分强调“气”的作用，但是他们讲的“气”，却包括命、道、鬼、神、诚、仁、心、性等精神性的东西，这就与唯物主义者所讲的“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有原则的区别。蒋信又说：“心亦是气，虚灵知觉，乃气之至精者耳。心才喜，容色便喜；心才怒，容色便怒。此便见心与气贯通在，未尝二也。”（《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蒋氏在这里讲的“心”，实质上是讲人的思维活动。思维是物质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大脑的产物，它与第一性的物质相比，是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因此，尽管蒋信将“心”说成是“精气”，但仍然无法改变这种第二性的性质。当然，蒋信论证“宇宙一气”的观点，有其针对性，这就是反对朱熹等人将理气割裂开来的做法。蒋信反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是对的，但他又将“理”都归结于心。当有人问他：“所当然，所以然之说，如何？”他说：“只是一个心，千事万事，总皆变化，又何显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蒋信把“所以然”之“理”都归结到人的主观之“心”中，便与王阳明的“心即理”一样，必然导致主观唯心主义。

（2）蒋信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

这一方法，也是从湛若水那里继承下来的。黄宗羲说：“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湛若水）宗旨随处体认天理。”（《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这说明，王、湛之学在修养方法上是有区别的。赵锦元也说：“先生（蒋信）于阳明先生良知之说，未尽以为然。”（《蒋道林文粹·蒋道林先生文粹序》）既不尽以阳明良知之说为然，所以蒋氏更多的是接受了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他在《甘泉先生心性书序》中说：“自先生之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教也，世儒不已有疑为外者乎？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外，则必遗形色而语天性，外日用而谈空虚，不至于寂灭猖狂弗已也。”（《蒋道林文粹·甘泉先生心性书序》）就是说，只有坚持随处体认天理的方法，才能避免“遗形色而语天性，外日用而谈空虚”的狂禅。按照侯外庐等人所著《宋明理学史》的分析，湛氏的这种“随处体认天理”的方法，“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敬’和‘勿忘勿助’。”蒋信的修养方法也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首先是强调“敬”。他认为修养的目标，就是要保持一种“赤子之心”。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则是“戒慎恐惧”，即一种极度的尊敬状态。他说：“赤子之心，便是圣胎，如何得不失？须是戒慎恐惧。知戒慎恐惧，防非窒欲，保守得这赤子时，爱亲敬长，一点真切的心长在，便自会生聪明睿智，日渐纯熟，便自会由善信而美大，美大而神圣，克到万物一体之极，如尧、舜光被四表，亦只是元初爱亲敬长真切的心，非有别心。譬如果核，一点生意，投之地，便会长出根苗来。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伤害着他，须是十分爱护，这根苗便自会生干生枝，生叶生花实，及长到参天蔽日、千花万实，总只是元初根苗一点生意，非别有生意。”（《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就是说，只要以极度尊敬的态度保持赤子之心，便会自然地生出聪明睿智，以至美大神圣的极致。

其次，是“勿忘勿助”。“勿忘勿助”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谈到如何养“浩然之气”时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就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地让其发展。蒋信认为，“浩然之气，与夜气、平旦之气同，乃指精灵之心而言”；而“心元是纯粹至善”的。因此，他认为“勿忘勿助”的目的，就是要培养这个纯粹至善的本体之心。他说：“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之间，即便是此体，那纯粹至善的头面便现出来，便知天知性，知柔知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便随感而发。”（《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这说明，只要坚持“勿忘勿助”的修养方法，就能培养出一个纯粹至善的本体之心。

冀元亨（1481—1521），字惟乾，号暗斋，常德人。如前所述，他是在1510年拜王氏为师的，并且随从王氏赴吉安。他于1516年参加湖广乡试，主考“以‘格物致知’发策，先生（指冀氏）不从朱注，以所闻于阳明者为对，主司奇而录之”。（《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1518年，冀氏再赴江西，时王阳明正巡抚赣南，创办濂溪书院，任冀氏为书院主教，同时兼任王氏之子正宪的塾师。当时宁王朱宸濠有谋反的迹象，王阳明便派冀氏去宁王府讲学，暗中探听宁王虚实。1519年，朱宸濠叛乱，被王阳明活捉。宁王由于仇视王阳明，在狱中反诬冀元亨与之同谋。太监张忠与安边伯许泰等人为了陷害王阳明，便将冀氏逮捕，鞭笞、炮烙无所不施，逼他承认与朱宸濠通谋，冀氏始终不屈。直到明世宗登基，冤狱才得以平反。但由于冀氏在狱中备受折磨，身染疟痢，所以出狱五天之后即逝世了。对于冀氏这种执义不屈的精神，蒋信在《明乡进士冀暗斋先生墓表》中予以高度赞扬：“先生盖负道甚勇，而忧世甚切，忧世切则胡暇一身之计。阳明子初得被逮之报，语报者曰：‘惟乾平日，独忧世太切耳。’吁，殆谅然也耶？虽然，特立独行而不惧，卒然震之以大难而不变，可以观勇矣。”（《蒋道林文粹·明乡进士冀暗斋先生墓表》）

在谈到冀元亨的受王阳明心学影响时，蒋信引“论者”的话说：“阳明子之学，贵心悟也。心悟者，默识也。然而先生之学，则似专于践履阳明子致良知之说。固尝自谓独得之秘，告诸先生，必尽矣。而谆谆诲人之际，独于此未尝一发明焉，又何耶？”就是说，有的论者认为，冀氏从王阳明那里接受的不是“心悟”而是“致良知”之说，他与王阳明关系密切，一定能够听到阳明的独得之秘。但是从他平日教学活动中，却没有发现他对此有什么独到的发明。对此，蒋信不以然。他说，有一次他和冀氏讨论格物致知，其中涉及程颢有关“学者先识仁之体”的说法，冀氏十分赞成这一观点。他说：“赣诸子颇能从事静坐，苟无见于仁体，槁坐何益也？”（《蒋道林文粹·明乡进士冀暗斋先生墓表》）就是说，冀氏认为，江右王门一些学者很重视静坐，但如果不能把握仁的本体，那么即使成天泥塑木雕式地静坐，又有什么好处呢？

王阳明从贵州赴江西吉安路过湖南时，首先是经过辰州（今沅陵），在虎溪龙兴寺讲学。从其学者可考者有以下数人：

刘观时，字易仲，沅陵人，郡庠生，学者称沙溪先生。为人刚方正直，对一切声华势利看得比较淡薄。“闻致良知之学，得其奥妙，阳明作《见斋说》以遗之。”《见斋说》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卷七《文录》，题下标记写作时间为乙亥，即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于正德八年冬十月至九年四月在滁州督马政，刘观时曾专程从湖南来滁州问学。王氏在《别易仲》一诗的题解中说：“辰州刘易仲从予滁阳。一日问：‘道可言乎？’予曰：‘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尔要知我苦，还须你自吃。’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辞归。别以诗。”据王阳明年谱正德五年条记载，当年五月王氏至南京时，刘观时还和唐愈贤等人随侍在侧。“见斋”是刘观时书斋之名，刘氏以为自己的名字为“观时”，“观必有所见”，因而问王阳明“道有可见乎？”王氏便讲了一番“有而未尝有”、“无而未尝无”的道理，就是说求道不能单凭感官耳闻目睹，关键还是要用心去领会和体会。

王嘉秀，字实夫，沅陵人。他在虎溪听王阳明讲学之后，曾多次追随王氏。例如，当王氏在滁州时，王嘉秀曾前往师之。在嘉秀离开滁州时，王阳明曾作《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州诸贤》，诗中王阳明一方面说明自己对学生能有教无类，另一方面则标榜自己的学说如“光内全”之出土铜镜，不像“世学”那样无“根原”。王嘉秀在滁州期间，曾向王阳明呈作业请益，王氏作《书王嘉秀请益卷》，劝王嘉秀要注重“恕”：“恕之一言，最学者所吃紧，其在吾子则犹对病之良药，宜时时勤服之也。……此远怨之道也。”王嘉秀对王阳明讲的“远怨之道”颇有心得，所以当他说“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时，便得到了王阳明的充分肯定。

唐愈贤，字子充，号万阳。沅陵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他在虎溪听王阳明讲学，后追随至滁州、南京等地，“充然有得”。他在桃溪山中修业很久，后出任海宁知县，颇有政绩，士民德之，为祠以祀之。擢广东道御史，抗言时政，因不合于当道，乞归养。其《吊岳武穆诗》有“奸谀何代无秦相”之句，寄慨颇深。家居时喜与门人论学。临卒时，召亲友环坐中堂，对食尽欢，自歌而逝。

吴鹤（1476—1558），吉首人，苖族。在虎溪从学之后，又从王阳明至庐陵（今吉安）。不乐仕进，终身以授徒为业，有教无类，牧夫竖子皆受其益。

王阳明到武陵（今常德）后，又在此地观音阁讲学。参与听讲者，除前述蒋信和冀元亨之外，还有王文鸣、胡珊、刘□、杨礿、何凤韶、唐演、龙翔霄等，他们都是常德人。因资料缺乏，无法详细介绍他们的生平。

二、“楚中王门”之外的王阳明湘籍弟子

除了上述“楚中王门”所说的王阳明嫡传弟子之外，据《湖南通志·人物》记载，还有一些王阳明的嫡传或再传、三传湘籍弟子。现择其主要者简介如下：

王朝仰，字子高，桂阳人。他初从王阳明弟子邹守益游。一日，闻王阳明“心斋”之学，往从之。数日大悟，遂究心《易》旨，毅然以圣贤为必可至。年三十卒。

洪云蒸（？—1634），字化卿，号紫云。攸县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他开始到江西很有名望的刘沪潇先生门下读书，很快就进了程朱理学之门。后来他钻研王阳明学说，废寝忘食，手不释卷。他信服王阳明的“致良知”、“用良知”、“知行合一”的哲理，慨然说：“为人须如此。”他认为“致良知”就是要兴教育，育人才；“用良知”就是要为人民办事；“知行合一”就是要身体力行，不畏艰险。他筹款创办了金仙书院，扩建了书斋和宿舍，邀请有志研究理学之士来院讲课，弟子遍及湘东诸县。

吴道行（1560—1644），字见可，号嵝山。善化（今长沙）诸生。因历乡试不果，终未走上仕途，一生以讲学授徒为业。万历十年（1582），张元忭讲学岳麓书院，已逾“而立”之年的吴道行，从游其门下，与之“大畅良知孝弟之旨，一时遂相引重”，深得张元忭的赞赏。其时，被张居正禁废的长沙惜阴书院恢复，吴道行被聘为山长。崇祯六年（1633），他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十年。他究心经济，凡论兵储马政、兴革利病，当道多采纳之。

向淇，字子瞻，号望山。沅陵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少从蒋信游。聚同志讲学甘泉书院，以体认为宗。曾官南京户部主事、四川佥事、广西参议，后转云南兵备道。向淇在莅官之前，曾向蒋信请教以《大学》之旨为其从政的指导思想时，蒋氏回答说：“诚使夫人有见于吾之与家国天下，同出于宇宙一大胞胎，天地一大父母，其纯粹至善之矩在吾心者，不能异于家国天下，而在家国天下者，亦不能有异于吾，则其视家国天下也，不亦犹夫人之视其同室与其兄弟矣乎？”（《蒋道林文粹·贺向子望山序》）这是告诫向淇要以“宇宙一大胞胎，天地一大父母”的心胸从政，向氏在从政过程中，遵守蒋信的教导，所至访求忠贤，问政申冤，兴学育士。

刘尧诲（1522—1585），字君纳，临武人。少喜泰州王艮之学。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居官时，到处兴学育才。巡抚江西时，创建濂溪书院，并亲自作记。在两广时，适逢张居正令毁书院，他抗命不遵，以此两广书院得全。卒赠太子少保。

曾朝节（1534—1604），字直卿，号植斋。临武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乡试第十名。当二十四岁时，跟随程天津潜心研究王艮的“格致之学”。程天津曾问曾朝节何以号植斋？曾朝节答道：“节固欲自立也，植则卓然无不立耳。”程天津说：“心为性命之宅，诚欲自立，必于性命沃之，当无不茂。”曾朝节十分敬佩程氏之说，从此更加“摄气敛神”，每日与诸先生考证、切磋。中探花后授翰林编修，任职史馆，充《大明会典》纂修官。他持论公正，从无过激之词。每次因事进谏，措词委婉，循循善诱。遇事则多方启迪，力求达于正道。光宗待他以宾客之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湘籍及门弟子多为沅陵、常德士人，这与王氏当年路过这一带有关；而王氏的再传、三传湘籍弟子则多为湘中、湘南士人，又与王氏之非湘籍及湘籍及门弟子大多在这些地方活动分不开。

三、王阳明外省籍弟子在湖南的活动

除了上述王阳明的嫡传、再传湘籍弟子之外，还不少王氏的嫡传或二、三传外省籍弟子到湖南任官或讲学、参访。其中著名者有：

季本（1485—1563），字德明，号彭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师王阳明。其学贵主宰而恶自然。他在任南京礼部郎中时，因事被谪判辰州。嘉靖十八年（1539）升长沙知府，又因锄击豪强过当，乃罢归。《岳麓志》说他在任长沙知府时，重修岳麓曲水亭，增置书院学田一百四十亩，廪饩诸生，敦延郡人熊字主教事，“道风宦泽并脍炙人口”。

徐珊（1487—1548），字汝佩，浙江余姚人。少受学于王阳明。嘉靖二年（1523）以举人赴南宫，试策问心学，实诋阳明也，珊不对而出。嘉靖二十年（1541），官辰州府同知。后因侵饷被朝廷追究而自缢。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抹煞他在弘扬王学方面所作的贡献。当他抵辰州同知任后，便到虎溪寻访王阳明讲学遗迹，于是在龙兴寺附近修虎溪书院，构建了修道堂。第二年，王阳明另一弟子梁廉来辰州府任通判。廉字定斋，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当王阳明主讲会稽时，他经常与徐珊侍王氏于鉴湖。徐珊后来又拜梁廉为师。梁廉到辰州之后，在虎溪书院修道堂之侧修见江轩，广招当地士人，相与讲论。由是阳明之学大倡于辰州。

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邹氏开始见阳明是为了请王氏为其父作墓表，并无向其求学的目的。但是，当时他住在王家，王阳明朝夕与他讲学，他忽然省悟到：“往吾疑程、朱补《大学》，先格物穷理，而《中庸》首慎独，两不相蒙，今释然，格致之即慎独也。”遂从阳明受学。《明儒学案》说邹氏之学，得力于敬。邹氏认为所谓“敬”是“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就是通过致良知形成自己的独立主见，这样遇事就会以恭敬、端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也就是王夫之讲的邹氏“以真知实践为学”。《南岳志》说，邹守益在嘉靖中曾讲学石鼓书院，尝登南岳，息方广寺，有诗，并建东廓书院于南台寺左。著有教言二十五篇。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官至翰林院修撰。幼闻阳明讲学虔台（南赣巡抚衙门设在赣州，俗称虔台），心即向慕，当《传习录》出书后，读之至废寝忘食。其学始致力于践履，中归攝于寂静，晚彻悟于仁体。他与衡阳祝咏交好，尝同游南岳，并为衡山县令章宣重修之《南岳志》作序。又与高台寺僧楚石为方外游。楚石以外丹授之，他说“吾无所事此也”，但植松寺后，人呼念庵松。

张元汴（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为王畿弟子。但是他不赞成王畿只谈本体而讳言功夫的观点，而认为“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功夫也”（《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五》）。万历十年（1582）至长沙并讲学岳麓书院。

邹元标（1555—1624），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师欧阳德、罗洪先，得王阳明之传。这年九月二十六日，首辅张居正父亲病死，张居正居丧不丁忧，元标三次上疏反对“夺情”，认为“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与禽兽无异，被廷杖八十，发配贵州都匀卫六年。邹氏潜心钻研理学，学以大进。张居正死后，邹氏擢吏科给事中。在从贬所赴京途中，他路过长沙，寓居岳麓书院并讲学，诸名士从之游。

邹善（1521—1600），字继甫，号颍泉。为邹守益之子。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由比部郎、藩臬使官至太常寺卿。他认为，“学莫切于识仁。仁，人心也。”又说：“知事外无仁，仁体时时流贯，则日用之间，大而人伦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这说明他继承了其父邹守益的真知实践之学。尝游南岳。

邹德溥，字汝光，号泗山。为邹守益之孙。他继承其祖父邹守益“戒慎恐惧，常精常明”的思想，说：“愚以为离却戒慎恐惧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他也曾游南岳。王夫之在《莲峰志》中说：邹氏一家“俱以文章儒术著隆（庆）、万（历）间，先后游方广，有诗、记。三世于岳唱叹相躅，明兴一氏而已”。四、湛若水的弟子在湖南的学术活动

湛若水有一个弟子蔡汝楠曾任衡州太守。他任职期间经常讲学石鼓书院，因而培养一批继承湛氏心学思想的弟子。

蔡汝楠（1514—1565），字子木，号白石，浙江德清人。八岁侍父听讲于湛若水座下，每有所解悟。可见，他们父子两人都是湛若水的弟子。年十八中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职行人，不久升刑部员外郎，迁职南京刑部，与尚书顾麟引为忘年交。后改任德州（今属山东）知府。丁忧归，起为衡州知府。在衡五年，始终以礼教民，民风渐趋循谨。又兴学课士，简拔贤才。以治行卓异，升四川按察副使。去任后，郡人立“衡湘书院”以祀之，亦称“白石讲院”。黄宗羲说他“师则甘泉，而友则皆阳明之门下也”。例如，当泰州学派的赵贞吉（大洲）来石鼓时，“为之开拓其识见。江西以后，亲证之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于是平生所授于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学，始有着落”。（《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四》）蔡汝楠的“随处体认天理”之学，有以下特点：

首先，他和湛若水一样，不赞成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古今人良知天理之学，似说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无实得。圣人发蒙在亨行时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必须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谓之时中。不然，非惟无益于人，抑且有乖于道。”（《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四》）可见，在蔡氏看来，良知天理这种可亨美之道，圣人在传授它们时是要讲究时机的，是不能轻易谈论的。而王阳明开口闭口“致良知”，显然是把“良知天理之说”说得太容易了。

其次，他接受了湛若水“宇宙一气”思想的影响，也将性、命之类说成“气”。他说：“五福六极，气之不齐也。阴阳变化，其机莫测。圣人之心，真知阴阳消长之故，谓之知命。命不离乎气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四》）所谓“五福”“六极”均出自《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蔡氏将贫、富、忧、寿考、凶、恶等社会现象或道德现象，统统归结为“气”，与湛若水、蒋信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替他们的“随处体认天理”奠定哲学基础。

第三，蔡氏和他的老师湛若水一样，突出地强调“随处体认天理”的方法是“敬”。他很推崇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居敬”思想：“胡五峰曰：‘居敬所以精义。’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见朱子居敬穷理之说，未尝分为二也。孔门以主敬为求仁，五峰又以居敬为精义，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备矣。”所谓“义”即理，“精义”即“穷理”。所以蔡氏将胡宏的“居敬精义”与朱熹的“居敬穷理”统一起来加以论述。而“精义”、“穷理”与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也是一个意思。《湖南通志·人物》伍定相条称：“时衡阳守蔡汝楠讲良知之学，增城湛若水数至石鼓讲论。桂阳曾朝节、刘尧诲及县人王万善等应之。定相尤有时名。”此处所说的“良知之学”应为“随处体认天理”之学。尽管在表明湛、蔡学说时有不准确之处，但它却说明，湛若水及蔡汝楠在湘南培养了一批心学弟子。伍定相（？—1626），字学父，一字玉铉，号学甫。衡阳人。万历时贡生。十三岁即通诸经、性理、通鉴诸书。稍长，更纵览群籍，褐衣敝屣，设馆授徒以养母。性静默寡言。当湛若水、蔡汝楠在石鼓书院讲随处体认天理之学，伍定相与曾朝节、刘尧诲、王万善等相与应和，伍名更盛。伍氏动静语默，必与张载、李侗相吻合。为学综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以淹贯为主。万历中，入南京国子监，曾上安民定乱十三策。喜呤咏，谓诗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诗于文，则文不宣理；合文于诗，则诗不达情。选汉魏十一代诗文各成一部，名《二垒》。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叔父王廷聘曾从其学，深受影响。王夫之在《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中说：“先君子少从乡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受业，先生授徒殆百人，先君子为领袖。虽从事制义，而究极天性物理，斟酌古今，以发抒心得之实。”就是说，王朝聘等人从伍氏主要是学如何做八股文，但伍氏并不以教学生从形式上把握做八股文的诀窍为限，而是告诉学生们要究极天性物理，斟酌古今，才能在内容上把八股文做好。可见，王朝聘兄弟是蔡汝楠的再传弟子，湛若水的三传弟子。